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此後，明朝經歷了洪武、建文、永樂、仁宣四個較為強盛的時代。最終在明英宗時期（1435—1464年）走向了衰落，其標誌性的事件就是1449年的「土木堡之變」。明朝從建立，到衰落，只用了70年的世界。70年，漢朝才剛進入武帝時代，唐朝還未出現「開元盛世」，清朝還在康熙年間（以1644開始算），可見明朝衰落的速度之快。明朝的衰落，不僅僅是體現於表面的軍事失敗，還在於深層次的政治腐敗和經濟破壞。小編就試圖深入政治和經濟探討下明朝的衰落之路。

一，土地兼并問題和賦役繁重

明朝初期的70年，全國的農業總體上處於一個恢復的狀態。然而，由於政府採取了高壓的政策，使得民間的經濟發達難以有所突破。首先，就是土地的兼并問題。為了限制土地兼并，明朝制度了十分嚴格《魚鱗圖冊》，並以此作為納稅的依據。然而從洪武年間開始，土地兼并就已經興起。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全國占地7000頃以上的14000多戶。加上明朝的賦役較重，使得當時的許多農民並未得到安居樂業。

當然，明朝地方的土地兼并是比不過屯田的。朱元璋時代，為了解決軍隊的糧食供應問題，於是制定了屯田政策，往往屯田的數量會占據一個省耕地的一半。《明會典》記載陝西省洪武二十六年的田土共計31萬頃，位居全國第八，但是其中軍屯就占據了16萬頃，占據一半多。當時山西有190萬人口，就只能耕種剩下的15萬頃土地，因此被稱為「窄鄉」。

史料記載朱元璋時代的田租較低，但是國家又通過種種的方式將服役加重了。首先，明朝將人民劃分為了三個等級。第一級是宗室、官紳和文人，他們不用承擔賦役。第二級就是平民，是征派賦稅的基本群體，包括一半的平民和庶族地主。第三等級賤民、奴婢、佃仆等，他們被列入黃冊，但是沒有政治權力，和主人家有嚴格的隸屬關係。由於第一等級不用賦役，因此平民的負擔就空前加重了。對於官府分派下來的賦稅，鄉紳、地主往往採用「飛酒」、「詭寄」、「包納」等手段逃避，向農民轉嫁,這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洪武年間，大學士周敬心就上疏說：「方今力役過煩，賦斂過厚。」。

在明朝建立了前70年時間裡，農民起義就比較頻繁。根據張顯清先生《明代政治史》的統計，在洪武年間，明朝共發生了190多次農民起義，而朱元璋之後，明朝的農民起義更是多如牛毛，數不勝數。吳晗先《簡論明史》概括:「明朝歷史上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明代建國之後就發生農民戰爭…明代農民戰爭次數之多任何一個朝代都不能比。這是一個農民戰爭的時代」。

二，一直困擾明朝的財政危機

財政危機是一直困擾明朝的一大難題。首先，明朝的財政收入較少。由於明朝嚴厲打擊商業，推行了重農抑商、海禁等經濟政策，導致商業發展比較落後。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明朝的商業稅收為每年「一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兩有奇耳」，也就是13萬兩白銀，只占全國稅收的5%。因此，農業稅收成為了全國稅收的支柱。作為對比，北宋時期的商業稅收為800萬兩，占據總稅收的70%。宋朝的商業稅率為5%，明朝為三十稅一，稅率相差不大，然而稅收卻相差60倍，可見明朝工商業發展遠遠落後於宋朝。明朝的財政收入依賴於農業，從而導致明朝的財政收入十分匱乏。

在明朝初期，明朝的軍田是國家財政收入最大的來源。明代永樂元年，全國軍屯田子粒2300萬餘石，而當年全國稅糧不過3100餘萬石，軍屯田收入占全國稅糧的百分之七十多。這種屯田的方式，一方面有利於減少軍費開支，一方面又提供財政收入，朱元璋曾說：「吾養兵百萬，不用百姓一糧」。但是這完全是建立在對軍籍百姓殘酷的剝削基礎之上的。因此，軍籍戶口的逃散在永樂之後就十分嚴重。根據《明英宗實錄》載，當時全國「逃故軍士一百二十萬有奇」，約占當時全國軍隊總數的一半。屯軍逃亡，使得大量的土地荒廢，如榆林地區「屯田荒蕪者強半」。明英宗時期，明朝的軍屯也名存實亡了。軍田的荒廢，使得明朝政府不得不拿出更多的財政收入來維持一直龐大的軍隊。

除了軍隊需要養，其官員和龐大的宗室人口也需要養。根據《明史·劉體干傳》對歷朝歷代的官員也有一個統計數據顯示，「歷代官制，漢七千五百員，唐萬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四千員。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而《廣陽雜記》中記載，早在洪武年間，明朝就有「武職二萬八千餘員」。這一對比，明朝的官員數量堪稱歷代之首，是宋朝的幾倍。另外，明朝的宗室也是一個十分龐大的人口，根據相關資料顯示，明朝的宗室人口到明末已經上百萬，在明中期也不是小數，是「千古所未有也」的事情。這些宗室不僅需要國家高額的俸祿來養，還會在地方兼并土地，給地方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顧炎武曾對他們評價道「為宗藩者大抵皆溺於富貴，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者則游手逐食，靡事不為，名曰天枝，實為棄物」。

明朝財政在內部的開支很大，對外部的開支也是十分驚人。從朱元璋開始，明朝就大力推行了「朝貢貿易」，通過「薄來厚往」的方式製造「萬國來朝」的假象。這就需要明朝拿出巨大的錢財來進行「回賜」了。和明朝進行貿易的不僅有南洋、東洋各國、中亞各國，還有吐蕃、女真、瓦剌、韃靼、關西七部、兀良哈三部、三宣六慰等。他們為了獲得明朝的財富，往往加大來朝規模和頻率。加上永樂時期的南征北戰、下西洋、營造北京等項目，使得明朝的國庫在仁仁宣時期就已經出現了空虛的局面。

明朝還出現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矛盾。明朝國家財稅收入大部分歸於中央，少部分存留於各級地方政府。因此，地方總是出現財政不足的局面。為了維持地方政府職能的發揮，地方官員不得不設法斂取資金，強行增加苛捐雜稅。顧炎武認為，明朝的地方官員除了舉債和貪污之外，根本無法赴任。因此，明朝的地方財政政策不僅沒有起到節約的重用，反而導致地方官員貪污腐敗成風。

三，宦官專政和政治腐敗

朱元璋時期，廢除了丞相制度，使得天下政務政務都由皇帝處理，導致政務繁多。這就為了宦官專權埋下了隱患。朱元璋也對對宦官也抱有很強的戒心，他曾在宮中立下了「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的禁牌。但是從明成祖之後，就對宦官「多所委任」，開始對給與宦官以重要的官職，《明史》載：「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朱棣還教宦官讀書識字，「選教官人內教習之」。明成祖時期，設立了東廠機構，東廠和錦衣衛存在著密切的聯繫，使得後來東廠便可以操縱錦衣衛。到了宣德年間，宦官最高機構司禮監已經擁有了「批朱」的職權。明朝時期，將內閣大臣草擬的奏章處理意見稱為「票擬」，票擬之後，皇帝審定。最後用太監的紅筆抄出，為「批朱」，也稱為「批紅」。太監擁有了批朱的權力，使得太監就有機會控制朝廷。

1435年，年僅9歲的朱祁鎮繼位，是為明英宗。最初，全國政務由太皇太后張氏和「三楊」等主持，尚能保持仁宣時期的部分政策。到了1442年，張太后病死，楊榮先卒，楊士奇則因其子稷殺人被捕入獄而「堅臥不出」，而楊溥則年老勢孤」。於是宦官王振得以專權。他拆除了朱元璋立下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的禁牌，控制錦衣衛，掌控大臣的升遷。「明朝宦官專權，自王振始」。他大興土木，修建寺廟；賣官鬻爵，收受賄賂；好大喜功，三征三征麓川。使得明朝的政治迅速腐敗。

在明朝不斷衰落和腐敗的同時，北方的瓦剌卻走向了強盛。1434年，瓦剌首領脫懽統一了蒙古高原。1439年，也先成為了瓦剌首領，他進一步統一了關西七部和朵顏三部，使得蒙古的勢力進一步壯大。在王振的操縱下，當時主張改革和積極備戰的劉球被殺。兵部尚書鄺埜和廷臣一起上疏加強大同防禦的上樹也被置之不理。使得明朝邊防鬆弛。1449年，瓦剌進攻大同，王振一意孤行，慫恿明英宗率領50萬精銳部分草率出征。最終在大同土木堡遭遇也先2萬軍隊的圍攻，50萬大軍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史稱「土木堡之變」。土木堡之變是明朝由盛轉衰的標誌性事件。

土木堡之變後，也先便挾持明英宗以進攻北京，最終在於謙、王直、陳循等主戰派的堅持下，立立朱祁鈺為新皇帝，同仇敵愾，最終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而在於謙等人的治理下，明朝的邊防得到了加強，政治環境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觀。但是這一切都因為英宗復辟而流失了。1450年，也先將明英宗歸還明朝。1457年，石亨、徐有貞等將領就和曹吉祥等宦官勾結，發動了「奪門之變」，使得英宗復辟。明英復辟後，進行了大規模的「反攻倒算」，處死了于謙等一大批忠良，重用徐有貞、石亨和曹吉祥等幫其復位之人，使得朝廷又陷入了嚴重的腐敗之中。「奪門之變」後，明朝先出現了徐有貞的專權，後來又發生了曹石之變，最終宦官再次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