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農業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不斷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開創新局面，為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發揮了巨大作用。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原所長李周研究員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回顧了我國農業經濟70年來的體制改革和發展變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原所長李周研究員
《金融時報》記者：新中國成立之初，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恢復國民經濟，加快工業發展，趕超發達經濟體。在此過程中我們採取了哪些農業政策？農業經濟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李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面對的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積累率很低的國民經濟體系。要加快工業發展，趕超發達經濟體，必須最大限度地集中農業剩餘。政府實行了主要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為了讓農民嚴格按照統購統銷計劃進行生產，政府又推出了人民公社體制。由此可見，扭曲貿易條件、統購統銷政策和人民公社體制，是實施趕超戰略內生出的一套制度。中國憑藉這套制度在人均GNP很低的欠發展階段達到了10%以上的積累率、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工資和工業原材料價格，在較短時間內初步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
《金融時報》記者：1978年以前的農業改革主要有哪些？起到了什麼作用和效果？
李周：為加快中國工業化集中農業剩餘，只是國家農業政策的一個目標。國家農業政策的另一個目標是促進和穩定農業發展。然而，農業生產關係的貿然變更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反而使農業、農民和農村遭受了嚴重挫折。1978年前的農業改革是針對這些失誤展開的。改革涉及三個方面：一是縮小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的基本核算單位，以減少「一平二調」的負面影響。二是調整農業結構和發展社隊企業。以增強生產隊的經濟實力。三是民主推薦生產隊長。以試錯方式找到樂於為集體經濟成員做貢獻的領頭人。從總體上看，集體經濟組織的成長性太慢，生產經營績效持續改善的生產隊的占比太小。要真正改變中國農業的發展狀態，必須進行能快速且普遍奏效的改革。
《金融時報》記者：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如何？
李周：這個問題可以從4個方面來看：
一是農業改革。中國的改革始於農業實行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是農業實行集體經濟體制後農民應對經濟困難的措施，並不是新現象；新現象是國家對這種做法由最初不准包產到戶轉變為不贊成但容忍它作為例外予以存在，再轉變為認同它、支持它。為了形成全黨和全社會共識，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論證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社會主義性質，並提出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農業生產家庭承包責任制都長期不變的主張；1983年中央「一號文件」著重闡釋聯產承包責任制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和「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這兩個論斷；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將土地承包期由3年延至15年。在三個中央「一號文件」的推動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得到迅速推廣。農民獲得土地承包經營權後生產積極性高漲。1979至1984年，按可比價格計算，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7.6%，加上農產品提價，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5%，大部分農民解決了溫飽問題。
中國農業改革實際上有兩條線索。一是應對貧困的挑戰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二是應對沿邊地區發展更快的挑戰實行對外開放。1978年11月18日，廣東省寶安縣石岩公社上屋大隊成立了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它在時間上並不晚於安徽小崗村的聯產承包。深圳農村當時採取的開放措施包括：瞄準香港市場調整農業生產結構，開展過境耕作；以股份分紅和租借土地等形式發展各種類型的聯合企業，開展小型來料加工和裝配等；以補償貿易方式發展規模化養殖業；開展邊境小額貿易。
農戶成為生產經營和經濟核算基本單位後，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產生了矛盾，於是國家推出農村政社分開的改革，即把生產隊改為合作社；撤銷生產大隊，設立行政村；撤銷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成立鄉政府。這項改革於1985年5月全部完成。全國共建鄉、鎮政府91138個，成立村民委員會940617個，村民委員會下設立村民小組。
二是農產品市場改革。具體措施是逐漸縮小農產品統購徵購範圍，逐步減少統購徵購數量，逐步培育農產品市場。1983年賦予農民經營鮮活農產品的權利；1984年起大中城市逐步放開鮮活農產品經營和價格，形成由市場供求關係定價的機制；1985年起逐步放開食用油統購統銷制度，1993年油料價格全部放開；2001年國家開放糧食主銷區的收購市場，價格由市場調節；2004年國家全面取消糧食運輸憑證制度和糧食准運證制度，嚴禁各種形式的糧食區域性封鎖，凡符合條件的經營者均可參與糧食收購經銷，形成了公平競爭、規範有序、全國統一的糧食市場。
三是農業要素市場改革。農業勞動力流動原先是不受限制的。1958年，為了控制城市享受低價農產品的人數，國家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限制農民進城務工。1985年返城知青安置完畢後，政府逐漸放鬆農民進城務工的限制。農地改革舉措是：賦予農民承包經營權，激勵農民生產經營積極性；延長土地承包期，約束鄉村幹部隨意變更農民承包行為；頒發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限制集體經濟組織隨意調整土地；制定和實施《農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權法》，把土地承包經營權上升為受國家法律保護的財產權利。金融改革舉措包括恢復農村金融機構，政策金融與商業金融分離，農村商業金融與合作金融分離，規範民間金融和支持非營利金融，放鬆利率管制、放寬准入條件和促進農村金融機構、金融工具和金融產品創新。
2005年中國農村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程度為60.6%，達到市場經濟的臨界水平（60%）；其中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為80%，土地市場化程度為52%，資金市場化程度為50%。
四是農業經營管理體制改革。改革的內容包括：以重點行業作為改革試點，如建立官方獸醫制度和健全獸醫防治體系，把行政執法職能與服務職能分離開；以重點產品作為改革試點，如新疆的棉花、黑龍江的大豆、廣西的糖業、沿海省區的漁業；以重點職能作為改革試點，如對生產基地和批發市場實行強制性質量安全檢測，建立健全農產品追溯制度；以重點地區作為改革試點，如在特定縣市進行農科教、產加銷、貿工農一體化的管理體制改革。
改革的舉措包括：理順部門關係，解決職能交叉、重疊的問題；做好職責分工，提高各項管理的互補性；建立制度化的部門磋商機制，保證部門工作協調一致；實施政務公開和責任追究制度，確保權力受到監督；把成功的做法轉為法律法規，為依法管理創造條件。
《金融時報》記者：對70年來我國農業經濟的體制改革，您作何評價？
李周：中國農村改革至少有三方面的借鑑意義：
一是循序漸進。一步步走，通過深化改革把壞牌一張一張處理掉，積小勝於大勝；有快有慢，區別對待，有的一步到位，有的逐步到位；走走停停，經濟運行狀態好時推進，經濟運行狀態差時暫停，將改革置於風險可控範圍內，逐步完成經濟轉型。
二是策略溫和。具體到農地上就是實行私有因素與公有因素相融合的土地集體所有。有些學者總抱怨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產權模糊性。改革以來中國農業保持40年穩定增長的事實表明，這個模糊性的負面影響是有限的，它的好處卻未得到關註：其一，土地調換較為容易。它使現實中設施大棚一排排、一個個整齊劃一。其二，土地流轉較為容易。它使我國農地流轉明顯快於東亞其他經濟體。其三，土地連片治理和耕種較為容易。它使我國這兩方面的推進優於東亞其他經濟體。最重要的是它使落實耕地紅線較為容易。我們要對現行農地制度保持自信，並通過深化改革揚其長避其短，使其更加適應發展現代農業的需要，而不走固守成規和刻意摧毀兩個極端。
三是相互包容。無論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還是發展鄉鎮企業和勞動力進城，都是億萬農民的自發行動。這些行動改變了農產品短缺狀態，提高了農民生活水平，縮小了城鄉發展差距。這是農民成為中國改革最堅定的支持者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們幾乎都不再樂意以土地換戶籍的重要原因。政府尊重農民的選擇，對挑戰意識形態和體制框架的行為採取包容態度，是農村改革取得成功的極為重要的因素。近40年來，政府與農民的包容是隨著農村改革深化不斷遞進的。第一階段的改革旨在解決農民貧困和食物短缺問題。政府通過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提高農產品價格和縮小統購範圍、減少統購數量等措施將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充分釋放出來，形成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第一次互補。第二階段的改革旨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政府通過發育產品和要素市場，鼓勵土地流轉和勞動力流動將農民增加技能和收入的機會充分釋放出來，形成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第二次互補。第三階段的改革旨在建立現代農業和實現城鄉一體化。政府通過確權發證、鼓勵適度規模經營、培育職業農民和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措施落實農民的土地股權、財產收益權和享有政府提供的各種公共服務的權益，形成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第三次互補。
按照世界銀行採用購買力平價和2018年國際元所做的計算， 1950年中國人均GDP只有198國際元，分別為印度、巴西和南非的21.3%、6.1%和2.9%。改革前的生產關係冒進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但就五個金磚國家比較來看，中國經濟增長還是跟上了它們的節奏。1978年中國人均GDP732國際元，分別為印度、巴西和南非的48.4%、6.7%和6.4%。同1950年相比，分別提高了27.1個、0.6個和3.5個百分點。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戰略以後，中國經濟出現了持續的高速增長，中國人均GDP1992年為2113國際元，超過了印度（2068國際元）；2014年為145243國際元，超過了南非（13998國際元）；2016年為16391國際元，超過了巴西（15892國際元）。現在唯一沒有超過的是俄羅斯，但同它的差距明顯縮小，由1960年和1978年的4.1%和3.1%，提高到2018年的61.5%。這是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其中，農業和農民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農村土地劃歸國有和農民工進城打工等方式，持續地為這些成就的取得作出了重大貢獻。
回顧歷史，我黨以平均地權為切入點激勵農民的革命意識，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以還權讓利為切入點激勵農民的改革意識，贏得了經濟體制轉型的成功；現在應以賦權增能為切入點激勵農民的創新意識，去贏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的勝利。
來源：金融時報-中國金融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