商洛位於陝西省東南部，言其境內有商山、洛水而得名。

商洛之名始於漢代，在漢朝及其之前則是上雒(縣）和商(縣)的地域合稱。

商洛在戰國時屬商鞅的封地，和毗鄰的於地，統稱為「商於」之地。先後分屬楚、晉（魏）、秦，最後統一於秦。秦孝公後因衛鞅破魏有功，將衛鞅分封"於商"十五邑。地域約秦嶺至「城商塞」武關前後的商於六百里地域。故稱其為「商君」、「商鞅」。

近代出土文物帶有「商」字的瓦當，確認系公元前340年秦封給商鞅之封邑所在。

關於商人先祖「契封於商」的說法，史書中的記載甚為明確：

《左傳·昭公元年》："後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

《昭明文選》引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

大辰，指大火，即心宿二；亦指伐星與北辰。見《爾雅·釋天》:"大辰，房、心、尾也。"

《左傳·襄公九年》："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入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爾雅·釋天》：咮謂之柳。柳，鶉火也。

大火是十二星次之一，源於中國人民對遠古的星辰自然崇拜，是中國古代神話和天文學結合的產物。與十二辰相配為卯，與二十八宿相配為氐、房、心三宿。按《爾雅》，曾以房、心、尾三宿為標誌星。據《漢書·律曆志》載，日至其初為寒露，至其中為霜降。明末後譯黃道十二宮的天蠍宮為大火宮。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飢。"

龍星，一種意義是"七月流火"所指的大火星；夏曆"七月流火"，天氣開始轉涼。"大火"是星名。按照中國傳統的"三垣二十八宿"的天區劃分，"大火"星屬於心宿，即"心宿二"(Antares)，因色紅似火，得名大火。

在古代，心宿是河南商丘（宋國）一帶地區的分野星。

商星，即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也稱"大辰"、"大火"、"龍星"。商星是古代殷商信奉的守護星，上古時期，帝嚳高辛氏封其長子閼伯於商丘，閼伯是帝堯陶唐氏的火正，以火紀時，祭祀大火，所以商人將龍星作為商星。

後世《漢書·地理志》也有明確記載：

「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

商國，《康熙字典》載：商，國名。【詩·商頌譜】商者，契所封之地。【疏】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為代號也，服虔王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云：相土契之孫居商丘，湯以為號。又書序王肅注亦云：然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其文甚明。

晉杜預《春秋釋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以及《路史·國名紀》、《括地誌》等書，均承襲此說。

唐 杜佑《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七州郡七：「宋州今理宋城縣。高辛氏子閼伯所居商丘也。」

《辭海》：「商，古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商始祖契所居。」

很明顯商國就是指現在的河南商丘。

那麼歷史上為何又有「契封於商洛」的說法出現呢？

在公元前二世紀，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寫道：「殷契……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然而司馬遷沒有指明「商」的地望，後世學者便各抒己見，為「商」定位。

東漢鄭玄認為：商在太華之陽，但沒有指出具體的地點。

而最先把「商」和商洛連在一起的是西晉學者皇甫謐。他在《帝王世紀》中寫道，「商契始封於商，在《禹貢》太華之陽，今上洛商是也」，並批評了別的觀點，說「而學者以商丘為契封，謬矣」。

在他之後不久，北魏初的闞駰、南朝宋的裴駰都接受了皇甫謐的觀點。特別是北魏末期我國古代著名的地理學家酈道元不僅也接受了商洛之說，而且還認為「殷商之名起於此矣」。他將前人的認識更推進了一步。

《水經注》：（丹水）又東南過商縣南，又東南至於丹水縣，入於均。丹水: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太華之陽。皇甫謐、闞駰並以為上洛商縣也。殷商之名，起於此矣。

後世《史記·秦始皇本紀》引《括地誌》言：「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契所封也。」《水經注》曰：丹水自上洛經商縣南，契始封此。契即帝嚳之子。虞司徒契佐大禹治水，以功封商，是為商國。隨著朝代的更替，地方建置先後為郡、州、路、道、區、分區、專區、地區，稱謂不一，隸屬各異。」

唐代，又有兩位學者沿襲皇甫謐之說。一是貞觀年間的蕭德言，他在《括地誌》中明確指出：「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契所封也。」二是開元年間的張守節，他在為《史記》所作的「正義」中照搬了《括地誌》的說法。

宋代著名史學家鄭樵在其《通志·商都》中說：「契封於商，後遷於毫，商即商洛，今為商州」；「商本山名，在州東南，周秦為商於地。故漢以名縣，後周以名州」。

近代著名學者魏源將契的始封地與湯的西毫聯繫起來，提出湯的西毫在商州。現代學者蒙文通亦謂商州為湯的西毫，且「為契之舊居」。董立章則說：「堯發現契在北方勢力漸強，故改封商丘，後至舜則又改封陝東商洛，又因輔禹治水之功而復封商丘。」

自西晉學者皇甫謐首倡「契封於商洛」以來，酈道元、鄭樵、魏源等著名學者緊隨其說，因而給商洛各種地方志書的編寫沿襲提供了史料依據。

後人對商洛的遠古史也多有稱譽。如：舜之子義均封於商洛，故稱商均；均子季厘等九人俱封於商洛，故曰九商，死葬山陽縣城附近；商族始祖契被舜授為司徒，掌管天下教化，被後世稱為教育鼻祖，他的封地就在今商洛丹鳳縣城附近；契之子昭明，孫相土皆居商洛，且相土在此地發明了馬拉車，使貿易日盛，世傳「商業」一詞便發源於此地；商洛境內的商山，形似商字，倉頡依此山形造出商字，湯建立王朝便以此山為名，稱商朝，等等；

今《商洛地區志》引：「《史記·殷本紀》載，契(xiè)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商，國名也。《史記·秦始皇本紀》引《括地誌》載：「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契所封也。」《水經注》曰：丹水自上洛經商縣南，契始封此。契即帝嚳之子。虞司徒契佐大禹治水，以功封商，是為商國。隨著朝代的更替，地方建置先後為郡、州、路、道、區、分區、專區、地區，稱謂不一，隸屬各異。」

由此可見，皇甫謐首倡「契封於商洛」的說法對後世的影響相當久遠。

我國老一輩著名史學家對此問題的看法

近代以來，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思勉、白壽彝、譚其驤、史念海等老一輩史學家研究商人歷史的著作，發現他們當中無一人同意契封於（或居於）商洛的說法。

郭沫若認為：契的居地在今山東滕縣，其子昭明遷於砥石（今河北砥水流域），昭明子相土又遷居到商丘（今河南商丘），相土後來將勢力擴展到泰山附近，該地被稱為「相土之東都」（《中國史稿》）。

范文瀾明確指出：「契部落居商丘。」（《中國通史簡編》）

翦伯贊則認為：「商族的最初出發點，是在今日河北平原北之易水流域，後來遷到了渤海沿岸……『相土之東都』，以今日地理言之，當在遼東或朝鮮。」

白壽彝觀點，則認為商族起源於河北南部的漳河流域，「商族即由漳水（古或稱滳水）而得名」。

譚其驤主持的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修訂的權威工具書《辭海·地理分冊（歷史地理）》對「商」的解釋十分明確：「商，古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商始祖契所居。由地名成為國族名。」

史念海先生早年與顧頡剛老先生都主張殷商民族起源於東方（東北或河、濟之間）。近年來，他先後在兩部著作中都認為：商和商丘可能是一個地方，都在河南商丘一帶，但又指出，由於商丘至今未發掘出來商族早期活動的遺蹟，故對商丘也不能肯定。

據朱鳳瀚等先生研究，就整個中國史界而言，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關於商族起源地的說法，不下十來種，但極少有人堅持商洛說的。這就是說，經過六七十年時間對歷史文獻的研究，我國史界普遍否定了商洛說。其理由似乎很簡單。呂思勉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契之本封，鄭玄、皇甫謐之言，蓋因後世地名而誤。」李學勤先生也說過類似的話：「因為商代過於古遠，後世地名相同或相似的又多，單純互相比附，即使找到一串共同的地名，終究是有些危險的。」對此深有感觸。商先公居地名「商丘」者至少有三處。湯都名「毫」者至少有五處（尚不算名「博」、「薄」、「蕃」「番」者）。古人有將早先居地之名搬到新遷之地的習慣，給後世造成了異地同名的混亂。加之「有關殷商史的文獻實在少得可憐」，而且支離破碎，含糊不清，因此，沒有考古學的證據，單從研究古文獻入手，是不能徹底弄清商族起源問題的。「考古發現將成為中國歷史學研究的新的增長點」。

考古學已經證明：商洛不在先商文化區

先商文化的概念是我國著名考古學者鄒衡先生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來的，已被我國考古學界所認同。它是指自契至湯十四代商人先公們所創建的有別於同時代的夏族，周族、夷人等創造的文化，它是湯建國後的早商文化的一個源頭。正因為它有商族自己的特色，便能成為學者們探尋湯建國以前諸先公活動蹤跡的依據。

由於自契至湯建國所經歷的時間，大體上與夏王朝相一致。這就給探索先商文化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稍不注意，便會將先商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夏文化）混為一談。鄒先生經過長期、艱苦的探索，於1978年提出河北省邯鄲澗溝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遺存為先商文化，並劃分出漳河型、輝衛型的鄭州南關外型。我國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先生將此遺存稱為下七垣文化，並將其分為三期。沈勇則將保定以北的此類型遺存命名為先商文化保北類型。

鄒先生指出：「先商文化問題，實際上就是要尋找商文化的來源……按照我們的論點，早商文化（二里崗型）直接來源於先商文化的南關外型，而南關外型又來源於先商文化的漳河型。他認為：成湯以前，商人活動地區的中心地點即在滹沱河與漳河間。「漳水當初或即叫滳水」，「考古學證明，這個名商的地區就是今漳河地區。」[後來商人活動逐漸南移，便有輝衛型和南關外型，1999年，鄒先生又指出：「《世本·居篇》云：『契居蕃』為根據地。《史記·殷本紀》亦曰：契『封於商』。商的地望，結合『蕃』（今河北平山附近）地看來，今漳河地區當是商人最早活動的地區。鄒先生還考證了這一地區關於商人祖先的傳說記載，結合這裡的考古發現，將這一地區稱為「商文化的『老家』」。

對於半個世紀以來史界比較流行的「山東說」和「遼西說」，鄒先生認為：「現在從考古發現來看，相當於先商時期的文化，在山東省為岳石文化，在遼西者為夏家店下層文化早期。這兩種文化與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商代前期文化差別均甚大，彼此並無明顯的淵源關係。前二者決不可能是先商文化。所以，目前考古學界一般都不採用此說。」

至於「豫東（商丘）說」，鄒先生仍認為從考古學上找不到證明。對於契孫相土所居，鄒先生認為，相土的西都應在契的居地，即今河北滹沱河一帶，後徒東都，即今河南濮陽（古亦稱商丘）。

鄒先生先商文化說已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當然不排除在個別問題上有不同看法）。白壽彝先生稱鄒先生「對商周考古有開拓之功」。他在總編目前我國最大規模的《中國通史》時，對於殷商史，就完全請鄒先生執筆。李學勤的《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民與張國碩的《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季的《千秋索引，百年尋覓》（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王玉哲的《中華遠古史》（上海人民出版杜，2000年），董琦的《虞夏時期的中原》（科學出版社，2000年）等近年出版的著作，都採用了鄒先生的觀點。2000年5月26日，《光明日報》「史學」專欄發表陳旭先生的文章：《鄒衡先生與夏文化探索》，高度評價鄒先生關於先商文化的研究成果，「解決了商族起源問題，使中國古代信史從殷墟晚商推進到先商時代」。這一評價，確實道出了中國史界與考古學界同仁的共同心聲。

既然商族起源問題已由現代考古學成果所解決，那麼，陝西商洛不是商文化的老家，不是契及昭明、相土等的封地（或居地），則是確定無疑了。

而根據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先商文化是以漳河類型為主體向外擴展的，在其中期（即冥，振、微時代），商族先民經濮陽地區直驅南下占領豫東杞縣，「到先商文化晚期，揮戈西向，占領鄭毫，建國立業」。

由此看來，契，昭明、相土時期，商族先公們尚未南下，到冥，振、微時期南下時選擇的是東南方向，也未繞道西南方向到商洛活動。從商洛現有的考古資料分析，也絲毫看不出商族先公們在此地曾經留居過的蹤跡。商洛比較有名氣的考古學文化遺存是1953年發現的商縣紫荊遺址。這裡的主要內涵物是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遺存。其上疊壓著龍山文化時期的客省莊文化遺存。客省莊文化並非先商文化的淵源。先商文化是在以河南安陽為中心的後岡二期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紫荊遺址還有二里頭文化二里頭類型早期第1組遺存，「屬於河南夏文化向西擴展的結果」。這就排除了商族先公們曾經在此駐足的可能。

幾年前，商州市（即商縣）附近東龍山磚場取土時發現了一處疊壓著夏商周三代遺存的生活區。當時曾引起轟動。有人認為，這次可望見到商族始祖們在此活動的證明了。當時，我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組首席科學家李倍謙親來考察，後來將「商州東龍山文化分期與年代測定」列入斷代工程的增設專題中。鄒衡先生也曾兩次前來考察。但他們返京之後，至今未見發表修改原來觀點的文章，說明商州東龍山遺址只能為夏商周斷代提供參考，並不能證明此地有先商文化的痕跡。有學者還曾就此事請教過鄒先生的高足董琦先生。他回信說：「到目前為止，商洛地區尚未發現先商文化時期的商文化遺存，亦未見有此類文章材料發表。」

總言之，無論是整個中原文化區，還是地處一隅的商洛地區，其考古學遺址都一一證明：商洛與契等商族先公們確實無緣。

參考資料

《商洛地區志》，方誌出版社

《康新字典》（ 康熙字典解字．在線新華字典詞典）

《左傳》、《爾雅》註疏

《春秋釋例》，晉，杜預著。

《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撰。

《通典》杜佑著

《辭海》，舒新城主編

《史記·殷本紀》，司馬遷著

《中國史稿》，郭沫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