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丨《朦朧的鏡子——司馬遷筆下的矛盾與衝突》

出版時間：2023年5月

定價：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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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目錄

導　言　1

第一章  孔子二世的挫折　17

第二章  司馬遷筆下的孔子　55

第三章  司馬遷、六藝和《春秋》　81

第四章  亡父和活著的記憶　111

第五章  名垂青史　149

第六章  思想者或講述者　180

結  語　210

參考文獻　214

譯後記　230

內容簡介

本書是歐美學界對《史記》與司馬遷研究的經典著作，作者杜潤德是美國漢學界史記學研究領域最負盛名的學者之一，中譯本屬於「海外司馬遷與史記研究叢書」第二種。

全書共六章。第一章中作者探討了司馬遷寫史的歷史背景，第二章介紹了司馬遷所描述的孔子，第三章追溯了中國古代六經傳統與司馬遷對儒家經典所做出的貢獻；第四、第五兩章考察了司馬遷對中國早期最有影響力的兩部著作《左傳》和《戰國策》的改編問題。最後一章，探索了後世學者試圖在《史記》中尋求一個連貫一致的理念的問題。在本書中，作者系統地介紹了司馬遷的歷史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將研究的重點放在《史記》文本的文學性研究之上，對司馬遷內心世界的精闢分析得到了美國漢學界的高度評價。

作譯者簡介

作者杜潤德（Stephen Durrant），教授，現任教於美國俄勒岡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為當代美國漢學界中極具影響力的《史記》研究學者。杜潤德教授在《史記》研究領域重要貢獻主要體現於1995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專著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朦朧的鏡子：司馬遷筆下的矛盾與衝突》），合著The Siren and the Sage: 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海妖與聖人：古希臘和古典中國的知識與智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

譯者丁波，歷史學博士，編審。中國史記研究會副會長、秘書長，北京史記研究會會長，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史學史，尤其在《史記》方面用力最多。在《史學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學術研究》等核心期刊發表《史記•將相表倒書考》等學術論文20餘篇。

導　言

（節 選）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論語》

樂維在他關於中國偉大的學者司馬遷（公元前145—前86？）的歷史小說的「序言」中這樣寫道：「中國的歷史，從開端到公元前110年，某種程度上與一個人的史書密切相關。」樂維是對的，離開司馬遷的鴻篇巨製 ——130卷的《史記》，中國的古代無從談起，而它明顯帶有特殊的個人著史的作者印記。關於司馬遷生活的傳記資料十分稀缺，導致只能從他自己的記載中去尋找。換言之，我們關於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史家司馬遷的認識，都來自其自傳性質的《太史公自序》。在《史記》最後一卷，司馬遷以一段簡短的家族歷史開篇，引用了其父關於古代各個學派優劣的文章。然後，他提到了自己：「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

《太史公自序》中的這些敘述揭示了司馬遷生活和工作中的一種基本矛盾。在第一句中，司馬遷描繪了一幅田園畫：一個幼童在暖和的山坡上放牧，黃河從山邊流過。司馬遷的出生地龍門，是一個充滿神話色彩的地方。龍門位於現在西安東北約120公里，向南流的黃河在此處變窄並穿山而過。《尚書》中記載，傳說中治理洪水的大禹，疏通黃河，從積石山引流，開鑿龍門。另一個版本則略帶奇幻，大禹拯救世界的途中，在龍門進入了一個漆黑的山洞，他背負火把，遇到一位神仙，神仙送給他完成使命的工具。為了紀念大禹的功勞，龍門有時也被稱為「禹門」。

在司馬遷之後很晚的記載中提到，鯉魚聚集於龍門急流底端拚命向上躍起。大多數的鯉魚都失敗了，「點額而還」。那些成功躍過龍門的，變成龍，乘風而去。這個故事在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是否流傳已不知其詳，但可以肯定的是，司馬遷知道大禹的故事。當司馬遷講述自己的廣泛遊歷時，他提到的第一個地方就是會稽的「禹穴」，據說龍門的開鑿者大禹就埋葬在那裡。

在他前面自述的第二句中，司馬遷從悠然的龍門耕牧生活轉向了求學：「年十歲則誦古文。」司馬遷所說的「古文」歷來有爭議。一些評論者相信古文就是指古代的典籍，或者特指一套先秦時期保存下來的古代文獻；另外一些評論者則認為古文是特指司馬遷最尊敬的老師之一孔安國（約公元前125年）所傳的古文《尚書》。可以肯定的是，當司馬遷開始接受正規教育時，他已離開龍門附近的河山之陽，與他父親一起在西漢的都城生活。

就在司馬遷到長安的五十多年前，漢高祖（公元前206年—前195年在位）決定以長安為都城，這個地方也曾是漢之前兩個朝代西周（約公元前1045年—前771年）和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的都城。漢代之前，長安損毀嚴重。漢代長安作為一座新城，修建在渭河之南，即現在的西安西北郊。漢高祖修建了兩座大的宮殿，相國蕭何負責具體修建工作。新城的城牆周長約14英里，圈起了一個13平方英里的空間，這是在漢高祖的兒子漢惠帝（公元前194年—前188年在位）時期完成的。新的都城則在漢武帝（公元前141年—前87年）統治前期隨著幾座新宮殿的興建而最終完工。因此，當年幼的司馬遷首次參觀長安時，新城已經基本建設完工，它讓這個從龍門附近山中走出的少年眼前一亮。長安是「四方的中心」，是連接天和地的軸心，是傳統的象徵，也是秩序的焦點。城牆以面向基本方位為導向，南城牆和東城牆筆直延伸了三英里多，而北城牆和西城牆的形狀不規則，可能是模仿某些星座。每一堵城牆的三扇門，打開了穿過城市的寬闊大道，巨大的宮殿建築群位於道路的盡頭。司馬遷去世一個半世紀後，另外一位歷史學家班固（32—92）回顧了長安的輝煌，

他寫道：

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

長安、龍門這兩個地方——「龍門」和「永久平安」——是地理符號，把它們對立，就會繃緊甚至撕裂司馬遷著作的結構。龍門是一個充滿想像和神話的田園，在這個地方，司馬遷將自己描寫為一個溫暖山坡上的牧童。如同它得名的由來，龍門讓人充滿想像，孕育了無盡的故事。長安，它的名字中蘊含著平靜和穩定，是一個能夠提供學習機會和充滿秩序的地方，司馬遷在此學習那些蘊含著古代傳統的「古文」。

通過衝突和對立來分析司馬遷的著作並不新鮮。李長之在他的代表作《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中認為，司馬遷的生活和作品中存在一種衝突，表現為漢初仍然盛行的南方楚文化中的浪漫主義和周文化中的古典主義之間的衝突，前者最終戰勝了後者。李長之將司馬遷的浪漫主義描述為：「馳騁，衝決，豪氣，追求無限，苦悶，深情。」李長之啟發了我，但我對司馬遷的浪漫主義認識與他略有不同。他使用的「浪漫」，在中國古代漢語中沒有這樣的詞彙，它是源自西方的詞彙。此外，浪漫這個詞容易產生歧義和誤解，我在這裡不願意使用。最後，「浪漫」與「古典」 的對立，不符合中國古代文學傳統，它是西方歷史特定時期的產物。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中國的「至聖」，為我提供了概括司馬遷作品中衝突的術語，即「文」與「禮」，《論語》中出現了三次。我們被告知，君子是能實現「文」與「禮」高度統一的人。按照孔子的說法，「文」拓寬了道路，而「禮」通過限制和引導，給人提供正確的路徑。孔子暗示，二者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個，都將過猶不及，打破中庸之道。煩瑣的「禮」導致空洞的形式主義，催生了周朝末年儒生中普遍興起的枯燥的繁 文縟節。過度的「文」會導致感情和情緒泛濫，突破正確的邊界，在日益擴大的審美和文學可能性範圍中混淆了恰當的辨別。的確，當「文」的地位上升時，傳統可能會受到威脅，不是因為文學太少，而是因為太多！

儘管這兩個原則之間存在潛在的衝突，但儒家並不把「文」 和「禮」看作矛盾的對立面。相反，二者在君子身上實現完美平衡。狄百瑞在《論語》的注釋中指出：「對儒家而言，這些對立的特點（如『禮』和『文』）都是必需的、值得讚許的。實現完美生活，二者缺一不可，正如要努力實現中庸就必須生活在這種緊張衝突之中。」當然，「文」就其「模式」的本義而言，是「禮」的基礎，「禮」表達了可見的和適當的情緒，這些情緒是 「文」的一部分。「文」和「禮」不能被完全對立。但審美傾向和規範要求必然會產生衝突，我相信，這種衝突貫穿了中華文明的整個進程。方澤林指出了這種衝突的一個細節，他注意到中國最重要的文學作品《詩經》中有「兩種閱讀」：一種是正當的、充滿歉意的，一種是隱秘的、高興的和危險的。這兩種閱讀中的第一種，按照我這裡設置的對比，是符合「禮」的；第二個則遵循 並符合審美，是「文」的情感模式。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對「文」的追求可能導致文本的危險擴散，也就是說，導致「文」以最具體的形式出現。這種認為文學文化圈子可能變得過於廣闊和危險的觀點，在我們這個擁有大型圖書館和冗長書目的時代似乎很奇怪。因此，西方的漢學家經常回顧戰國時代（公元前403年—前221年），認為那是中國思想的黃金時代，這個時期百家爭鳴，新的著作不斷湧現。但是從周代晚期到西漢初期的中國學者，把百家爭鳴看作是王道衰落的象徵，是陷入政治混亂的另一種徵兆。在這個時代晚期成書的《莊子》的第三十三章，很典型地表達了對早期學術一統時代的 懷念：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

莊子的文章並沒有主張以一種暴力的方式結束時代的混亂，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各個學派的優點被溫和地統一於一種學術，這種學術是一個整體，類似一個健康的身體，眼睛、耳朵和嘴和諧地發揮作用。這種對政治和哲學一統時代的渴望，針對厭戰的世界，以一種烏托邦的形式投射到遠古時代，很自然地導致了秦朝對文本的控制和壟斷。

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前210年在位），在中國歷史著作中通常被刻畫成一個暴君，他遵循政治統一的路線，對多元的學術進行了近似暴力的鎮壓。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卒）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焚書建議，之後的幾年中，據說有460名儒生被活埋，這些有時被看作是秦始皇對諸子百家暴力鎮壓的證據。秦始皇最關注的是那些對新帝國及其統治的批評，尤其是那些「以古非今」的批評者。史官所藏的非「秦記」之書籍，皆被焚毀。其他國家的記錄都把秦國描繪成一個野蠻的敵人，新君主尤其厭惡這些書籍。因此，根據官方的法令，《詩》《書》和百家雜語，私人皆不得收藏，只能由博士官保管。對諸子學術的禁止，正如現代學者錢穆所指出的，針對的可能是師徒之間私相傳授的學術，他們傳承了古代思想家的傳統。

秦始皇「控制文本」政策中的第二個關鍵部分，被討論的頻率遠低於焚書坑儒，即將博士官作為秦帝國新的職官體系的一部分。戰國時期，有幾個國家曾任命過學者，齊國甚至資助學術，設立稷下學宮，讓學者們聚集在那裡討論時政。秦始皇則將這種學術機構作為帝國官僚體系的一部分，甚至可能將齊國的稷下學宮移到了秦國的首都，就一些關鍵問題向學者們徵求意見。當秦始皇的兩個批評者侯生和盧生說出「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時，表達的是他們最真實的感受。

秦的驟興瞬亡，給漢初統治蒙上了一層陰影。尤其令學者不安的是秦始皇對學術思想的控制。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認為，司馬遷對歷史的概括，就是試圖最大程度地抵制對文本的限制和控制，《史記》不僅囊括了不斷增加的過去的文本，也採用了能涵蓋這些繁雜文本的豐富多樣的文學形式。正如我們下面將看到的，司馬遷的《史記》大部分直接採用了其他文獻材料，也有許多內容就是對早期文獻的簡單改寫。

《史記》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它非常符合漢代學術綜合的特質。東周（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的分裂和秦的混亂，引發了人們對秩序和安全的強烈關注。這迫使學者們必須如百科全書式博學，也誘使他們試圖以一種能為未來提供更可靠基礎的方式去整合過去的知識。在哲學領域，《淮南子》和《春秋繁露》這樣的著作就反映了這種趨勢。就連在藝術領域，漢代的宮殿也是綜合作品，這些與《史記》中的精神甚至內容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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