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 | 為官須「直」

文/沈棲

披閱古籍，常見《官箴》《牧鑒》《臣軌》之類的從政格言，雖說其中不乏「忠君」「愚民」的封建糟粕，但它瑕瑜共存，那些要求官吏廉潔執政、奉公去私、循理守法、體恤民眾以及處理同僚關係的經驗之談，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鑑作用。「為官須『直』」即為其一。

春秋時期，衛國大夫史魚以「直」聞名遐邇，曾受到孔子的盛讚：「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國家政治清明抑或黑暗，史魚都是像箭一樣「直」，不投機、不曲阿、不鑽營。

為官須「直」，首先要為人正直。人們常說：「做好官先得做好人；好人未必都能做官，但好官必須是好人。」清代乾隆年間的錢南園，曾官居江南道御史、通政司副使，因為人耿介，《清史稿》讚揚他「以直聲震天下」。錢南園的為人正直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上司從不媚悅，「以曲逢為恥」；二是對民眾從不施淫，他認識到「若動逞意氣，故作威稜，此怨府也」，會受到民眾的側目和反對。他與封建官場上那些「對上像狗，對下像虎」的官僚相比，顯得正派多了。

說話率直，也是「為官須『直』」的重要方面。在權勢相傾、利祿薰心的封建官場，官吏說話頗講究「藝術」：什麼朝代說什麼話，從不說當朝執政者的壞話；看上司的臉色說話，從不說心裡的真話；粉飾太平，歌舞昇平，光說一些空話、套話、假話。秉公直言，實話直說者如魏徵那樣的「直言者」委實是鳳毛麟角。

為官須「直」體現在辦事方面，則是去私奉公。說起封建社會的官吏辦事公道者，自然會使人懷念起包拯。替天行道，為民請命，使包拯贏得了「包青天」之美譽。難能可貴的是，包拯不畏權貴、直諫彈劾，令其「直」聲為世人所敬仰。如宋仁宗因寵愛張修媛，便推恩提拔她的伯父張堯佐，把他從職方員外郎擢升為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隨著將張修媛冊立為貴妃，再升張堯佐為掌管全國財政的三司使；到了皇祐二年，又授張堯佐以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和同群牧制置使，一天之內，驟升四使，前所未有，轟動朝野。包拯上奏《彈張堯佐》，一方面斥責張「比緣恩澤，不次超擢」；另一方面，敦促皇帝「思己前之失，為杜漸之制」，降詔「申敕中書門下」，要求收回成命，「罷一切內除曲恩」。懾於巨大輿論壓力，宋仁宗不得已罷免張堯佐的宣徽、景靈二使，令其出鎮河陽。包拯的直諫廷諍有力衝擊了一回吏治渾濁的裙帶風！關於包拯，後人稔熟、崇敬、讚譽的不正是其「直」嗎？立身制行，本諸一心。

為官須「直」，還應有寬容的一面，「不至害政，宜為包容」。（元·張養浩《牧民忠告》）宋人張齊賢在太宗、真宗兩朝為相，他有一首《自警詩》，其中有兩句富有哲理：「無私乃克己，直道更和光。」「和」者，寬容也。為官正直和寬容是相輔相成的，「直須和輔助，和賴直交相」「能和又能直，行己自芳香」。當然，這種為政的境界在那個時代是難以達到的。

封建社會在我國早已壽終正寢。然而，「為官須『直』」的官箴並沒有過時，它仍然像一面鏡子，照出那些媚上、媚勢、媚富者的醜惡嘴臉；照出那些為一己私利不敢堅持原則、恪守真理，不敢在壓力下講真話者的虛偽嘴臉；照出那些患得患失、錙銖必較者的卑劣嘴臉，讓大家想一想「直」者的可貴可歌。其實，共產黨人所代表的利益和從政的宗旨，以及時代所賦予的現代政治文明特質，遠非包拯、張齊賢等封建社會官場「直」者可比擬。因此，共產黨的領導幹部理應是「為官須『直』」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