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的歐洲，掀起了一股中國熱。

那時，第一批傳教士於明朝末年來到北京，被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所吸引，這些傳教士寫下了諸多關於中國的著作，第一次讓歐洲對中國有了近距離的了解，歐洲人認為，他們發現了一個早於《聖經》記載的創世紀的強盛帝國，中國成了當時歐洲的關注點。

萊布尼茨也不例外，這位與牛頓並稱為微積分的發明者，不只是數學家，還有一個更著名的身份，哲學家，他的單子論一直在哲學認識論上占有重要地位。萊布尼茨對中國的興趣產生於耶穌會士白晉神父。

如今提到那段歷史，很多人會誇大萊布尼茨對中國的痴迷，事實上，萊布尼茨跟當時的歐洲很多人一樣，對中國更多的基於想像，認識僅限於傳教士的間接描述，但通過這種間接轉述，萊布尼茨對中國特別是中國文化的認識，在當時的歐洲是非常深刻的。

萊布尼茨認為中國的文化和歐洲可以取長補短，中國文明在倫理學、政治學方面非常擅長，而歐洲文化則長於數學、思辨科學方面，有趣的是，很多中國人認為的缺點，在萊布尼茨那裡恰恰是優點。

萊布尼茨對中國文化頗有好感，並不是很多營銷號寫的「無腦吹」，而是源於他的哲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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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茨最著名的著作是《單子論》，他認為，單子（monod）是最小的實體，也是最簡單的實體，不可再分，一個單子可以是一個靈魂，宇宙就是由單子構成，神就是最核心的最高級的單子。

高等級的單子有自我意識，可以與神聯繫，這種聯繫遵循著理性原則，而不受其他因素而改變，「單子沒有窗戶」（Monads have no Windows），單子之間的聯繫是上帝創造的「預定和諧」（Harmony pre-established）。

由此出發，萊布尼茨自然對朱熹的「理」非常感興趣。他覺得朱熹的「理」，就像自己的「單子」，而太極或道就跟上帝一樣，能預見一切，創造一切。

萊布尼茨對朱熹的「理一分殊」用自己的單子論加以理解：個別的理是一個更大的理的表現，不是一種破碎的表達，而是一個整體。就像單子論中，每一個單子自身是整體，又反映著整個宇宙。而單子是上帝的反映，正如理是道或太極的反映。

且不說萊布尼茨對朱熹的「理」理解得是否正確，單單就理解的深度而言，萊布尼茨對朱熹的理解已經超越了與他通信介紹中國的神父，甚至比很多中國人對朱熹的了解都深刻，這也許是同為哲人的惺惺相惜吧。

萊布尼茨對漢字的喜愛，也基於他的哲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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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里，有巴別塔的故事，說是在巴比倫城，人類想建造一座通到天際的塔——巴別塔，又叫通天塔，神覺得這是對自己的不敬重，於是讓人們說不同的語言，人們彼此之間無法溝通，就無法建造高塔了，從此世界就產生了民族、種族的分化。

而在實際的傳教中，語言的問題一直引起人們的興趣：上帝在創造人的時候，亞當說什麼語言呢？那應該是一種神聖的語言，但自從亞當被逐出伊甸園，這種語言就消失了，後來耶穌拯救人類，記載下神的語言，是一種理性的語言，也是《聖經》的語言。

但《聖經》是用拼音文字寫成的，無論是希伯來語、英語、法語還是德語，都是拼音文字，就是看到單詞基本就能讀出來，例如聽到[k]這個發音，基本就能想到字母k或者c，這跟漢字是完全不一樣的。

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發現，引起了歐洲的震動，這是完全不同於歐洲的文字的一種文字，歐洲人很好奇，這是一種符號還是巫術？那些道道圈圈組成的圖形，是歐洲人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但歐洲人認為這種象形文字是一種古老的原始的文字，而記載《聖經》的希伯來語是上帝和亞當的語言。

萊布尼茨也認為有神創造的語言，需要在詞與對象之間建立必然的聯繫，但萊布尼茨不認為這種語言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聲音是留不住的，因為聲音在歷史中，只能模擬相似，但無法達到語言最原始的「隱喻」，無法給出語言最確切的含義，所以萊布尼茨認為這是「語言的墮落」。

舉例來說，一個拼音文字的應用者，讀[lok]，寫出來就是lock，那麼如果一個[l]和[n]不分的人，讀出來的就是[nok]，相應寫出來就可能是nock了，拼音文字的書寫太過依賴發音。

漢字就完全不同，很多方言里不太區分n和l，但不管讀ni還是li，最後書寫出來的漢字都是「你」；同樣，很多地方也不區分前後鼻音，「琳」和「玲」在某些地方發音一樣，但寫出來絕對是兩個字，也就是讀音完全不影響漢字的書寫，這正是萊布尼茨看中的強於歐洲語言的地方。

拯救語言的墮落，需要找到神傳授給人的原始語言。但萊布尼茨不認為這種語言已經存在，他認為需要人自己建立和神共同擁有的語言，這種完美的哲學語言，能達到普遍的理性。

這種語言里，詞與概念的聯繫是單意的，詞是一個符號，對應一個已經確定好了的觀念，複雜的觀念，就由複雜的詞構成，而操作這些詞的，就是語法，語言需要遵從邏輯。

3

漢字的特點，引起了萊布尼茨極大興趣。

當時的傳教士認為，漢字的學問在於書寫，在他們眼中，中國人似乎有兩種語言，口語和書面語，其實這種理解大體不差，想想那些文言文，在我們自己眼裡，恐怕跟口語也是兩種語言。一個傳教士認為，中國口語的詞用一千多個單音詞就足夠了，這些單音詞又一起組合成更多的詞。

然而漢字的書寫就不一樣了，漢字不是由拼音構成的，而是由筆畫。也是基於這一點，萊布尼茨認為漢字是理性的語言。與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相比，漢字更抽象，更像是一種哲學語言。

「在我看來，埃及文字更大眾化，太拘泥於像動物之類的感性事物……而中國文字更具有哲學性質，顯示著奠基在理性基礎之上，這樣的理性是由漢字中的順序、數量、關係給與的……」——《萊布尼茨與中國》

在萊布尼茨看來，正因為漢字不局限於發音，而更字形更具有穩定性，任何人書寫，即使讀音錯誤，也會是同樣的筆畫，不像拼音語言，因為讀音不同，字母組合就不同。萊布尼茨認為漢字不通過發音，而是通過字形，更直接對應事物以及含義，直指事物的本性。

說來有趣，在我國，很多人對漢字不能根據字形直接讀音這一點頗為詬病，才有所謂漢字拼音化方案，認為音形不同是漢字的缺點，與萊布尼茨的觀點正好可以做個對照。

萊布尼茨認為，漢字固定的筆畫和筆順，讓所有人都能理解，所有人都能用這一點指向同一個事物，這一點可以作為普遍語言的基礎。

不同的民族可以根據自己的讀音不同，但寫就同樣的字，萊布尼茨舉例說，「大」這個字，其他民族都可以有不同的發音，但同樣的寫法，就有同樣的理解。

必須嚴肅地說，萊布尼茨對漢字的喜愛，並沒有推崇到將漢語作為「世界語言」的地步，而是認為漢字給了他啟發，他對漢字的理解更像是一種代碼，由此他對《易經》產生了濃厚興趣，因為《易經》里用數字、符號結合的形式，表達出豐富的卦象含義，「能更便捷地踏上神啟之路。」

雖然萊布尼茨對中國頗有好感，但萊布尼茨也認為，中國「今人」的智慧是不如古人的，古代中國有《易經》這樣的奇書，對自然哲學也理解更為深刻，而他同時代的中國人，在各個方面都是不如古代中國人。聯想到「聖人」都出在古代，恐怕萊布尼茨同時代的中國人，也會持有相似觀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