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政府軟弱無能、外國列強欺凌中國的時代，敦煌藏經洞文物一出土，就遭遇了悲慘厄運，流散四方，落入世界上眾多公私收藏者之手，成為中國文化史上最令人傷心的一幕，也給世界各國學者的研究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不便。時至今日，每當我們談起敦煌藏經洞文物時，都不得不扳起指頭，無奈地一一計算著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寶藏，探尋它們的下落。
斯坦因收集品
斯坦因三次中亞考察所獲收集品陸續運回英國後，按照資助他中亞之行的印度政府和英國博物館、印度事務部之間簽署的分配方案，文獻部分，凡漢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材料，歸英國博物館保存；凡于闐文、龜茲文、藏文材料，歸印度事務部保存；梵文寫本，用佉盧文書寫者歸英國博物館，用婆羅迷文書寫者歸印度事務部。其他文物材料如絹畫、刺繡、木板畫、陶器、木雕、錢幣等，在印度德里中亞古博物館和英國博物館之間平分。這樣，斯坦因收集品中的考古文物材料入藏於英國博物館的東方古物部，文獻材料入藏於東方印本與寫本部。1973年，英國圖書館獨立後，文獻材料轉歸英國圖書館，入藏於東方寫本與印本部。英國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又譯為大英博物館、大不列顛博物館、不列顛博物館）是英國國家博物館，也是全世界收藏東西方文物最多的博物館之一。斯坦因收集品入藏後，其所獲漢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材料，編為Or. 201～8212三個總號。Or. 210主要是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漢文寫本和印本，後又用縮寫S.（Steinnumber，中文作「斯」）和P.（Printedbooks，印本）加數字序號具體標示每一件文獻。S. 編號的寫本原來只有八千餘件4年，英國博物館將所藏敦煌文獻製成縮微膠捲公開出售，這套膠捲的編號只到6980號，即S. 1～6980，還有未編目的兩千餘件沒有包括在內，更不包括藏文和其他民族文字的文獻。
1957年，英國博物館負責敦煌寫本整理工作的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又譯翟理斯）所編《英國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註記目錄》出版，翟林奈的目錄著錄了斯坦因收集品中的S. 1～6980和Or 8212/1～195中的少量敦煌漢文寫本以及P. 1～19號印本，按翟氏分類，統編為G. 1～8102號。近些年來，英國圖書館修復部又陸續從敦煌絹畫、寫經、經帙等已編號文物或文獻上揭出許多殘片，在總編號後按順序增加，截止到1991年8月，已編到13677號。由於揭自經帙或絹畫的寫本殘片往往較多，各殘片又細分為A，B，C……，如S. 6998A，S. 6998B等。1991年2～8月，英國圖書館邀請北京大學歷史系榮新江先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方廣錩先生做S. 6981～13677號的編目工作，由方廣錩負責佛教文獻，榮新江負責非佛教文獻。榮新江所編《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S. 6981～13624）》一書，1994年7月由台北新文豐公司出版，方廣錩所編《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斯6981號～斯8400號）》2000年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英國博物館藏紙畫「高僧像」
也有學者指出，S. 編號雖說著錄的是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從敦煌藏經洞取得的漢文寫本和印本，但也有一些斯坦因第一、三次考察得自新疆和田和吐魯番等地的文書混入其中，如S. 5862～5872，6964～6972，9437，9464，11585，11606～11609，12579號等，甚至還混入梵文專家霍恩雷的中亞收集品，如S. 9222～9225號。另外，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時從王道士手中獲得的570件寫本也編入其中。因此，我們在調查英藏敦煌文獻時，對個別文獻要加以甄別，以免和敦煌文獻混淆。
除文獻外，英國博物館所藏敦煌藏經洞出土之絹紙繪畫，早在1921年就由斯坦因本人選取其中的48幅精美絹畫，輯成《千佛洞：中國西部邊境敦煌石窟寺所獲之古代佛教繪畫》一書，在倫敦影印出版。1931年，任職於英國博物館的魏禮（Arthur Waley，1889～1968）編成《斯坦因敦煌所獲繪畫品目錄》在倫敦出版。該書出版時，英國博物館和印度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就關於這批美術品的方案已出台，所以，魏禮的目錄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英國博物館所藏品目錄，第二部分為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藏品目錄，總共著錄絹紙繪畫、板畫、刺繡等五百餘件。魏禮的目錄對每一件繪畫品的內容作詳細描述，抄錄上面的漢文題記並譯成英文，還記其顏色、質地、大小及研究文獻。後來，留存於英國博物館的部分美術品由韋陀（Roderick Whitfield）做了系統的整理和研究，編成《西域美術：英國博物館藏斯坦因收集品》三卷，1982~1984年由英國博物館和日本講談社聯合在東京出版。
斯坦因收集品中，Or. 8211/1～991主要是斯坦因第一、二次中亞考察所得漢晉時代的木簡和木牘。Or. 8212/1～1946主要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文獻，但也有一些第一、二次考察所獲文獻。其中Or. 8212/1～159號是民族語言和漢文及民族語言文字混在一起的寫本，出土地點有敦煌藏經洞、敦煌長城烽燧、吐魯番、和田等地。在這部分寫本中，如Or. 8212/104是藏經洞出土的回鶻文《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Or. 8212/162是藏經洞出土的于闐文文獻，Or. 8212/187是古藏文《吐蕃王朝編年史》，Or. 8212/109是出土於莫高窟北區石窟的回鶻文寫本，因此，對Or. 8212/1～159中的有關敦煌藏經洞文獻，也要認真研讀，挑選出來。
英國博物館藏絹畫「引路菩薩」
P.t.933寺廟圖
P.ch.5538于闐文《于闐國王與曹元忠書》
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是斯坦因收集品的另一個重要的收藏地。它創建於1801年，是英國占領印度後由東印度公司設立的，後歸英國印度事務部管理。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後，該館又歸大英國協對外關係部，同時成為對公眾開放的專業圖書館。1982年，該館轉歸英國圖書館參考部管理，1991年與英國圖書館合併為東方與印度事務收集品部。印度事務部所藏敦煌文獻，1914年，斯坦因就邀請比利時佛學家瓦雷·普散（Louisdela Vallée Poussin，1869～1937）為敦煌藏文寫卷編目。普散生前編好了765號藏文佛典目錄，但直到1962年，他的《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敦煌藏文寫本目錄》才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目錄後面，還附有日本學者一雄所編漢文寫本目錄，著錄了136件寫在藏文或于闐文背面的漢文文獻。由於普散的目錄只著錄了藏文佛典，非佛教文書則由1903～1927年任印度事務部圖書館館長的托馬斯（Frederick William Thomas，1867～1956）負責整理。于闐文寫本主要由劍橋大學的貝利（H. W. Bailey）刊布。
伯希和所獲敦煌文獻的下落
伯希和中亞探險隊所獲得的敦煌西域文獻，收藏在巴黎的法國國立圖書館（Bibliothéque Nationale）東方寫本部。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材料,全部用伯希和的名字Pelliot標識，簡作P.，中文簡稱「伯」。
伯希和最初為敦煌文獻編號時，在漢文寫本前面為藏文寫本預留了2000個號碼，即敦煌藏文寫本(PelliotTibétain)，簡稱P.t.。這些藏文寫本由在法國高等實驗研究院任教的拉露（Marcelle Lalou，1890～1969）女士完成。拉露分別在1939、1950和1961年，陸續刊出三卷本的《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藏文寫本註記目錄》，按編號順序著錄藏文寫本，其中第一卷收P. t. 1～849號，第二卷收P. t. 850～1282號，第三卷收P. t. 1283～2216號。此外，還有大量的《無量壽宗要經》和《十萬頌般若經》寫本，拉露認為重複太多而未編目，計有P. t. 2217～2224和P. t. 3500～4500號。伯希和漢文寫本（Pelliot Chinois），簡稱P. ch或P.，編號分別為2001～4099，4500～5043，5522～6038，其中缺號的部分，是留給藏文或其他民族文字材料的，有的後來沒有使用，成為空號，即P. 4100～4499，5044～5521號。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絹畫「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伯希和粟特文寫本（Pelliot Sogdien）共30個號碼，其中一部分系移自Pelliot chinois3511～3521號。
伯希和回鶻文寫本（Pelliot Urgur）共16個號碼。
伯希和梵文寫本（Pelliot Sanskrit）簡稱P.skt.，共13件。
此外，伯希和在莫高窟北區石窟中發現的回鶻文文獻，除個別編入Pelliot chinois號之外，還有363件，連同200餘件西夏文寫本，也同時收藏在法國國立圖書館。
伯希和收集品中的藝術品，1909年11月運回巴黎後，共有220餘幅繪畫品、21件木雕、絲織品殘片和畫幡、經帙等，入藏羅浮宮博物館（Muséedu Louvre）。1947年，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改組為法國國家博物館的亞洲藝術部，收藏於羅浮宮的所有伯希和在敦煌和新疆所獲藝術品全部歸法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莫高窟彩塑阿難、迦葉像（出自第111窟）
俄羅斯所藏敦煌文物
鄂登堡考察團返回聖彼得堡後，他們的資料分成兩部分：寫卷移交亞洲博物館（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保存；藝術品、測繪資料和民族學資料、野外考察記錄和日記等存放到俄國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地理學會等處，後幾經搬遷，現全部收藏在愛爾米塔什博物館東方部。
Дх11038冊頁本五代索望社案
俄羅斯埃爾米塔什博物館藏莫高窟壁畫伎樂天、千佛
（北魏386～534，出自第263窟）
鄂登堡考察隊所獲敦煌漢文文書，首先由亞洲博物館寫本特藏部保管員弗路格（K. K. Flug，1893～1942）從事整理工作，1942年弗路格去世前完成了Ф. 編號的307件和Дx編號的2000件寫本的目錄。Ф.編號366個號碼，是經弗路格（Флук）整理的較完整的寫卷，故以其姓字頭表示。Дx是俄文「敦煌」的縮寫，大多數寫本都以此為館藏編號。弗路格去世後，編目工作中斷，俄藏敦煌文獻的情況也隨之銷聲匿跡。1957年中國學者鄭振鐸先生在蘇聯訪問期間，曾看過部分敦煌文獻，並寫信告訴國內的徐森玉先生，由於這封信直到1986年才公開發表，所以此前世人對此情況並不知曉。
1960年，在莫斯科舉行第二十五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期間，蘇聯宣布了有關敦煌文獻的消息，並由列寧格勒（1924年列寧去世後，聖彼得堡改為列寧格勒）分所陳列了敦煌文獻若干件，供與會各國學者參觀。至此，國際上才知道蘇聯還藏有數量驚人的敦煌文獻，但具體內容和數量都不清楚。1963～1967年，蘇聯東方文獻出版社出版了由孟列夫領導的研究小組整理的敦煌文獻目錄，即《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漢文寫本註記目錄》兩冊，共著錄2954號，這使人們得以了解俄藏敦煌文獻的部分內容。但孟列夫編號的第三冊以下至今都未出版，直到上世紀80年代，其確切情況仍然不為人知。
1983年，法國國立科學研究所派吳其昱先生前往列寧格勒，訪問了蘇聯科學院列寧格勒分院東方學研究所，對蘇聯所藏敦煌文獻進行了初步了解，並於1986年在台北舉行的「敦煌學國際研討會」上，提交了《列寧格勒所藏敦煌寫本概況》，介紹了蘇聯收藏品的基本情況。1991年5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代表團沙知、柴劍虹、齊陳駿一行三人，應邀訪問列寧格勒，了解俄藏敦煌文書的收藏情況。當時從事敦煌文獻研究的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介紹了俄藏敦煌文獻的情況，指出俄藏敦煌文獻可能有18000號之多。同年7月，正在英國博物館編制未刊敦煌殘卷目錄的榮新江先生也到了列寧格勒，調查了俄藏敦煌文獻的情況。1995年，敦煌研究院段文傑、施萍婷、李正宇等先生前往俄羅斯聖彼得堡，考察敦煌文物的收藏、保存和研究情況。據李正宇先生介紹，俄藏敦煌文獻「目前編號已達18943號，另外還有一些碎片尚待編號。」
值得慶幸的是，自1992年開始，俄國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俄國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編輯出版《俄藏敦煌文獻》大型圖錄，影印俄藏全部敦煌文獻資料，迄今17卷已全部出齊，共收入Ф.編號的文獻368號，Дx.編號的文獻19092號，它的出版使俄藏敦煌文獻的真相大白於天下。
華爾納剝走的莫高窟壁畫
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原為沙皇冬宮，故又稱冬宮博物館。據學者統計，這裡有敦煌藏品350件，包括絹本畫、麻布畫、紙本畫、雕塑品及壁畫殘片等。據俄國學者孟列夫的有關報告，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有8件敦煌寫本殘卷，及莫高窟壁畫摹本和照片近2000張。愛爾米塔什博物館所藏敦煌文物，也已由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公布並出版發行。
存於日本的藏經洞文物
大谷探險隊所獲敦煌文物，主要放在大谷光瑞在神戶郊外的別墅二樂莊。1914年，因西本願寺的財政問題，大谷光瑞被迫辭去西本願寺宗主的職位，決意外游，大谷收集品也陸續流散到中、日、韓三國的公私收藏者手中。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佛名經》
（羽24，「羽」為按照中國千字文順序編排）
1916年，隨著二樂莊的原住宅出售給政商久原房之助，部分考古資料歸久原所有，久原隨即將這批文物贈給同鄉、時任朝鮮總督的寺內正毅，移存京城的朝鮮總督府博物館，今在韓國漢城中央圖書館。
由於大谷光瑞後來長住大連，大谷收集品中主體，特別是文獻資料部分，被運往旅順博物館。1937年4月出版的《新西域記》下卷附錄所收《關東廳博物館大谷家出品目錄》（即旅順博物館），著錄了漢藏文寫經639件，反映了1934年以前旅順博物館所藏敦煌文獻的情況。1945年日本戰敗前，這批文物有相當一批被運回日本。1948年，大谷光瑞去世。翌年，西本願寺將這批文物交龍谷大學保存，以便研究。橘瑞超本人也將部分存在旅順的收集品帶在身邊，後交龍谷大學收藏。在這一過程中，也有少量原在旅順的敦煌寫經流散了出去。據調查，大谷收藏品中有敦煌漢文文獻37件；橘瑞超捐贈品中，有6件敦煌文獻。另外，龍谷大學還藏有其他人捐贈的27件敦煌文獻。如果加上少數民族語言文獻，龍谷大學所藏敦煌文獻的數量還會更多。
留在旅順博物館的部分，經前蘇聯一段時間的管理，1951年2月，交中國政府接管，該館更名為旅順歷史文化博物館。1954年1月，中央文化部社會事業管理局將該館所藏敦煌漢藏文文獻620件上調，入藏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只留9件敦煌寫經供展覽之用。入藏於北京圖書館的大部分漢文文獻，著錄於1981年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內部發行的《敦煌劫餘錄續編》中。
日本「三井文庫」藏敦煌文獻
日本友人青山慶示先生1997年捐贈敦煌研究院的藏經洞文獻。
此文獻可與敦煌研究院藏《酒帳》綴合，也是流散海外的藏經洞文獻首次回歸故里。
1910年，大谷光瑞曾將大谷探險隊收集品的一部分寄存在京都恩賜博物館（今京都國立博物館）。1944年，大谷家要求歸還這批文物，但當時只還了紙本文書，其他文物則歸東京人木村貞造氏所有。1964年，這批文物由日本文化財保護委員會收購，1967年移交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1971年，該館編成《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大谷探險隊將來品篇》，詳細介紹了這批文物。其中的敦煌寫本《劉子》殘卷，被日本政府定為重要文化財。
除龍谷大學和東京國立博物館外，日本收藏有藏經洞文物的地方還有：
（1）京都國立博物館收藏有守屋孝藏捐贈的72件敦煌寫經。但這批文獻的真偽問題，學術界尚有爭議。
（2）東京書道博物館是日本收藏家中村不折（1868～1943）以私宅所創建的博物館。書道博物館居日本私家收藏敦煌西域文獻之首，但其所藏敦煌文獻只有部分公開過。由於書道博物館藏品大部分至今沒有對外開放，目前還難知其詳。
（3）靜嘉堂文庫靜嘉堂是日本三菱財團第二代社長岩崎彌之助於1892年創立的，以收購日本、中國的流散古籍和文物為目的。
（4）藤井有鄰館位於京都左京區，是藤井善助於1926年設立的私家博物館。有鄰館藏敦煌文獻，以李盛鐸舊藏為多。據學者調查，有鄰館將藏經洞文獻編為60號。另外，有鄰館還藏有莫高窟北區石窟出土的部分回鶻文文書。
（5）寧樂美術館位於奈良的寧樂美術館創建於1969年，是為收藏中村准策（1875～1953）的收集品而建。寧樂美術館藏有2件3種藏經洞文書。
（6）天理圖書館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藏有敦煌文獻84件，紙本畫1件，其中包括張大千舊藏品。
（7）大谷大學圖書館（在京都）藏有38件敦煌寫經。
（8）三井文庫（在東京）藏有112件敦煌寫經。
（9）奈良唐招提寺藏有28件寫經。
（10）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有部分敦煌藏經洞文獻。
（11）九州大學文學部藏有5件敦煌寫本。
以上是敦煌藏經洞文物在日本的收藏情況，除大谷收集品外，還有不少公私藏品是從中國收藏者手中收購的。這使得日本成為敦煌文獻主要收藏國的同時，也成為藏品來源最複雜的國度之一。
流散在美國的敦煌文物
1924年，華爾納從敦煌莫高窟第320、321等洞窟剝離的壁畫及第328窟的一尊彩繪供養菩薩運回美國後，入藏於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此外，華爾納第一次敦煌考察時買到的一件《妙法蓮華經》殘卷和第二次考察時買到的一件《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寫本也收藏在福格藝術博物館中。
此外，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收藏有敦煌吐魯番文書83件。華盛頓史密斯學會弗利爾美術館藏的一幅《水月觀音像》，為中國葉昌熾舊藏。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藏有宋代觀音像一幅。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有一件開運四年（947年）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造觀世音菩薩像，原為伯希和捐贈品。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也藏有一件敦煌刻本《文殊師利像》。
美國是西方列強中加入中國西陲考古行列較晚的國家，因而其所收藏的敦煌藏經洞文物也相對較少，但仍然是我們探尋敦煌文物流散的一個重要目標。
劫餘敦煌文物在中國
在1907年斯坦因來到中國之前，藏經洞文物已開始經王道士之手流散出來。這些文物大部分落入私人收藏之手，後輾轉流傳，有的被國內有關博物館、圖書館收藏，有的流散海外。關於藏經洞文物早期流散的情況，榮新江先生在其所著《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王素先生在其著《敦煌吐魯番文獻》（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中都有過敘述，我們在這裡講的主要是藏經洞文獻被劫掠之餘，由清政府派人押運北京後藏經洞文物在中國收藏的情況。
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是國內敦煌文獻的最大收藏地。藏經洞劫餘文物1910年押解北京後即入藏京師圖書館（北京圖書館），這批文物的情況大致如下：1931年出版的由陳垣先生編纂的《敦煌劫餘錄》中著錄8679號，實際為8647號；1935年北京圖書館編成的《敦煌石窟寫經詳目續編》稿本著錄1192號，是1929年《敦煌劫餘錄》編定後，又從解京的敦煌文獻中整理出來的；1990年，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在搬遷過程中發現了兩個鐵箱，打開后里面是敦煌文獻的殘片。經整理，約近4000號。1910年押解北京的藏經洞文獻，經過這幾次整理，數目基本清楚。此外，1949年前後，北京圖書館又派人到西北搜購敦煌文獻，加上社會各界人士的捐贈，共得1800餘件。1949年以後，文化部又將全國各地文物部門散藏敦煌文獻調到該館集中保管，其中包括原存放於旅順博物館的大谷探險隊文書600餘件，以及一些私家舊藏。這樣，國家圖書館現存敦煌文獻已達16000號左右。目前，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正在陸續出版之中。
甘肅省也是藏經洞文物的收藏大省，1999年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甘肅藏敦煌文獻》幾乎囊括了甘肅省各單位所藏敦煌文獻，計：敦煌研究院383件、甘肅省博物館138件、敦煌市博物館81件、甘肅省圖書館31件、西北師範大學19件、酒泉市博物館18件、定西縣博物館10件、永登縣博物館8件、高台縣博物館6件、甘肅中醫學院3件、張掖市博物館1件。關於這些文獻的來源情況，敦煌研究院施萍婷先生在《甘肅藏敦煌文獻》的前言中已有詳細的論述。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目連變文》
（盈76v，「盈」為按照中國千字文順序編排）
敦煌研究院藏《妙法蓮華經·化城喻品》
除上述兩大收藏地外，國內敦煌文獻的收藏地還有：
國家博物館（原中國歷史博物館），數量與目錄未公布。
故宮博物院，數量與目錄未公布。
北京大學圖書館212號，已出版。
天津藝術博物館300餘件，已出版。
天津市歷史博物館25件。
天津文物公司，已出版。
上海博物館80件，已出版。
上海圖書館189件，已出版。
遼寧省博物館約有100餘件，大部分未公布。
旅順博物館9件，為大谷探險隊收集品。
南京博物院36件。
南京圖書館32件。
浙江省博物館40件，已出版。
浙江省圖書館20件，已出版。
重慶市博物館著錄13號。
台北中央圖書館144號156件，已出版。
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除有關文獻題記發表外，大部分未公布。
此外，山東、安徽、四川、廣東等省及香港也有藏經洞文物收藏。
上述收藏單位所藏敦煌文獻，主要來源有三：一為歷年徵集、收購（包括早期流散到私人手中的藏品）所得；一為收藏者捐贈所得；一為政府部門的調配。就國內敦煌文物的收藏而言，上述統計也只是粗略地介紹，至於流散到私人手中的文物，除部分知道下落外，還有不少難知其下落。因此，中國成為世界上藏經洞文物收藏情況最為複雜的國家。
其他收藏地
德國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藏有3件敦煌寫本。
丹麥哥本哈根皇家圖書館東方部，收藏有14卷敦煌漢文寫卷，編為16個號碼。
瑞典國立人種學博物館，藏有41件回鶻文寫本，學者認為來自莫高窟北區石窟，即第464窟（伯希和編181號）。
以上只是粗略地介紹了藏經洞文物在世界各地流散的情況。從上面的敘述可知，要真正搞清藏經洞文物的具體數量，目前還存在一定的困難。但傷心之餘，我們也看到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基本都得到了妥善的保存，且大多已公布並陸續出版，在沒有條件將流散於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收回國有的情況下，這多少為我們研究敦煌學提供了方便。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cn/ohZ6xngBrsvY2_UuaM8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