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昌熾（1849-1917），字鞠裳，號頌魯，自題緣督廬主人、蘧大夫等，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清末民初著名的金石學家、藏書家，又是晚清政壇上頗有影響的史官和學者。其著作《語石》和《藏書紀事詩》享譽海內外，其《緣督廬日記》為晚清四大日記之一。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五月初一，葉昌熾在蘭州接印出任甘肅學政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閏四月十一日卸任南歸。葉昌熾任甘肅學政整整四年，足跡遍及隴右各州縣。「碑痴」葉君，「校士之暇，兼訪古蹟」，有人稱他為「敦煌研究史上，第一個對千佛洞珍貴的文物寶藏作出記錄並加以研究的學者」。[1][P69]關於葉昌熾與敦煌文物的接觸與研究，吳琦幸《葉昌熾與敦煌研究》[2][P69-72]、李劍虹《論敦煌失寶及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3][P 37-39]等已作過專題論述。然而，「吳文」、「李文」只是依據王季烈《緣督廬日記鈔》，而《日記鈔》並非完全按照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原稿謄抄，輯錄內容「約得原稿十之四」[4][緣督廬日記鈔·序]，且時有刪減、改動和脫誤，故還有諸多問題需要梳理和探討，現依據葉君《緣督廬日記》影印本及相關資料補說如下。
一、沈模、朱璠——兩位早期向葉昌熾贈送敦煌碑拓者
葉昌熾任甘肅學政期間，除敦煌縣縣長汪宗翰和玉門縣訓導王宗海饋贈敦煌文物外，另有二人也曾向葉君持贈敦煌碑拓，而且時間早於汪宗翰和王宗海。其一為沈模（號少襄、少薌），「其父曾作敦煌令，有惠政。」[5][七•P3954]他曾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正月饋隴上碑拓一包，其中包括敦煌《楊公碑》和《索公碑》（碑陰），葉昌熾稱此為「度隴以來墨林第一快事」：
日前在浙館，沈少薌遍數隴上石刻。今日饋拓本一包……敦煌學宮古碑兩紙，簽題「索靖碑」。發視乃一碑兩面刻，其陽《唐都督楊公碑》，年月諱字已泐；其陰《歸義節度使索玉裕碑》，景福元祀立，篆額皆完好。孫趙未錄，南北亦從未見。拓本一夔已足，度隴以來墨林第一快事。（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廿九日《緣督廬日記》）[6][七·P3961]
第二位向葉昌熾饋贈敦煌碑拓者是敦煌貢生朱璠（號荊山），光緒二十八年（1902）七月敦煌朱璠以「五屬歲考生正場」唯一正取者考取拔貢[7][六·P3764]。葉昌熾此次按試酒泉，還以考題的形勢向考生打探河西碑刻遺存狀況，在七月初五日的復生古場，考題為：「問安肅兩州如有宋元以前石刻，見在何地、撰書姓名、立碑年月，各舉所知以對。」[8][六·P3766]次年九月，朱璠專程到省城蘭州拜謁葉昌熾並貽敦煌碑拓：
敦煌貢生朱璠（號荊山）來，執贄，並貽千佛洞唐碑兩通，元碑兩通。去歲科考所拔第一人也。(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十一《緣督廬日記》)[9][七·P4250]
兩年後（光緒三十一年）又以「莫高窟唐碑全分」見饋。[10][八·P5026]
二、葉昌熾與汪宗翰的交往
葉昌熾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五月初抵蘭任事，半月後離開省城至涼州、張掖、酒泉等地按學。七月初一抵酒泉，次日接到汪宗翰第二封書信：
得敦煌令汪君宗翰第二函，穎芝、蓮溪之友，以吏部改官作令，簽制鎮原調補邊缺，頗悒悒不得志。（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二《緣督廬日記》）[11][六·P3763]
汪宗翰（一作「瀚」）（1845—？），字栗庵，湖北省通山縣人，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光緒二十八年（1902）四月「以吏部改官」作敦煌縣令。穎芝，即吳蔭培（1851-1931），字樹百，號穎芝、雲庵。歙縣人，寄籍吳縣，光緒十六年探花，授翰林院編修。蓮溪，即吳懷清（1864—1928），字廉期，號蓮溪，原湖北通山縣人，清乾隆中遷至陝西省山陽縣董家溝。光緒十六年二甲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汪宗翰與吳蔭培（葉昌熾同鄉）、吳懷清（汪宗翰湖北通山同鄉）同為光緒十六年進士，又都曾在京都任事。葉昌熾與吳蔭培情誼甚篤，亦曾和吳懷清有交往[12][五·P2928]。很顯然，汪宗翰想通過吳蔭培和吳懷清兩位故友拉近與葉昌熾的關係。
有學者認為，葉昌熾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就已得到汪宗翰饋贈的敦煌文物：
1902年，甘肅學台葉昌熾通過敦煌縣令汪宗瀚得到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物多件，建議將藏經洞出土古遺書全部運至省城保管，因運費難以籌措而擱淺。[13][P10]
1902年，金石學家、甘肅學台葉昌熾就通過敦煌縣令汪宗瀚，得到了藏經洞發現的一些文物。[14][P52]
在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中並沒有出現汪宗翰第一封信的收迄時間和相關內容的記載。其第二函也只是輕描淡寫，可見葉汪最初交往並無文物持贈，不過，在書信中向葉昌熾透露發現藏經洞的相關消息是有可能的。遍閱《緣督廬日記》，葉昌熾度隴四年中共收到汪宗翰約十封書信，回復五書（詳見下表）,其首次收到汪宗翰敦煌文物的時間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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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光緒） |
地點 |
主要活動與內容 |
《日記》冊·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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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年（1902） |
七月初二 |
酒泉 |
得敦煌令汪君宗翰第二函，穎芝、蓮溪之友，以吏部改官作令，簽制鎮原調補邊缺，頗悒悒不得志。 |
六·3763 |
七月十四 |
覆甘州府瑞仁圃一緘，又復敦煌令汪栗庵。 |
六·37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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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九年 （1903） |
八月廿三 |
蘭州 |
得敦煌令汪栗庵書。 |
七•4237 |
八月廿四 |
度隴以來難得此一日閒也。復汪栗庵書。 |
七•4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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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十二 |
蘭州 |
得汪栗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本。即以楊、索二公碑各一通貽之並贈介侯。栗庵共拓寄唐《索公碑》（其陰《楊公碑》）、《李大賓造象》（其陰《乾寧再修功德記》）、經洞《大中碑》皆六分；元《莫高窟造象》四分、《皇慶寺碑》二分，皆前所已收。惟武周《（上缺）柱國李君龕碑》，「聖曆元年歲次戊戌伍月庚寅朔拾肆日癸酉。」無撰書人名。「李君」下似「莫高窟」，三字，「窟」下似「舊」字，屬龕讀。上下均泐年月。後一行敘李氏得姓緣起，亦似有失拓。此碑文章綿麗，筆法遒峻，諸家無著錄者，賴汪君得見之，可感也。又舊佛象一幅，所繪系《水陸道場圖》。絹色黯默，丹黃移剝，惟筆墨出於俗工，尚不甚古，極早為明人之筆。又寫經四卷，皆《大般涅槃經》，筆法遒古，確為唐經生派，紙色界畫與日本估舶者無毫釐之異，乃知唐人經卷中東同一流傳，特以震旦重遭劫火，消磨殆盡。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剎，宜其尚有孑遺。聞此經出千佛洞石室中，室門榕鐵灌之，終古不開。前數年始發鍵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經數百卷，即是物也。當時僧俗皆不知貴重，各人分取，恆介眉都統、張又履、張筱珊所得皆不少。《大中碑》亦自洞中開出。此經疑即為大中寫本也……栗庵信自述其所撰楹帖云：「夏無酷暑冬不奇寒四季得中和景象，南倚雪山西連星海九州尋岳讀根源。」非俗吏之吐屬也。 |
七•4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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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十五 |
汪栗庵所寄莫高窟《李君龕碑》，今日複審之。首行碑題下有「首望宿衛上柱國敦煌張大忠書」十三字，但無撰人耳。 |
七•42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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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年 （1904） |
四月廿六 |
涇州 |
汪栗庵函來，言佛洞寫經曾見一卷尾有「大中五年」字，果與唐《敕書碑》同時鐫寫，可證余前說不誣。 |
七•4457 |
八月二十 |
酒泉 |
汪粟庵來公私兩牘，皆有夾單。公函言：敦煌南北兩山皆有金礦，請於省城學堂增設學，專門俟送省師範生，畢業後即以津貼，師範經費移解礦學作為專款。此制帥為政，非鄙人所敢與聞也。私函貽《敦煌縣誌》四冊，朱拓一紙，稱為《裴岑碑》，細視非漢刻，似姜行本碑。又宋畫絹本《水月觀音象》。下有繪觀音菩薩；《功德記》，行書，右行後題:「於時乾德六年歲次戊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題記。」又大字一行云：「節度行軍司馬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曹延清供養。」又三行云：「女小娘子宗花一心供養；慈母娘子李氏一心供養；小娘子陰氏一心供養。」其幀僅以薄紙拓，而千餘年不壞，謂非佛力所護持耶!又寫經三十一葉，密行小字，每半頁八行，行三十三至三十五字不等。旁有紫色筆，如斜風細雨，字小於蠅，皆梵文。以上經像，粟庵皆得自千佛洞者也。 |
七•45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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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二 |
酒泉 |
得敦煌汪粟庵大令書，寄贈莫高窟碑十通，氈墨稍精，前得模糊之本，可以補釋。《聖歷李氏舊龕碑》兩面據並拓，據云視徐星伯《西域水道記》所錄缺字無幾，可無遺憾矣。又新得兩通，一為元碑，之陰皆蒙古色目名氏，其正面當有文字，而已泐。一殘石僅存十一行，行多者不過十三四字，年月姓氏並佚，又無事實可考，惟文中有「神聖贊普」四字，「贊普」，吐蕃酋長之號，猶匈奴之稱「單于」，突厥之稱「可汗」，冠以「神聖」二字，猶中國皇帝上加以徽號，以是知為吐蕃碑，毫無疑義。「率」字寫作「 」，與《明政石城碑》亦合。藝風不在無與賞析，微老夫無能知者矣。 |
七•45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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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三 |
作答汪栗庵二書。 |
七•45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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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年（1905） |
正月初八 |
蘭州 |
汪栗庵、史覲農兩大令賀年函，各附再啟兩箋。 |
八·4688 |
十月初一 |
得汪栗庵大令書，自敦煌寄貽石刻十種，每種四通，共四十紙。 |
八·50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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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廿二 |
復謝汪栗庵大令書，贈以《嵩顯寺碑》一通。 |
八·50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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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年（1906） |
正月初二 |
蘭州 |
得汪栗庵書，調省一事雖不無觖望，語氣尚和平，其宗旨雖不出將伯之呼，亦尚不迫切。 |
八•5140 |
二月十五 |
復汪栗庵大令賀年附再啟三紙。 |
八·5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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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統元年（1909） |
十月十六 |
蘇州 |
午後張誾如來，言敦煌又新開一石室，唐宋寫經、畫象甚多，為一法人以二百元捆載去可惜也。俗吏邊毗，安知愛古，令人思汪栗庵。 |
十•6284 |
那麼，汪宗翰屢屢給葉昌熾寫信並多次饋贈敦煌文物目的是什麼呢？於公，想使敦煌文物得到重視和妥善保護；於私，欲通過葉昌熾改善自己「悒悒不得志」的處境——「調省」任事。然而，葉昌熾僅為一省學政，像縣令一級的人事變動，他只有舉薦權。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底，三年一度的考績大計之典中曾褒舉汪宗翰。[15][七•P4671]不過，這次舉薦並無效果。次年又以汪栗庵事告之陝甘制台崧錫侯（制軍）並託人說項：
午後崧帥來話別。以汪栗庵事告之。白頭老母願生入玉門關，亦人子之至情也。（光緒三十年二月十四《緣督廬日記》）[16][七·P4345]
得陸蔚庭（字繼輝，陸增祥之子）前輩函謝拓本，並為汪栗庵說項。（光緒三十年七月初一《緣督廬日記》）[17][七·4516]
直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初，汪宗翰「調省一事」仍舊沒有著落，為此也引起了汪的不滿：
得汪栗庵書，調省一事雖不無觖望，語氣尚和平，其宗旨雖不出將伯之呼，亦尚不迫切。（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初二《緣督廬日記》）[18][八·P5140]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藩府衙門（甘肅省政府）終於將汪宗翰從敦煌調往省城蘭州, 另委任雲南省保山人黃萬春為敦煌縣知縣。[19][P646]汪宗翰的調動，一方面是因為「土地稅事件」[20][P63]，另一方面也與葉昌熾的積極運作有關。
據范耕球先生回憶說，1947年春他在蘭州見到一汪氏，「祖上湖北人」，「自稱是1904年任敦煌知縣的汪宗瀚的後人」，並從其手中購得敦煌寫本「卅十多卷」。[21][P79]
三、關於敦煌文物的轉運與封存
關於光緒三十年前後敦煌文物的封存與轉運一事，以往論著涉及此段史實時，往往採擷他人書文，未詳始末。所以，引起不少學者的懷疑。榮新江《王道士——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者》寫道：
過去學術界都傳說，葉昌熾曾建議甘肅藩台把所有藏經洞古物運到省垣蘭州保存, 但因運費沒有著落, 沒有成功。細檢近年由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刊行的《緣督廬日記》全本, 沒有找到相關的記載, 從葉昌熾當時不知有數萬寫本被發現的情形來推測, 這個傳說大概也是難以成立的。[22][P23]
李劍虹《論敦煌失寶及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傳說志疑》也說：
世人傳言, 葉昌熾曾商請甘肅蕃司將莫高窟秘藏運蘭州保存, 因無運費未果, 乃於光緒三十年三月令敦煌汪知縣飭王道士封存。姜亮夫氏以之寫入《敦煌》一書。但查《緣督廬日記鈔》,不得實據。且葉氏於是年八、九月間才接汪宗翰、王宗海贈送敦煌文物, 怎能於三月間已令封存。錄此志疑。[23][P39]
正如榮、李二君所言，《緣督廬日記鈔》和《緣督廬日記》沒有相關內容的載錄是事實。姜亮夫《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的確論及此事：
昌熾遂建議甘肅的藩台衙門，將此古物運省垣保存，但估計運費要五六千兩銀子，無由籌得，乃於光緒三十年三月，令敦煌縣長汪宗瀚「檢點經卷畫像，乃為封存」。王道士用磚來砌斷了這座寶庫。[24][P18]
姜先生的這段論述，其實源自1943年衛聚賢刊發在《說文月刊》的《敦煌石室》一文：
石室遺物於光緒二十五年發現，時敦煌縣長為汪宗瀚，字栗庵，湖北人，他對古物也有相當認識，因從王道士處取去若干寫經及畫像。葉昌熾（蘇州人，於民國二十年左右病故。）於光緒二十八年為甘肅學台，對古物亦好，托汪宗瀚搜討，汪宗瀚以「宋乾德六年水月觀音像，寫經卷子本，梵葉本各二」送給葉昌熾了（見《語石》卷一第二十九頁）。葉昌熾建議藩台衙門（甘肅省政府）將此古物運省垣保存，而估計運費要五六千兩，以運費無著，乃於光緒三十年三月令敦煌縣長汪宗瀚「檢點經卷畫像」（原文云：「光緒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檢點經卷畫像」《藝術叢編》第三冊）乃為封存。[25][P24]
由上文可知，汪宗翰「檢點經卷畫像，乃為封存」確有其事，時間是「光緒三十年四月」。不過，衛聚賢也沒見到「原文」，只是轉引《藝術叢編》而已。從時間上講，葉君在收到汪宗翰贈送敦煌文物前已至少與汪君有三次書信往來了（見前表）。姜洪源先生《劫餘敦煌文獻運京的前前後後》引《敦煌縣誌》補充說：
敦煌人呂鍾編纂的《敦煌縣誌》是這樣記載的：「……時縣令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紳大致翻閱一過，約數佛經兩萬餘卷，當時人亦不知重也，有攜回一兩卷，也有不攜回者。汪令即吩示王道人善為保存」。[26][P25]
斯坦因《敦煌秘藏運英記》寫道：「余等在敦煌已聞及此大批古寫本發現，沙州之道台曾呈報甘肅巡撫，旋即批令妥存原處。其次蔣與道士談, 幸運從道士處得知發現品目錄已為道士所毀, 部分中文寫卷確呈送蘭州巡撫矣。」[27]由此推測，此次「檢點經卷」還編寫了「發現品目錄」。可是，根據伯希和在藏經洞內的閱經照片, 有相當一部分還未曾動過，因此所謂清點作目亦僅是一少部分, 且又被道士銷毀。[28][P11，13]
四、葉昌熾所得敦煌文物的鑑定、轉贈與流散
葉昌熾得到沈模、朱璠、汪宗翰、王宗海等人先後饋贈的敦煌碑拓（約一百紙）及經卷（5卷：汪宗翰贈「寫經四卷，皆《大般涅槃經》」、王宗海贈「《大般若經》之第百一卷」）、畫像（3卷：汪宗翰贈《水陸道場圖》、《水月觀音象》，王宗海贈《南無地藏菩薩像》），其中汪宗翰所贈近八成，而且「氈墨稍精」。葉昌熾自謂為「墨林快事」，「摩挲之」、「考訂之」，並先後約請裴景福（伯謙）、汪鳴鑾（郋亭）等師友鑑定。
劉君瑜偕斐伯謙來，攜示趙松雪十札墨跡，亦出《鮮於府君墓誌》同賞，並以酒泉所得敦煌千佛洞寫經卷子請其鑑定。亟嘆為真唐經生筆，惟佛像三幀皆不甚許可，長談至暮。（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七《緣督廬日記》）[29][八•P5100]
五點鐘始赴郋亭師之招……攜隴上所得寫經卷請郋師鑑定。頗許可，請留置文房，十點鐘歸。（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初四《緣督廬日記》）[30][九•P5341]
裴景福（1854—1926），字伯謙，號臆悟，霍邱縣新店人，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曾任南海（廣州）知縣。裴景福富收藏，精鑑賞。1907年10月,法人伯希和在烏魯木齊逗留期間，結識了裴景福，裴將在葉昌熾處鑑定敦煌千佛洞寫經和畫像的事告知了伯希和，這也為伯希和進入敦煌加上了誘惑的砝碼。其《敦煌石室訪書記》云：
余在烏魯木齊即聞千佛洞自寫本外，尚有畫軸。裴景福先生道經甘肅，獲睹數幅，此大鑑賞家謂石室寫本確為唐代筆墨，至畫則明代物耳。此說殊謬，是類畫軸，僅繪佛像，不過充事佛者之供養而已，裴先生之謬是未能索得古名畫家之結構意境，加之其平日所見者，遂肆訾議。且此類畫皆潔凈如新，最易啟人之疑，裴先生之謬見，可以是二說解之，然其謬則無可致疑。蓋畫幅與寫本實同時物也。[31][P23]
汪鳴鑾(1839——1907)，字柳門，號郋亭，錢塘(今杭州市)人。同治間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督陝、甘、江西、山東、廣東學政，吏部右侍郎。光緒十二年(1886)，葉昌熾與管禮耕應汪鳴鑾之邀，抵廣州擔任幕僚。汪鳴鑾「深於《說文》之學，能篆書」，喜繪畫、精氈蠟。[32]
葉昌熾還將部分敦煌墨拓饋贈師友：
汪栗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本。即以楊、索二公碑各一通貽之並贈介侯。（光緒二十九年八月二十《緣督廬日記》）[33][ 七•P4284]
以敦煌石刻千佛洞石刻三通貽筱棠。（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一《緣督廬日記》）[34][ 七•P4297]
其文物轉贈者還包括日本友人——島田。先是得到島田寄贈的《古文舊書考》、《寒山寺詩》等古善本藏書[35][八•P5167]，葉君則報之敦煌碑拓等，以示友好：
復吾鄉日本領事白須直一緘，附去謝島田君函，贈以拙著《藏書紀事詩》一部、莫高窟唐碑四種，聊當報瓊島田君，但知其名翰，未知其字也。（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初一《緣督廬日記》）[36][八·P5169]
葉君的敦煌碑拓也有持贈而不受者：
署乾州事孔繁朴，號厚庵，山左聖裔，已丑通籍，同出周郁齋先生房……報以敦煌石刻十種、《藏書紀事詩》一部，石刻未收。（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廿九《緣督廬日記》）[37][八·P5258]
葉昌熾晚年生活窘迫，身體日漸衰落，愛子「彝兒」又英年早逝，迫於無奈，遂於民國五年（1916）將自己三十年來收藏的金石墨本以二千元低價轉讓給劉世珩（1875－1937，字聚卿，號蔥石），雖說是「物得所歸，亦不必求高價」，「不過忍痛一割，為療貧計」。而此舉無異於心頭剜肉，其《日記》寫道：
奴子自蘇回，藏碑大小九篋，打迭為四板箱、一皮箱又一油布包（大於牛腰），三十年心力盡在是矣。初何忍棄如敝屣，自顧崦嵫已迫此，累累者婦孺何知勢必先飽蟲魚。蔥石既堅不欲廢約，不如及吾身而歸之，尚可易米，未為非計也。（民國五年六月十一《緣督廬日記》）[38][十二·P7767]
售拓十天後，便會見法人「畢利和」（伯希和）[39] [十二•P7774]。在售給劉世珩的碑拓中也許包括敦煌墨拓在內，而敦煌經卷與畫像是否在列，便不得而知了。
敦煌絹畫「水月觀音象」和「南無地藏菩薩像」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曾歸南林蔣氏——蔣文藻（字孟蘋）所藏[40][P37]，王國維《觀堂集林》收有《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像》、《曹夫人繪觀音菩薩象》二跋，並作初步考證。[41][P494-497] 而吳琦幸《葉昌熾與敦煌研究》卻說是葉氏後人售於上海中國書店主人金頌清，此後又轉售日本人：
葉昌熾所得敦煌兩個絹畫，一為地藏菩薩，一為水月觀音，在其身後曾有流出。吾師周子美先生三年時在上海中國書店主人金頌清處獲觀，雲每幅各有尺半見方，土黃色絹布。葉氏家人售與中國書店約數百元，後金氏以五萬元之高價售與一日本人。[42][P72]
王國維《觀堂集林》書稿初成於1921年，1923年由蔣文藻在上海排印，而周子美獲觀在1930年。筆者以為，言「葉氏家人售與中國書店」或是為了掩人耳目，倒是由南林蔣氏處流落至中國書店，再轉售日本人是有可能的。
美國華盛頓史密森學會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Smithsonian Institution）收藏有一件絹本「水月觀音象」， 縱107.1厘米，橫59.1厘米。王冀青、莫洛索斯基（Ms.Susan Elizabeth Mrozowski）《美國收藏的敦煌與中亞藝術品》一文描述說：
彩墨掛軸絹畫。絹畫下部題記可辨釋，紀年如下：「於時乾德六年（開寶元年）歲次戊辰五月癸午朔十五日丁酉題記」，相當於公元968年6月13日。中為觀音坐像，右手上舉，持柳枝，左手持凈瓶，有圓形背後圓光和頂上光環，頭飾上畫一小阿彌陀佛。稍下畫兩供養菩薩，左上角題記「雨花大悲救苦水月觀音菩薩」。絹畫下方四分之一處以三條線相隔，線下為4個供養人像及題記。[43][P125]
托瑪斯· 勞頓《中國人物畫》（Thomas Lawton，Chinese Figure Painting）（弗利爾美術館，1973年出版）收有此畫（第16件）。勞頓書中對該畫來自敦煌這一點不敢肯定。王冀青、莫洛索斯基認為此畫正是汪宗翰送給葉昌熾的「水月觀音象」絹畫。[44][P126]
從各家的描述看，二「水月觀音象」皆系乾德六年（968）五月十五日所繪。紀年題記僅有一字之差：「葉昌熾本」，葉氏、王氏均識作「五月癸未」；「弗利爾本」識為「五月癸午」，筆者懷疑此「午」即「未」字誤釋。「葉昌熾本」沒有準確尺寸記錄，周子美先生海上所見者雲有「尺半見方」；「弗利爾本」縱107.1厘米，橫59.1厘米。「葉昌熾本」分上下兩層：「上層畫觀音菩薩，下層中央寫繪功德記」，寫繪一男、三女供養人及題記；「弗利爾本」分三層，上層為觀音坐象，稍下「畫兩供養菩薩，」「下方四分之一處以三條線相隔，線下為4個供養人像及題記。」「葉昌熾本」無題簽；「弗利爾本」左上角題「雨花大悲救苦水月觀音菩薩」12字。由此可見，弗利爾美術館所藏「水月觀音象」來自敦煌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否與葉昌熾曾得「水月觀音象」同為一物尚缺少證據。
無獨有偶，在松本榮一《敦煌畫的研究》之《附圖》冊第222圖中, 錄有一幅日本山中商會藏「水月觀音象」絹畫，《佛教美術》第十二冊載題有「南無大悲救苦水月觀音菩薩」等字的絹畫，時間也是乾德六年。畫面長106厘米、寬57厘米。「水月觀音結翻跌坐在蓮花上，左手持凈瓶，右手持柳枝，面前的供桌上有三件供器，供桌兩邊各有一持花供養菩薩。」[45][P33]
以上所述三件「水月觀音象」，若不是同一作品的不同描述，則極有可能是相同功德主的同時「姊妹作」，可惜無原作對比。
五、關於「葉藏本」《水月觀音象》和《南無地藏菩薩像》絹畫題記
（一）《水月觀音象》題記
前文已述，王國維所見南林蔣氏《曹夫人繪觀音菩薩象》即葉昌熾所藏故物「水月觀音象」絹畫，王氏跋云：
南林蔣氏藏敦煌千佛洞所出古畫，上層畫觀世音菩薩象，下層中央寫繪像功德記，左繪男子一，幞頭，黑衣, 署曰「節度行軍司馬（中缺），校司空兼（中缺）曹延（下缺）」，女子一，署曰「女小娘子持花一心供養」。記右繪女子二，一署曰「慈母娘子氏一心供養」，一署曰「小娘子陰氏一心供養。」記末署「乾德六年歲次戊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題記」。[46][P496]
王氏題記識文較葉氏識文（見上表，光緒三十年八月二十《日記》）已有多字缺損（括號內為王識所缺）：
節度行軍司馬（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曹延（清供養）。
女小娘子（宗）[持]花一心供養。
慈母娘子（李）氏一心供養。
（於時）乾德六年歲次戊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題記。
「小娘子宗（持）花」，「子」後尚有二字，葉氏略去，僅識得「宗」字，王識疑有二字，並識「宗」為「持」；葉識「曹延清」之「清」或為「瑞」字之訛。可見此絹畫題識字跡早就不甚清晰，至王靜安所見時已模糊不清，故王氏結論時有謬誤，如「男司空則延恭也。時元忠已卒，延恭以節度行軍司馬知留後事」、「然則元忠之卒, 當在乾德四年五月之後, 六年五月之前, 或在乾德五年矣。元忠卒年與延恭嗣位之歲, 均得由此畫定之。」等。[47][P497]姜亮夫作《讀王靜安先生曹夫人繪觀音菩薩像跋》一文辨王國維之誤：
男像不名延恭，而為延清，按清即瑞之形訛。曹氏延字輩無名清者，瑞字剝脫濫形得近清也。又慈母娘子為元忠妻，余與先生說同，而此言氏李，則疑有誤。元忠妻本翟氏，若非翟字形有誤，則元忠或亦兩妻，其一姓李也。然曹氏婦姓陰者有二，一為元忠伯母，一則延瑞第二妻。此畫男像與陰氏為夫婦無可疑，則不得為延清祖輩至明。因而慈母不得為另一人，必為元忠妻無疑。[48][P78]
姜亮夫先生的推論是：
此曹元忠妻為次子延瑞新婦陰氏行將第一次生育，而為功德以薦福，故率延瑞與其妹（或姊）延鼎與新婦陰氏為此。[49][P78]
姜氏推斷極有說服力。可以肯定的是延恭乃元忠侄而非元忠子；乾德六年即開寶元年（968）,是時曹元忠尚在世，敦煌石窟遺書P.3827號卷子《曹延祿上表》明確記載曹元忠卒於開寶七年（974）：「權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臣曹延祿，當道去開寶七年六月六日，臣父薨亡，臣兄瓜州防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延恭，充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尋便差臣權知瓜州軍事，充歸義軍節度副使。」對照《緣督廬日記鈔》和《緣督廬日記》原本影印，《日記鈔》此段完全謄抄《日記》原稿。依姜氏推論，葉氏題記識文必有脫誤。
（二）《南無地藏菩薩像》題記
《南無地藏菩薩像》絹畫是光緒三十年（1904）九月初五日晚王宗海饋贈給葉昌熾的，其《緣督廬日記》原稿載：
夜，敦煌王廣文宗海以同譜之誼饋塞外土宜拒未收，收唐寫經兩卷，畫象一幀，皆寞高窟中物也。寫經一為《大般若經》之第百一卷;一為《開益經》殘帙。畫象視栗庵所貽筆法較古，佛象上有貝多羅樹，其右上首一行題「南無地藏菩薩」，下側書「忌日畫施」四字，次一行題「五道將軍」，有一人兜牟持兵而立者即其象，左一行題『道明和尚』，有僧象在下，其下方有婦人拈花象，旁題一行雲「故大朝於聞金玉國關公主李氏供養」。（光緒三十年九月初五《緣督廬日記》）[50][七•P4601]
王季烈《緣督廬日記鈔》略有剔改和誤識：刪去「饋塞外土宜拒未收，收」9字，將「忌日畫施」誤作「忌日畫拖」。正因為如此，李劍虹《論敦煌失寶及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已提出葉、王二君的錄文不盡一致：
核之《緣督廬日記鈔》，蓋即王宗海送給葉昌熾的那幅莫高窟古畫。兩書所錄有個別文字差異『忌日畫施』，葉書作『忌日畫拖』；『五道將軍』，葉氏作『五通將軍』。[51][P38]
今重核之，《緣督廬日記鈔》只是將「施」字誤辨作「拖」（葉氏手稿中「施」字與「拖」字形極近），並未將「道」字誤抄作「通」。[52][卷十一·P72]
六、關於索允鍾
民國張維《隴右金石錄·唐》（卷二）載：「索允鍾，在山丹縣城，今存。」並引《甘肅新通志稿》云：
《新通志稿》：山丹有巨鍾，在雷壇。舊稱「神鍾」，似銅非銅，似鐵非鐵，形若缸而有耳有環，高四尺四寸，口徑三尺二寸，內三寸上鑄「沙州都督索允奉為法界眾生及七代先亡敬造神鍾一口。」銘及書人年號俱磨滅不可識。[53][P15994]
光緒三十年（1904）八月，葉昌熾至涼州、酒泉等地按學，十一日宿山丹縣城，在雷壇訪得一古鐘——索允鍾，據廟祝說是「自敦煌移來」，並以氈拓一事委于山丹縣令巢鳳岡（號岐村）：
馨聞鐘聲訪至雷壇，見巨鍾一，鑄工甚古，外無銘文，其腹鐫字曰：「沙州都督索允奉為……先亡敬鑄神鍾一口。」字如酒杯，陽文反刻。此鍾至晚唐初刻，或竟在六朝五涼時。索允，史乘當有考。廟祝云：「自敦煌移來。」以「沙州」字證之，非讏言也。即屬巢大令拓十本。（光緒三十年八月十一《緣督廬日記》）[54][七·P4554]
次日葉氏又作《宿山丹縣城》詩一首贊索允鍾：「驚喜沙州都督字，神鍾光怪出雷壇。」[55][七·P4558]因未得拓本，初次識文並不準確，脫「法界眾生及七代」7字，「造」誤釋作「鑄」。是年九月廿九日，葉昌熾自酒泉按學返回，得到巢岐村所拓索允鍾款識：
廿九日晴，早發至山丹縣城尖，巢岐村接二十里，又見於行館，以所拓「索允鍾」款見貽。用朱文，其惡劣與黑河敕同，邊徼無良工，非自攜拓手不能得善本也。（光緒三十年九月廿九《緣督廬日記》）[56][七·P4625]
葉君將得索允鍾事補輯於《語石》中，並以拓本正前釋之誤：
余奉使西征渡河登隴，所見古鐘皆沉埋於野田蔓草中，貽未可僂指計，諦視其文大約皆前明刻。輶軒所經拓得三刻，其一最古在甘州山丹縣城內雷壇寺。陽文在鍾腹，無年月。其文云：「沙州都督索允奉為法界眾生及七代先亡敬造神鍾一口。」共二十三字，筆勢雄偉，唐初刻也。[57][P569]
索允鍾今存青海省博物館。葉P.3256v《釋門書儀願文》有雲 「伽藍主故都督索公」，李正宇先生認為索允即吐蕃統治時代的索督都。[58][P127-135]
七、餘論
光緒三十二年（1906）葉昌熾離任南歸後,敦煌文物相繼被英、法、俄、日、美等考察隊、探險家、學者大量掠取，流散海外。宣統元年（1909）年底，葉昌熾聞知斯坦因、伯希和掠取敦煌經卷、畫像等文物後嘆惜道：
鄙人行部至酒泉，雖未出嘉峪關，相一距不過千里，已聞石室發現事，亦得畫象兩軸，寫經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寶藏。輶軒奉使之為何？愧疚不暇而敢責人哉!」(宣統元年十二月初十《緣督廬日記》)[59][十•P6326]
葉昌熾雖建議甘肅省當局將藏經洞文物運送蘭州保管，但因運費問題擱淺。即便宣統元年（1909），清政府學部下令查封敦煌石室，並將所余遺書悉數解運京師。然而運走的只是劫後餘生的8000 余卷，其解運途中和到京後又多次被各級官紳竊取。被王道士私下隱藏起來的部分敦煌文物，此後又屢屢遭到外國「探險家」的瓜分。
葉昌熾是最早接觸敦煌文物的中國學者之一，他所見敦煌文物相比浩瀚的敦煌寶藏只是滄海一粟，故談不上深入研究。葉昌熾未能親臨敦煌「罄其寶藏」令人遺憾。然而，晚清政權衰弱，時局動盪，管理鬆弛、混亂，大批官吏腐敗、昏庸。敦煌石室在這時發現，其文物流散，幾乎成了一場不可避免的劫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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