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立國後，宋麗繼承了兩國的傳統友誼，高麗奉行交好中原王朝的外交政策，高麗光宗十一年，高麗成為第一個向北宋朝貢的國家。與宋王朝同一時期，中國北方的遼、金先後興起，中國領土處於南北分治的狀態，與高麗陸地領土相接的國家先後為遼和金，迫於遼和金的軍事力量，高麗先後對遼和金稱臣納貢。在遼金的阻撓和干涉下，宋麗關係時好時壞，時斷時續，一段時期朝貢貿易中斷，但海上貿易和民間貿易興旺，使宋麗間的貿易往來不止局限於政府間的朝貢貿易。無論是官方貿易還是民間貿易，宋商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並且對宋麗的交流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1、宋麗兩國間的官府貿易與民間貿易
宋麗間的商貿往來主要有官府貿易(朝貢貿易)和私商貿易(民間貿易)。宋麗朝貢貿易交往受當時國際環境的影響，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宋麗建交的962年到1030年。朝貢貿易雖存在，但高麗與宋的交往更多出於政治目的，都想通過對方牽制遼的力量。第二階段：從1071年高麗與宋的朝貢關係再度恢復至1126年北宋滅亡。高麗同時對遼宋稱臣，高麗對宋的朝貢更大程度上是出於經濟、文化目的。第三階段為高麗與南宋的交往。1126年，高麗向軍事力量強大的金稱臣，與此同時高麗與南宋也保持了朝貢關係。
除官方的朝貢貿易，民間貿易貫穿宋麗往來的始終。在外交中斷，整個兩宋時期，貢使不通的三個階段(宋太宗淳化五年至宋真宗咸平三年，仁宗天聖八年至宋神宗熙寧三年，宋孝宗隆興二年至南宋滅亡)中，民間的商貿往來成為兩國貿易的有益補充。
2、宋商構成宋麗兩國外交關係的橋樑
在與遼朝進行禮儀交往的同時，高麗對華夏文明的認同感卻始終不曾消失。即位的高麗文宗王徽不甘心向遼朝稱臣，對中華文明非常嚮往，即想與宋朝恢復外交。而宋神宗即位後，支持王安石進行變法，國內局面出現轉機，財政和國防力量有所加強，神宗便有心解決西北邊防、燕雲爭端等問題，復萌聯麗之心。
於是，神宗熙寧元年和三年，宋商黃慎先後兩次到高麗疏通關係。據《宋史》記載，1069年高麗「禮賓省移福建轉運使羅拯云：本朝(北宋)商人黃真、洪滿來稱：運使奉密指令，招接通好」。由此可見，宋商人黃真(慎)，在1071年宋與高麗重新恢復外交關係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媒介的作用，並做出了貢獻。
商人在貿易中傳送政府間的牒文、信函更是十分頻繁。宋高宗即位，宋商蔡世辛把即位的詔書送到高麗。慶元府(即明州)與高麗交往的牒文也是由商人傳送的，「本府與其(指高麗)禮賓省以文牒相酬酢，皆賈舶通之」。宋商吳迪、候林等都去高麗傳送過明州的牒文。宋政府對多次完成外交使命的海商予以獎勵。在海商往來貿易中，經常傳遞中外信息。建炎五年，宋朝擊敗金軍，改元紹興的消息就是宋商卓榮傳到高麗的。
宋商人在兩國的外交關係方面起媒介作用不只限於一次。據《高麗史》記載，1138年。「宋商吳迪等六十三人，持宋明州牒，來報徽宗皇帝及寧得皇后鄭氏於金」；1162年，「宋都綱候林等四十三人來，明州牒報云：宋朝與金舉兵相戰，至今年春大捷，獲金帝完彥亮」等等。以上事實充分說明商人在宋王朝受到較大的重視，社會地位也有了顯著的提高，他們不僅從事宋與高麗之間的貿易，還在兩國的外交活動方面往往起到了橋樑的作用。
在宋代以前，有外交出使他國而形成的文化交流，也有為輸入宗教發展而成的文化交流。但像宋代，以商人為文化交流的媒介，以商業獲利為目的進行的較大規模的文化交流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商人活動的目的只在求利，但所運者既然是作為文化載體的文物，商人便在無意中充當了文化的使者。大量宋商前往高麗進行貿易，形成了一種文化的雙向交流，成為兩國間文化交流的橋樑。
1、高麗佛學古籍回流宋朝，兩國僧侶相互往來
由於中國經過唐武宗的會昌滅佛運動和唐末五代時期的戰亂，佛教典籍散佚甚多。935年，中國四明沙門子麟前往高麗求天台教籍，所得甚豐。960年，吳越王錢俶也遣使到高麗求取佛籍，得到高麗光宗王的應允，使天台宗典籍又得以傳回中國。
大覺國師義天在元豐8年來華求佛法時，曾獻華雲所造《華嚴搜玄記》、《扎目章》、《無性攝論疏》、《起信論義記》，賢首所選《華嚴探玄記》、《起信別論》、《法界無差別論疏》、《十二門論疏》、《三全諸章門》，清涼所選《正元新譯華嚴經疏》，圭峰所造《華嚴綸貫》。回到高麗後，他又以金書大經三譯本共170卷回贈凈源法師。這些古籍的回流，對增補中國文獻的內容，貢獻頗大。
989年，高麗遣僧如可赴宋請《大藏經》，宋「至是賜之」。991年高麗復遣使者請《宋藏》，宋又贈送一部。1022年，高麗遣使特備中布二千端，作為筆墨價資，又求佛經一部，宋真宗予以免費，送給高麗一部《宋藏》。此外，高麗還派使者、商人、僧侶在宋購買其他經卷。高麗政府甚至出高價委託宋商徐戩在杭州雕造《夾注華嚴經》，1087年徐將此書送交高麗。
高麗僧侶到中國求佛法，就是通過商船的運送得以順利往來。例如，高達寺元宗大師慧真，在景福元年春「適有商舶入漢者，遂寄載而西」。後來，「適值本國歸舟，因而東掉」。（《京畿道編》）高麗僧統義天大覺國師，也是於宋元豐八年(1085年)四月庚午，率弟子壽介等十餘人，微服至貞州寓商船赴華。
2、宋麗醫學上交流密切，眾多宋醫入高麗行醫
據記載宋朝特派名醫王愉與徐先萬里迢迢到高麗，為高麗文宗風痹病進行治療。1074年，宋朝名醫、揚州醫助教馬世安等八人到高麗為文宗醫治。1078年，高麗文宗「病，僅能拜命，且乞醫藥」。翌年，宋神宗派遣使「王舜封夾醫往診治」。
1080年宋醫馬世安又前往高麗。1103年宋醫官牟介、呂丙、范之才等人到高麗行醫，並在高麗「教訓醫生」。1122年，又有兩名宋醫赴高麗，此外，「頗有學識、尤精於醫」的北宋進士慎修及其子慎安之，來高麗定居供職，並終老於高麗。高麗「自後通醫者眾」，並正式設立藥局和建立醫官制度。
在醫學上的交流還表現在藥品和醫書的輸入上。在北宋與高麗兩國的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中，藥品占很大比重。公元1078年，宋應高麗之請，派邢造前往高麗，並帶去藥品一百種。而高麗輸往北宋的藥品，品種和數量也都很可觀，尤以人參最為珍貴。北宋對醫學的重視，刊印許多醫書，高麗政府常遣使向宋求醫書。北宋多次慷慨相贈，如《聖惠方》等，同樣，北宋有些醫書失傳，也向高麗請求失傳的醫書。如宋神宗時，宋醫官馬世良自高麗返國時，帶回《東觀漢記》等書。高麗還向北宋贈送失傳的《黃帝針經》等書。
3、書籍的相互流傳，成為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
高麗於「海外諸夷中最好儒學」（《繩水燕談錄》），加之中國典籍在朝鮮半島的廣泛傳播，到宋代，已有不少中原佚書出現在高麗。高麗宣宗七年(1090年)七月，高麗使、戶部尚書李資義等入宋，次年，李資義使宋歸來，帶來宋朝皇帝的旨意：「帝聞我國書籍多好本，命管伴書所求」書目錄授之。乃日，「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宋朝向高麗所求書籍共為128種，《高麗史》全文載錄了這則書目。高麗王朝能送來多少不得而知，但這表明高麗在保存中國文化方面有過重大貢獻。
4、宋麗「樂工」來往頻繁，促進音樂共同發展
宋神宗熙寧年間，高麗派使向宋「請樂工」。宋派樂工前往，數年之後回國。其後，元佑、政和、宣和年間，高麗又請求「大晟雅樂」和「燕樂」，宋也滿足其要求，派樂工前往傳授，並帶去樂譜。高麗國有大樂司、管弦坊、經市司三種音樂機構，樂工近千人。其中一部分樂工專門學習從宋傳來的音樂，同樣，高麗音樂也傳入北宋。1076年，高麗還向北宋「獻伶官十餘倍」（《宋史》）。宋麗兩國頻繁來往的樂工，自然對兩國的音樂發展起了有益影響。
宋麗之間的商貿活動雖是經濟行為，但商貿品中的器物的交換，對兩國文化的傳播起到了促進作用，使得兩國從文化書籍到日常用品，從科技醫學到文明禮儀，都受到商貿往來的影響。同時在宋麗的外交方面，作為商貿活動的運作者的宋商，更是在宋麗外交舞台上擔任重要角色。
參考文獻：
1、《中韓古代關係史論》
2、《中韓交流三千年》
3、《宋麗關係史研究》
4、《中韓關係史》
5、《朝鮮半島與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