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四獅亭牌坊）
潮州牌坊街有一座俗稱為「四獅亭」的石坊，坊主是澄海籍的唐伯元（字仁卿，號曙台）。該坊的坊匾分別為：「理學儒宗」、「銓曹冰鑒」。
唐伯元有《易注》、《禮編》、《道德經註解》等十多部著作，天啟五年（1625），明熹宗賞賜贈「理學名卿」牌匾，故石坊用「理學儒宗」來表彰他這位「嶺海士大夫儀表」在儒道方面的貢獻。
吏部是中央六部之首，東漢稱為「吏曹」（曹是古代對官署、部門的別稱）。負責官員選舉、品階、封爵、考課之事，下設文選、司封、稽勛、考功四司，文選司亦稱「銓選司」，別稱「銓曹」。
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秋，唐伯元由尚寶司丞升調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副司長），歷考功、文選司郎中（司長）。故「銓曹冰鑒」，意指他在吏部任職時，能恪盡職守，不謀私利，品格如冰清玉潔，銓選能明察秋毫（鑒，原指銅鏡）。
（明·唐伯元畫像）
吏部在很大程度上能左右官員仕途的順逆。文選司又直接掌管官吏班秩（即地位、級別）升降、任所或部門調動的推薦工作，可以說是一個位不甚高而權極重而且是極繁忙、極敏感的人事部門，因為，官場中的「潛規則」、各種各樣的人際關係如同宗同族的「族誼」、同省同縣的「鄉誼」、數輩相交的「世誼」、夫婦雙方遠近親屬結成的「姻誼」、同榜同科的「年誼」等等，無不影響著考評與選拔的進行。到了萬曆中期，這種種關係已經發展到使整個文官集團分為若干派系，互相援引或者互相攻訐的地步。所幸的是，其時之吏部尚書孫丕揚是一位以「矯然有風裁」、「挺勁不撓」而享有清譽的大吏，唐伯元亦以淡薄清節為人們稱頌，兩人主持選拔工作，百官都不敢靠各種關係來謀職。然而，在宮中掌著實權的宦官們的請託，卻使他們頭痛不已。當時，神宗萬曆帝由於在冊立太子的問題上與朝臣意見不合，臨朝問政的次數越來越少。朝臣們處理政事的各種奏摺，須由內閣轉送宦官，然後才到達神宗手裡。實際上，皇帝身邊的太監，擁有替皇上閱讀、處理這些奏章的責任與權利。許多奏章都是由他們過目後，用口頭扼要彙報給皇上聽。對各種奏章的解決意見，也由他們傳達給內閣，這些干預朝政的大太監，他們的權勢甚至超過六部尚書。但是，這種權勢不能公開出現在朝廷上，於是，請託就成為這些有權有勢的宦官們干預政事的一種手段。朝臣們對頤指氣使的宦官無可奈何。為了在官員選拔方面杜絕這種來自各種各樣的權貴請託的積弊，孫丕揚與唐伯元擬定並實施了掣籤選官法：將全國分東北、東南、西北、西南四大地域，在竹籤上寫著任職地名，讓經過考核、有資格參加候選的官員自己抽掣，按簽委任。至於因為地僻職位少，或者有起復原官、調動職務的情況，造成人浮於缺，則借相鄰近的地域來通融。
（潮州「銓曹冰鑒」牌坊）
實施掣籤法，請託者再不能依仗權勢來左右吏部的選拔工作。儘管有人批評這種方法不能「辨才任官」，帶有聽天由命、「碰運氣」的傾向，大多數應選官員卻盛讚吏部的新辦法公正無私。平心而論，在以人際關係為本位的中國宗法制社會，要完全避開各種請託和營私舞弊幾乎不可能。既然如此，退而求其次，把暗箱操作改為相對的公開透明，掣籤選官也不失為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由於可行有效，直到清代仍在延用。
（唐伯元銅像）
唐伯元在吏部郎任職期間，把全付心血都用在選拔制度的健全與完善上面。正如他在《請告疏》中所說的：「受事以來，日與堂官（指尚書）計議如何一清銓法，如何一洗積弊。凡利在百代、害在一時者必行，不敢少貶以徇浮議；凡利在部內，害在部外者必革，不敢姑息以市恩私。」但積弊實在太重了，要完全消除十分困難。何況，神宗皇帝雖懈於朝政，卻擁有任免官員的絕對權力。他「雖以夙望用（孫）丕揚，然不甚委信。有所推舉，率用其次。數請起廢，輒報罷。」因此，吏部上報的奏疏大量滯留宮中，一概不加答覆。唐伯元眼見大批赴吏部候選官員累月經年地苦待著，「賢愚同滯，朝野咨嗟，莫知其解」，以致「逢人則面赤，捫胸則內愧」，知道自己的心血多半白灑了。加上他向來有脾胃之疾，長年操勞，更使「脾胃愈弱，精神恍惚，足力不支」，於是在萬曆二十四年夏天給神宗上了封《請告疏》，乞准離職治病，但萬曆帝卻遲不批覆。而在上年底到本年春天，「以志不行，已懷去志」的孫丕揚曾十三次上疏告假亦得不到神宗的批覆。不久，唐伯元又上《再請告疏》。本來，他在吏部任期將滿時，部議曾推薦他出任太常寺少卿（正四品上階），但奏疏的批覆卻宣布他改任江西饒州通判，這更使他心灰意冷，乃決意辭官歸隱。回到潮州後，在西湖山北麓壽安寺旁建有石室居住，周圍栽種成片梅花，名曰：「梅花莊」。在這裡掩扉讀書，與梅為伍。第二年（1598）夏四月二十七日，唐伯元病逝於潮州城，享年五十有八。
來源：潮州日報
作者：陳賢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