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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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園鳴謝
編者按：
你對科學史研究有什麼看法？你是否認為，科學史不過是科學家消遣之餘寫寫科學故事的想法？你是否認同，科學史研究的意義與價值？本文為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教師，同時也是《牛頓手稿漂流史》的譯者王哲然老師撰寫的文章。他從《牛頓手稿漂流史》一書的翻譯說開去，清晰闡釋了科學史在科學相關的文本與物質遺產保護、整理和研究中發揮的重要和意義。
撰文 | 王哲然 清華大學科學史系
1727年3月31日，一代科學巨人艾薩克·牛頓（Issca Newton）與世長辭，距今已過去整整295年。牛頓的思想遺產深刻地影響和決定了現代科學的走向，生活在後牛頓時代的每一位現代人，幾乎都能多多少少說出一些關於他的成就和軼事： 萬有引力定律、微積分、色散實驗、反射望遠鏡，以及那顆著名的蘋果。然而，如果提到牛頓留下的有形遺產——上千頁共計860萬多字的手稿，恐怕除了專業的牛頓學者之外，很少有人知曉它們的下落。我們會想當然地認為，在像牛頓這樣偉大的科學家去世之後，他的手稿一定會得到細心保管，有一代又一代的專家學者去研究、解讀、出版。事實上，在動筆翻譯《牛頓手稿漂流史》之前，我雖已對牛頓手稿流傳的曲折經歷有所耳聞，但絕沒有意識到，真實的歷史比預想得更為複雜，也更為有趣。
《牛頓手稿漂流史》原書名為 The Newton Papers: The Strange and True Odyssey of Isaac Newton's Manus ，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於2014年出版。其作者是英國科學史家薩拉·德里（Sarah Dry）。德里女士本科畢業於哈佛大學，後取得劍橋大學科學史專業博士學位。在致謝部分，她坦言本書的創作得到了她的丈夫羅布·艾利夫（Rob Iliffe）的鼓勵。艾利夫教授是目前牛頓手稿數字化工程——「牛頓項目」的主編，是當今最重要的牛頓學者之一。為了寫作這本書，德里親自走訪了世界各地收藏牛頓手稿的圖書館，並與相關學者、書商密切通信，正是基於這些紮實的調查研究工作，使得整部作品史料翔實，嚴謹可信。不過，這本書並非枯燥的學術著作，作者運用其高超的敘事能力，將兩百多年間牛頓手稿的流傳歷程，敘述得如同一部絲絲入扣、高潮迭起的歷史大劇，令人不忍釋卷。
本書涉及的人物眾多、千頭萬緒，但總體上圍繞著牛頓手稿這條主線開展。大體上說，牛頓手稿的命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牛頓去世的1727年至1872年，這一時期手稿被小心地保護起來，特別是在1740年轉移到朴茨茅斯家族的莊園之後，只有少數人有幸查閱。 第二階段始於1872年，這一年手稿送回劍橋大學，在之後長達十多年的時間裡被重新整理和編目。其中，與科學相關的手稿從此留在劍橋，而涉及其他如鍊金術和神學等主題的手稿，仍被送還莊園。 第三階段從1936年至今，朴茨茅斯家族決定公開拍賣剩餘的所有手稿，手稿就此流散各處。不過，經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人的不懈努力，幾乎所有牛頓手稿都有了穩妥的歸宿，收藏於各個大學或機構，供學者研究之用。
塵封的牛頓手稿
塵封的牛頓手稿
牛頓手稿在近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被雪藏，其中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對此，書中給出了深入的分析。18世紀初，對於紙質材料，人們尚未形成健全的文物保護意識和機制，很多名人的藏書、手跡和手稿，都伴隨著主人的離世而失散殆盡。牛頓生前並未留下遺囑，從未交代財產的去向，使得其紙質遺物原本也處於危險境地，譬如他的近2000冊藏書，就以300英鎊的低價賤賣給了一位典獄長。萬幸的是，遺產繼承者中尚有頭腦清醒之人：牛頓外甥女凱薩琳·巴頓和她的丈夫約翰·康杜伊特。夫婦二人長期同牛頓生活，深知手稿的重要性。在他們的監督下，牛頓手稿得到妥善保管，並且被首次編目。康杜伊特夫婦相繼去世後，手稿由他們的女兒姬蒂·康杜伊特繼承。次年，姬蒂嫁給了朴茨茅斯伯爵之子的約翰·沃洛普，從此，手稿移居朴次茅斯家族的祖宅——位於漢普希爾的赫斯特本莊園。 朴次茅斯家族成員生性保守多疑，對於查閱手稿的請求百般阻撓。然而，客觀地說，這多多少少是對手稿的一種保護。
牛頓手稿內容的複雜性也進一步阻礙了對其解讀的進程。一來是由於手稿涉及的領域極多： 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宇宙論、古代鍊金術、歷史學、《聖經》解讀、神學等等。每一位讀過牛頓手稿的學者，無不在驚嘆於其思想的廣度與深度的同時，迷失於錯綜複雜的知識迷宮之中。其次，部分手稿還表現出牛頓鮮明的反三一神論觀點。在牛頓看來，三位一體觀念——即神具有聖父、聖子、聖靈三個位格——並不屬於基督教的原始教義，它完全是羅馬天主教會篡改聖經、憑空捏造的產物。儘管英國聖公會早在16世紀就已脫離羅馬教會，但在三位一體問題上依然遵循傳統，視一切反對者為異端。
牛頓生前的種種跡象，已經或多或少暴露了自己的神學傾向，然而，當時很多有識之士擔心，手稿的公開勢必坐實牛頓的異端身份，從而危及到他乃至全英國科學家的聲譽。1775年，時任皇家學會會長的塞繆爾·霍斯利計劃出版牛頓的著作全集，他費盡口舌，最終獲得機會進入赫斯特本莊園。然而遺憾的是，他僅僅從中選取了幾份與科學相關的材料，作為對牛頓公開出版著作的補充，放入自己的並不完整的「全集版本」之中。書中交代了霍斯利全集編輯過程中遭遇的種種困難，特別指出霍斯利在宗教問題上的保守態度，是他放棄公開更多手稿內容的主要原因之一。當然，此後的事實也表明， 牛頓手稿整理絕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
曲折的公開之路
曲折的公開之路
就在牛頓手稿安放於赫斯特本莊園的100多年時間裡，莊園外的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兩次工業革命、進化論的提出，將人類帶入一個嶄新的世界。與手稿相關的變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善本圖書和手稿收藏行業的興起，二是科學史作為一門專業學科的成長。在我看來， 對牛頓手稿兩次公開的歷史背景的鋪陳，是本書的寫作亮點之一。特別是對印刷史和圖書史感興趣的讀者，也能從中讀到新鮮的史料。
歐洲現代的善本收藏熱出現於19世紀初。一開始收藏興趣僅限於早期印刷本，後來才逐漸擴大到手稿。人們慢慢意識到，手稿不僅僅是用於排版的中間產物，而是凝結了創作者思想和情感的重要載體，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起初，善本收藏的主題集中於文學，特別是通俗文學，而後逐漸延伸到了科學。科學史的專業化最早便源於這種對科學文本的痴迷與收藏活動。1840年，醉心於科學手稿的詹姆斯·奧查德·哈利韋爾創建了科學歷史學會。這是歷史上第一家以科學史研究為己任的學術團體，雖然僅僅維持了6年，但意義重大。
公眾對善本和手稿收藏熱情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推動大批英國貴族公開私家藏書。其中，有些人是出於公心，認為這些珍貴文獻屬於國家財產，理應得到更好的研究和保護；有些則完全出於私人考慮，只是想著賣個好價錢。這兩種情況，牛頓手稿都經歷了。1872年，朴茨茅斯伯爵五世決定，將牛頓手稿中與科學相關的部分無償捐贈給劍橋大學，但要求歸還剩餘的、與科學無關的手稿。顯然，伯爵並不想徹底斬斷家族與牛頓之間的關係，他對牛頓飽有深情，甚至自己的名字就叫艾薩克·牛頓·沃洛普。
然而，到了1936年，全部剩餘手稿在蘇富比拍賣行進行拍賣，則是由於九世伯爵傑勒德·沃洛普身陷政治漩渦和個人醜聞，急於利用手稿套現。由於這次拍賣，牛頓手稿再次面臨失散的風險，但此時封閉穩定的手稿交易圈已經形成，手稿即便在不同買家中多次易手，也不至完全銷聲匿跡。這確保了日後凱恩斯、亞伯拉罕·亞胡達等人能夠根據專業書商提供的線索，逐步回購、整合在拍賣會上流失的手稿。凱恩斯的收藏多集中於鍊金術手稿，亞胡達則聚焦神學。他們後來將所藏手稿分別贈予了劍橋大學和以色列希伯來大學。
牛頓手稿的曲折經歷，某種程度上印證了科學史作為一門專門學科存在的必要性。當手稿於1872年送回劍橋後，大學立刻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四人小組，負責手稿的整理工作。該小組的人員配置，以當時的標準看，不可謂不強大：數學家、天文學家約翰·庫奇·亞當斯（即錯失海王星發現權的那位，書中詳細描述了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並結合亞當斯的治學特點進行了精彩分析）；物理學家、盧卡斯教席教授喬治·加布里埃爾·斯托克斯、同時精通數學和古典學的亨利·理查茲·盧亞德以及化學家喬治·利文。
然而，僅僅是對手稿的分類、整理和編目——尚且談不上研究，就拖延了16年才告完成。由於缺乏專門的學科建制，這項工作只能在業餘時間完成，這是造成拖延的重要原因。此外，因為缺乏學術規範和歷史意識，四個人均沒有記錄手稿的原始順序，並且嚴重低估了鍊金術和神學手稿的價值。更糟糕的是，這項工作後繼無人，甚至導致牛頓重要的早年筆記本遺失在劍橋圖書館中。直到20世紀專業研究者進行調查，才最終將其找到。可見， 對科學相關的文本與物質遺產進行保護、整理和研究，呼喚一門新興學科——科學史的誕生。否則，即便如牛頓這樣的科學巨擘，其有限的文化遺產也終將在歷史長河中遺失殆盡。那種認為科學史不過是科學家消遣之餘寫寫科學故事的想法，顯然是過於天真了。
科學史的興起與牛頓產業
科學史的興起與牛頓產業
當1936年牛頓手稿得以全面公開之時，科學史的建制化方興未艾，為日後的手稿解讀和研究奠定了基礎。這與兩位先後移民美國的歐洲學者的努力密不可分。比利時學者喬治·薩頓於1913年創辦了專業刊物《伊西斯》，1915年移居美國，創設了科學史學會，並參與創建了哈佛大學科學史系。二戰期間，出生於俄國的猶太學者亞歷山大·柯瓦雷（來到美國講學，他以思想史的宏大視角，對科學革命和牛頓綜合的意義進行高度概括。可以說，薩頓賦予科學史以形體，而科瓦雷為其注入靈魂。1957年，科瓦雷與薩頓的學生科恩合作編定《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集注本，該版本涵蓋了1687 年、1713 年、1726 年出版的三個版本的《原理》印本，第一版排版時用到的稿本，以及牛頓為三個版本所做的全部注釋，最終於1972年出版。
20世紀50年代以降，隨著科學史學科的成熟，一系列基於未公開的牛頓手稿的考訂版本和相關研究相繼問世，形成了所謂的「牛頓產業」。其中，代表著作包括：赫伯特· 麥克拉克倫的《神學手稿》；皇家學會主持編訂的《艾薩克·牛頓的通信集》；魯珀特·霍爾與瑪麗·博厄斯·霍爾夫妻編輯的《艾薩克·牛頓的未出版的科學手稿》；赫里韋爾的《牛頓 〈原理〉之背景》；懷特塞德主編的、煌煌八卷本的《艾薩克·牛頓的數學手稿》；夏皮羅的《艾薩克·牛頓的光學手稿》等等。
牛頓產業（也包括其他一些產業，如「伽利略產業」、「達爾文產業」等）的形成為科學史學科提出了全新的挑戰。早期的牛頓手稿編輯者便發現一個悖論性的事實：那些越是對少數歷史學家有用的版本，就越是對大多數普通人無用。新湧現的成果固然加深了我們對牛頓思想的認識，同時也使得牛頓的形象變得極度複雜、乃至模糊不清。顯然， 更多的細節使我們離歷史的真相更近，卻離對歷史的理解和把握更遠。正如20世紀最重要的牛頓傳記作者韋斯特福爾所言：「教科書上的那個牛頓早已脫膠掉落了。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把這些碎片完整地拼接到一起。」科學史的專門化發展使得學者的工作不得不陷入某個狹小的領域，從而也越來越像個產業工人——他/她或許對安裝某個汽車零件了熟於心，卻不知道整台汽車的原理和功能應該從何講起。 一名科學史研究者應該如何從對史料的微觀考據走向對歷史的宏觀把握，如何在作品的「可信」與「可愛」之間取得微妙平衡，這是本書最後兩章所著重探討的問題，值得每一位科學史從業者反思。
當然，正如前文所說，牛頓手稿本身的流傳歷程僅僅是《牛頓手稿漂流史》一書的主線。本書實際還包含另外一條貫穿全書的線索，即牛頓形象的變遷及其對大眾科學觀的影響。 牛頓是否經受過精神崩潰，是否存在精神疾病？這是否意味著科學天才的大腦異於常人？牛頓是否存在道德缺陷，導致他睚眥必報、公報私仇？這是否意味著我們無法、也不必要將科學家與高尚的品格聯繫起來？這些問題伴隨著與牛頓相關歷史材料的不斷披露，在18–19世紀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爭論，促成一代又一代的學者挑戰或捍衛牛頓的尊嚴。此外，本書的另外一大看點，是與牛頓手稿和收藏相關的人物精細刻畫。 一位猶太語言學家為何醉心於收藏牛頓手稿？一位美國的金融投資家為何會創立重力研究基金會，並致力收藏所有和牛頓有關的物品？這些精彩的故事，在此不再劇透，還請讀者們去書中一一尋找答案吧。
（本文選自《牛頓手稿漂流史》一書序言，作者為該書中文版譯者、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教師王哲然。經出版社授權發布，題目為編者所加，內文略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