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在我黨歷史上占有極為重要且又特殊的地位，現在我們看來，中央特科曾經書寫了一個又一個精彩而傳奇的諜戰故事。但在那段艱難的歷史時期，絕大部分特工根本就不知道「中央特科」這個名字。
因為當時「中央特科」為我黨最高絕密，只有我黨極少數領導人才知曉其中的秘密。直到新中國成立多年之後，中央才對外公開這個早已停用多年的絕密名稱，同時也公開了部分特科成員信息。
中央特科當年確實創造了無數傳奇，也有很多特科成員為革命事業做出了不朽貢獻。但遺憾的是，仍有一批特科成員的身份至今仍舊是一個謎。
這是由於在那段極為艱難的歷史階段，絕對保密是中央特科的首要原則，也是特科存在下去的最後保障。因此，中央特科大部分工作實行單線聯繫，成員之間以代號相稱，並不透露自己的真實姓名和身份。
歷史上，中央特科也遭受過數次劫難，尤其是1931年的「黎明叛變」，中央特科以及我黨最高領導機構險些遭遇滅頂之災。在幾次大的浩劫之中，有很多革命同志被捕，為了保守黨的秘密而壯烈犧牲。最終，他們也帶走了所有的秘密，而這些秘密可能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因此，當年中央特科究竟發展了多少下線，在國民黨內部安插了多少內線，這些人又為黨的革命事業做出了哪些貢獻，至今也未能完全查明。
不過，尋找歷史功臣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止，黨中央曾下令，只要有證據能夠證明其曾經為我黨工作，一律予以追認並給予獎勵和補助。
2001年，就曾經有一位隱姓埋名數十年的老特工被無意中發現，中央經調查後確認此人為我中央特科下屬特工，曾經為紅軍提供過重要情報。隨後，中央下令追認此人身份，並予以嘉獎。《人民日報》將其稱之為「中央特科最後一位老戰士」！
這位老戰士的名字叫做「姚子健」，匪夷所思的是，直到中央確認其身份之前，他竟然都不清楚自己當年是在為中央特科工作。
他自己也未曾想到，自己竟然和大名鼎鼎的頂級特工沈安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姚子健，1915年出生於江蘇宜興，家境富裕，因此受到了較好的教育，少年時曾去往上海求學。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上海學生群情激憤，紛紛走上街頭強烈要求國家出兵收復國土，各種學生愛國運動也此起彼伏。
時年16歲的姚子健也是一名熱血愛國青年，踴躍參與各種活動，從此也在心中立下了自強報國的志願。
後來，學生運動遭到國民黨的打壓，淞滬抗戰隨即爆發，姚子健無奈回到家鄉成為一名小學老師。
按照姚子健父母的想法，能在家鄉當一名穩定的老師也很好，起碼可以安居樂業。但是姚子健心繫國家安危，並不甘心蝸居家中。
他每天都要通過報紙了解時局，局勢的惡化讓其憂心忡忡，後來，他在報紙上發現了一份招生簡章。國民黨中央測量學院正在招募一批年輕學員，將來可以為軍隊進行地圖測繪。
姚子健感到自己的機會來了，於是說服父母，毅然前去報名，最終以優異成績被錄取。
1933年，姚子健再次來到上海學習，他在學習上非常刻苦，每天都泡在教室里鑽研測量知識，很快就成為班裡的尖子生。
但是，他也逐漸了解到了國民黨的腐敗和軟弱，這些大官僚、大資產階級心裡想的全是自己升官發財，根本不為國家和民眾著想。漸漸的他對國民黨失去了信心，陷入了迷茫之中。
後來，他在報刊書籍上了解到了中共的主張和事跡，便對這個全新政黨的理念所吸引，他認為中共的道路才是中國的正確選擇。
就在這時，他遇到了舊時同鄉舒日信，二人本就相識，久別重逢暢聊許久。在交談之中，舒日信告訴姚子健，自己剛剛加入了共產黨，現在正在為中共工作。
姚子健一聽非常激動，立即告訴舒日信自己也希望加入黨。隨後舒日信將此事告知了自己的上級魯自誠。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魯自誠認為姚子健是一個非常適合地下工作的愛國青年，於是將其吸收到組織中來，並讓他時刻準備好為組織提供情報。
不過，當時姚子健並不清楚自己所加入的究竟是個什麼組織，只知道是共產黨領導的情報機構。
1934年，姚子健以優異成績畢業，被分配到國民南京參謀本部陸軍測量部門工作，專門從事地圖測繪工作。
地圖是軍事行動中的重要工具，而中國近代的地圖測繪工作起步很晚，即便是國民黨高層手上也缺少精確地圖，因此非常重視這方面的工作。紅軍方面更是急缺相關地圖資料。
姚子健剛開始的時候從事的是基層測繪工作，基本無法接觸到軍事機密，而當時國民政府正在圍剿紅軍。他因為無法向組織提供有效情報而心急如焚，所以，他便藉口自己患上了眼病，無法進行正常測繪，請求調到檔案管理部門。
這個請求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他找到了一份管理地圖檔案的工作。這份工作在國防部內非常低調，只是最普通的崗位。
但是在這裡姚子健卻能接觸到最珍貴的軍事地圖。
地圖的種類非常繁多，需要進行精細的分類管理，並且召開軍事作戰會議時，需要在地圖上進行畫圖作業，很多地圖被領取之後就不會歸還了。因此地圖管理處的每一份地圖都要有很多備份，並且要隨時通知印刷廠加印補充。
細心的姚子健發現，從參謀總部領取的地圖上面可以看出其接下來的大體作戰區域，那麼紅軍自然也需要這方面的地圖。
於是，他便開始暗中將參謀部領取的地圖單獨備份，然後設法將這些地圖交到組織手上。
南京是國民政府的首都，特務的審查非常嚴密，中央特科並未在南京設立基層機構，所以姚子健必須將情報送到上海。因為他所傳遞的情報是地圖，無法通過電報傳送，他只能親自前往上海。
從那時起，姚子健便搭乘周六晚上的火車次日清晨抵滬，將地圖交予接頭人之後，便折返南京。
他的第一個接頭人就是舒日信，雙方非常熟悉配合也比較默契。不久之後，舒日信告訴姚子健，今後將由一位「沈小姐」負責和你接頭，你只需要知道她姓沈即可，其他的一概不需要知道，也不要打聽。
姚子健知道這是組織上的紀律，保密極為重要，所以他對這個沈小姐幾乎是一無所知。
再後來，接頭人換成了一位「熊先生」，他依舊是照例將地圖交到熊先生手上，除此之外的信息，他也從來沒有打聽過。他也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屬於哪個機構，自己的最高領導是誰。但是他從報上的信息可以推斷，自己交出去的地圖和情報送到了紅軍的手上，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1937年12月，日寇攻克南京，製造了千古罪案「南京大屠殺」。在那之前，姚子健隨南京政府西遷武漢。
由於形勢緊急，地下情報工作也做出了調整，1938年，姚子健突然接到熊先生髮來的指令：立即趕赴香港，至八路軍辦事處報到。
短短一句指令，姚子健便立即收拾行裝去往了香港。由於當時形勢危急，國民政府很多人員都在戰亂中失散了，因此姚子健的失蹤並未引起注意。
歷經輾轉到達香港八路軍辦事處之後，姚子健也沒有得到太多的信息，辦事處人員只是交給他兩張紙條。兩張紙條上的內容都是一樣的：姚子健有抗日熱情，已經為黨工作多年。小開。
「小開」是落款，姚子健看著這莫名其妙的一句話難免有些疑惑，但是辦事處的工作人員讓他不必多問，隨後會安排他去延安，將這兩張紙條分別交給兩個人，一個人叫陳雲，另一個叫林彪。
這二人都是中共鼎鼎大名的領導，尤其是林彪，是紅軍名將，姚子健有些激動。隨後，在八路軍辦事處的安排下，姚子健同另外一批同志一起輾轉抵達延安。
而就是憑著這兩張紙條，姚子健正式進入延安軍政大學學習，後來便在延安跟隨中央機關工作。
新中國成立之後，鑒於姚子健的專業，他被安排在雷達局參加工作，繼續為國家作出貢獻。
姚子健認為自己能夠參加共產黨，親眼見證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看到新中國的成立，自己此生足矣，也沒有什麼遺憾。
姚子健在家中還時常對子女講述當年為中共地下組織提供情報的故事，還時常提起舒日信、沈小姐和熊先生。但是，後來就再也沒有見過他們，讓姚子健深感遺憾的是他始終不知道沈小姐和熊先生究竟是誰，也不知道當年自己屬於哪個部門。
姚子健的兒子姚一群對父親的這段經歷非常熟悉，也為父親而深感自豪，而舒日信、沈小姐的名字也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記憶之中。
200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央特科傳奇特工沈安娜來到姚一群所在的單位做革命宣講。在沈安娜的講述中，提到了自己的姐夫舒日信和姐姐沈伊娜，甚至還提到了姐姐姐夫從特殊渠道搞到了國軍軍用地圖，並將其傳遞給特科的情節。
聽到這個情節，姚一群心中一怔，這和父親所講述的故事竟然如此吻合，這些地圖會不會就是父親所提供的。
想到這裡姚一群按捺不住心中激動的心情，立即回家再次詢問了父親當年的情結，確認之後，他便主動聯繫到了沈安娜，並請求沈安娜能與父親見一面。
沈安娜聽說之後，立即同意與姚子健見面，不久之後，兩位老人終於見面，並聊起了當年的往事。
聽完姚子健的敘述，沈安娜沉思良久，最後她鄭重地告訴姚子健：「你的上級單位應該就是中央特科！」
聽到「中央特科」這個名字，姚子健父子當時就被驚得瞠目結舌，自己竟然是特科成員。
沈安娜告訴他，舒日信就是自己的姐夫，而那位沈小姐應該就是自己的姐姐沈伊娜，她也時常替姐夫接收情報。而據他所知，當年舒日信獲取軍用地圖的渠道只有一個，就是姚子健。
而姚子健在香港得到的兩張紙條上落款「小開」的人，正是中央特科負責人，潘漢年。原來，潘漢年一直在關注姚子健的情況。
沈安娜隨後，就將姚子健的情況上報中央，不久之後調查確認，姚子健系我黨中央特科下屬特工，為黨作出巨大貢獻。
能夠確認自己是中央特科的成員，耄耋之年的姚子健感慨萬分，他一再重複自己這輩子做的最正確的決定就是加入共產黨。
不過，在姚子健的心中還有一個遺憾，那就是「熊先生」。
這也是我黨歷史上的一個遺憾，這位神秘的熊先生究竟是誰，至今也未能查明。實際上，和熊先生一樣，還有多名在我黨歷史上曾經有記錄，但卻沒有留下任何信息的特工還有很多。對於革命先輩身份信息的調查確認工作一直在進行，也絕不會停止，直到查出每一個人。
儘管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但是我們將永遠銘記那些為我們今天幸福生活而做出貢獻的革命先輩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