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制衡的起源，有兩種說法。
一是源於商鞅的「法者，國之權衡也」；二是出於《管子、輕重》，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
不管是何種起源，發展至今，已超千年。不得不說，華夏文化源遠流長，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珍貴的寶藏，制衡便是其中一種。現在的古裝影視劇中，不管是編纂的還是參照史實所改寫的作品中都能看到制衡的影子。
遠的不說，就說2015年孔笙、李雪導演的《琅琊榜》和近期大火的《長安十二時辰》。
《琅琊榜》，正午陽光出品，根據海晏的同名小說改編，目前豆瓣評分9.3分，榮獲第30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優秀電視劇獎。講述了謀士梅長蘇以病弱之軀平反冤案、扶持明君、振興山河的故事。
《長安十二時辰》，改編自親王馬伯庸的同名小說，出品方雖然不及正午陽光，但是還未播完，豆瓣評分已達8.6分， 是今年評分最高的國產古裝劇。講述了唐朝上元節前夕，長安陷入危局，靖安司丞李必和死囚犯張小敬攜手，在十二時辰內拯救長安的故事。
一個主線是權斗，一個主線是查案。本來並無相交之處，但是卻處處絲纏交錯，只因他們都有一個朝堂。
有朝堂就有紛爭，有朝堂就會有權斗。皇帝為了保證皇權的穩固，必須集權，而集權的最好手段便是制衡之術。
制衡是古代皇帝最常用的手段之一。為了不讓朝廷中一派獨大，架空皇帝，削弱皇權，從而保證皇權的穩固，聰明的皇帝都會既保證各黨派之間勢均力敵，又不侵擾朝廷穩固和引起邊疆戰亂。
皇帝的寶座只有一個，卻是多少人都夢寐以求的東西。如果只靠皇帝一人守護，覬覦之人舉不勝舉，防不勝防。
《琅琊榜》中，多疑猜忌的梁帝蕭選為了高枕無憂、不被犯上作亂，先是冊封寵妃越貴妃的兒子蕭景宣為太子，然後扶持文韜武略皆比太子強的皇后的養子譽王蕭景桓為七珠親王，與太子分庭抗禮。
太子想要保住儲君之位不擇手段，拉攏朝臣，一心謀劃扳倒譽王，從而鞏固自己的儲君地位。
而譽王在梁帝的有意扶持和默許之下，結黨隱私，野心膨脹，和太子爭強鬥勝，欲將蕭景宣拉下太子之位取而代之。
在太子被廢之後，更是繼續扶持靖王蕭景琰和譽王鬥爭，以保住梁帝的皇帝之位。
在《長安十二時辰》中，唐玄宗李隆基冊立李亨為太子，自己想要和嚴太真去驪山行宮享樂，卻任由林九郎把持朝政，不還政於太子。更是任由太子和林九郎串聯朝臣，形成兩派之勢。
任何帝王都不希望有任何潛力威脅到統治力量的存在，就算是自己的兒子也不行。
梁帝如此，唐玄宗亦如此。他們都知道朝臣一多、皇子一多，必然做不到一黨。既然做不到一黨，就讓彼此制衡，讓派系之間互相爭鬥，平衡彼此的力量。當彼此之間有了利益衝突，便會自動互相監督、互相掣肘。誰的力量也不會此消彼長的過於迅速，誰也不可能獨霸一方而毫無忌憚。
彼此之間的利益分配者，最終只能是皇帝。只有權力真正掌控在皇帝手裡，皇權才能真正的歸於皇帝。在《長安十二時辰》中，太子李亨任由靖安司丞李必給予死囚犯張小敬大權追查可能霍亂長安的狼人。最終，狼人還是在長安引起了騷亂。
林九郎上奏聖人，並間接要求給太子定罪，以削弱太子的實力。玄宗不以為意，只是虛言幾句，並未真正的下罪於太子。這便是皇帝的選擇。
國之根基不可動搖，林相可以和太子斗，玄宗也樂於見到彼此相鬥，但是一旦涉及到皇權，太子便始終是自己人，林相是外人。況且，為了避免彼此之間的力量失衡，皇帝也不會過於苛責太子。
制衡只有彼此之間的力量相對平等之時才能產生。一旦二者之間的力量過於懸殊或者偏差太大，力量強大者可以壓迫甚至是消滅力量弱小者，打破平衡之態。
自古勝者為王，勝者可以對資源進行分配。當弱者沒有能力和強者對抗，成為被壓迫者，那麼強者可以將弱者許以利益來拉攏，成為自己的人，這種現象是皇帝最不想見到的，也是制衡之術最失敗的結果。
所以，梁帝在太子被廢之後，立即扶持新的勢力來和譽王抗衡；林相將太子打壓的太過厲害，玄宗便對林相對太子下罪的意見充耳不聞。
換句話說，宰相沒了，可以再立，是外人；太子沒了便是沒了，是自己人。
玄宗扶持林相，是為了制衡太子，不讓太子過早的把控朝局，讓自己安安穩穩的在皇帝的寶座上過完一生，而不是真的想要打壓太子，甚至是撤掉太子。
等其終老之後，皇位還是要留給太子，而不可能是外臣林九郎。
梁帝扶持譽王，也並非想要譽王也在太子之位上分一杯羹，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皇權的穩固。寵妃的兒子是太子，宮內宮外皆是太子一黨，對皇帝而言並不是一個好的兆頭。扶持譽王上位，間接的譽王行監督之權，替自己看著太子的一舉一動，讓他乖乖的等著自己駕崩之後再行皇權之事。
皇帝還在位時，太子犯上作亂的例子不在少數，皇子被殺的事情更是層出不窮。皇帝既要制衡又要保護，最好的辦法，便是讓彼此之間的力量勢均力敵，足以自保之後再進行權斗。
都說皇帝向來多疑，更是不喜太子，哪怕太子是自己的親兒子。
權力就像夏娃的蘋果，誘人、美味，號令停下莫敢不從極具誘惑力。自古以來，只要得到皇帝的寶座，便再也不願主動撒手。乾隆雖然將自己的皇位傳給了嘉慶，真正做決定的依然是乾隆，嘉慶只是明面上的皇帝，凡事皆要請示乾隆。
太子是皇帝權力的第一競爭者，距離臣走向君只有一步。也因此，皇帝向來不喜歡賢明、百官、百姓皆擁戴的太子。害怕有朝一日，太子會直接越過自己，奪取皇帝的寶座。
中央集權制註定了權力必須單線運作，皇——官——民，次序決不能亂。世上不可能有兩個同朝的皇帝，也決不允許光明正大威脅到皇帝集權的太子存在。
所以，不太聰慧賢明的太子李亨、蕭景宣被制衡是必然事件；聰穎、受百官愛戴的祁王註定要死。李亨和蕭景宣奪權，只是奪下屬的權，奪皇權對立面的權，所以皇帝並未真正下殺心，而是看著他們結黨爭鬥；而祁王奪權，奪的是梁帝的權，直接威脅到梁帝的皇位。
祁王在朝廷上籠絡人心，在府內清談狂論，就連大臣的摺子上也必稱祁王之意。眾人皆只知祁王，不知梁王，這是梁王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對於祁王來說，當一個賢明的君主和當一個賢明的太子沒有任何區別，只是早晚之事。
對於梁王來說，忠心和血緣關係並不能保證自己地位的穩定，是否有謀反的實力才是衡量標準。祁王的這些舉動已經越過一個太子應該做的事情了，如果他想造反，就連梁王也無可奈何，所以，祁王必須死。
並且在當時的環境中，祁王並沒有可以制衡的勢力。文臣嚴侯爺是祁王的忠實擁護者，武將林燮是自己的親舅舅，一切梁帝能夠用來制衡的勢力都是祁王的勢力，制衡之術無法使用的情況下，下殺手便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說到文臣武將，任何朝代，文臣武將皆是對立，不管他們的利益是否有衝突都必須勢如水火，因為這是皇帝喜聞樂見的場面。
即使文臣和武將相談甚歡，皇帝也會想方設法拆散彼此，因為他們威脅到了統治力量的存在。非戰時期，只有對立的局勢才好掌控，真正一團祥和的局面反而對皇帝不利。
唐朝時期，制衡的手段發展到頂峰。兩相四將便是最高端的分權制衡。玄宗時期，左相李適之是太子的人，右相林九郎是和太子對抗之人。
然而，制衡的帝王之術用好了，便是一世安穩，用的不好，便有失權的危險。
《琅琊榜》中，太子和譽王的鬥爭太過激烈，損傷了朝政根本。當靖王上位之後，皇帝便再也把控不住朝局，最終把自己置於沒有一兵一卒的境地。制衡用的太過，容易失去人心，更容易失去手中的權利。
本是同更生，相煎必太急。只要彼此少些猜疑，多些信任，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流血犧牲。
不僅中國有制衡思想，西方也有。17世紀末的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曾提出制衡思想：三權分立。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相互制約、權力均衡。這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權力的濫用，削弱了權貴對權力的掌控。但是，這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掌權的還是貴族，剝削的還是平民。
結果和中國的制衡之術效果並無太大差異。
集權的利弊是對立統一、辨證和諧的。絕對的權力，就會滋生出絕對的腐敗。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建立集權制度後，打破了貴族分封制，強化了對地方的統治，提高了行政效率，維護了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加強了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與融合；但是，制度的強化，集權的思維壓制了思想的解放，容易形成暴政和腐敗的現象，阻礙了資本萌芽的發展，也阻礙了中國社會的轉型。
當代的我們，在看這些源遠流長的國史之時，不能僅僅只將權謀手段看得過份重要，而是要去看待同時期地球上其他文明做對了哪些事情，才後來居上遠遠超越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