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文明起源的問題上，先後存在過四種觀點。從最初的「外來說」發展到「東西對立說」，即「外來說」與「本土說」之爭。20世紀50年代「中原中心說」成為主流，由此又引起了一元論與多元論的爭辯。20世紀90年代，已故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提出「滿天星斗」說，即認為在距今6000年左右，從遼西到良渚，中華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滿天星斗」一樣璀璨。在甘青地區有齊家文化系統，在遼西地區有紅山文化系統，在海岱地區有龍山文化系統，在長江中游地區有石家河文化系統，在長江下游地區有良渚文化系統，在中原地區有仰韶文化系統。這些文化系統各有其根源，都創造出了燦爛的文化。也就是說，長期以來我們一直以為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惟一搖籃，「滿天星斗」的說法，宣告了一元化「中原中心說」這一觀念的終結，即中華文明不是從黃河中下游單源擴散至四方，而是呈現出多元、區域性、不平衡的發展態勢，並通過互相滲透，反覆匯聚與輻射，最終形成中華文明。因此，現在更多的人則認同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體的。
三星堆文化遺址的發現即為一例。可以說，三星堆文化遺址比較確鑿地證明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同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三星堆文化是長江上游地區文明的傑出代表，它在許多方面都毫不遜色於中原文化。世界考古權威甚至認為，三星堆文化足以與瑪雅文明相提並論。
自1929年發現三星堆遺址以來，考古工作者曾多次進行調查和試掘，特別是1980年後，進行了七次較大規模的發掘，揭露面積達4000多平方米，發掘出房屋、灰坑、墓葬、祭祀坑、城牆等重要遺蹟，獲得大批青銅器、金器、玉石器和陶器等重要文物和文物標本。尤以青銅器最為名貴，多數青銅器表面塗有硃砂，有的銅頭像還描眉畫眼，唇塗丹朱。青銅人像及晶、尊等，不僅體大量多，而且造型獨特、工藝精湛，為中原商文化中所鮮見。三星堆古蜀文化遺址的發掘是近年來全國考古重大發現之一。
三星堆古城遺址始建與廢棄年代在距今4070～2875年之間，相當於中原的夏商時期，即所傳古代蜀國的蠶叢、魚鳧及開明氏時期。據測定，三星堆古蜀國城址城內面積至少有6平方公里，加上周圍墓群，保護範圍為12平方公里。據學者推斷，三星堆應是當時東方最大的城址之一，可能是當時一個政治文化中心，很可能就是早期蜀國的都城，是巴蜀文化最重要的文化遺存。
1986年7月至9月，四川廣漢三星堆兩個大型祭祀坑相繼發現，出土了大量世所罕見的青銅器和玉器，震驚中外。但很少有人知道，早至20世紀20年代，廣漢農民燕道誠發現了一坑400多件的玉石器始，三星堆玉石器就一直源源不斷流向民間。大量鐫刻在玉石器上的文字尤顯重要。館藏的玉石器中，許多帶有文字符號，具有彌足珍貴的文獻價值和收藏價值。
福建省廈門市的上古文化藝術館專門是以彙集、陳列和展覽四川三星堆文化遺址出土的文物為主的私人陳列館，也是中國目前最大的古玉專題館，重點展出的三星堆文化玉石器，對研究三星堆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三星堆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一脈相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玉石器。玉石器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占有獨特地位。自新石器時代以來，我國的制玉業就很發達，特別以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齊家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玉石器最為有名。三星堆文化的玉石器早在1929年就有出土和發現,以後在歷次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中屢有發現。本文所論三星堆文化玉石器上鐫刻的許多玉石文字，幾乎無人問津。三星堆文化出土的玉石器中以璋和璧最具特色，這些玉器都具有較高的光潔度和嫻熟的雕刻技巧，這說明當時對玉料的選材、加工都有嚴格的要求。三星堆文化玉器主要分為裝飾、禮器和武器工具三大類。玉器顏色以黃色、綠色、灰黑色、乳白色、豆綠色、暗綠色為主。《周禮·春官·大宗伯 》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瓊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瑰禮西方，以玄黃禮北方。」從此記載中可以看到蒼璧禮天、赤璋禮南方，三星堆文化遺址所在的四川廣漢地區正處於南方地區，而三星堆文化遺址所出土的玉器則主要以璋和璧為主，說明當時四川地區已經深受中原文化影響。
其二，青銅器。三星堆青銅器確實與商代銅器有著密切聯繫和基本相似的特徵: 尊均為高領大口，口徑略大於肩徑，折肩，圈足較高，獸面紋有連體和分解獸面，身多曲折，多扉棱裝飾。但三星堆青銅器在模仿商器的同時，根據本地區的民族信仰和地理條件，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進。如三星堆青銅器中的尊頸部全飾凸弦紋， 而同時期商式銅尊頸部多蕉葉紋；三星堆系青銅容器肩部多扁身立鳥飾，而商式銅器中則沒有。
在三星堆的二號祭祀坑中，曾經出土了一件青銅器面具。該面具雙眼呈柱狀向前凸，雙耳向兩側充分展開，額部有直立向上的夔龍形紋，人們稱之為「通天尺」，整體造型意象神秘詭譎，風格雄奇華美。面對這樣奇特的造型，人們都想知道這件面具究竟表現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華陽國志·蜀志》記載：「有蜀候蠶叢，其目縱，始稱王。」在有關古蜀國的歷史記載中，蠶叢是最早的統治者，因而蜀人把蠶叢奉為始祖神。這件青銅面具的形制和雕刻工藝明顯具有中原青銅器面具中多扉棱裝飾的特點。另外，三星堆出土的這件青銅器面具橫貫口的風格與青銅容器上橫貫口獸面紋頗為近似。這就充分證明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這件青銅器面具繼承了中原青銅器製造的遺風。
其三，禮儀制度。李學勤先生通過對出土青銅器物的比較研究，認為「以中原為中心的商文化向南推進，經淮至江，越過洞庭湖，又溯江穿入蜀地。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條主要途徑」。他指出：「蜀是一個發端於上古的民族。這一民族有自己的悠久文化，並長期保持著文化的特色。」
與三星堆同時期的中原地區正處於夏商時期，在夏代已經有了成熟的禮儀制度。夏傳商，商傳周，傳承過程中存精華而去糟粕。所以周禮最完備，達到了「鬱郁乎文哉」的境界，被孔子所讚揚。但三星堆文化時期古人的禮制是怎樣的，用到的禮器有哪些，哪些禮制內容傳承至今，這些都成為研究三星堆文化受中原文化影響因素的重要方面。
三星堆出土的銅尊銅罍則顯示出其受到了殷商青銅禮器的影響。這起碼說明兩點：一是古蜀與中原的文化傳播與交流在夏代甚至更早就開始了，而且四川廣漢地區已經受到了夏代禮儀制度的影響；二是這種文化交流和影響在殷商時期變得更加密切。三星堆一號坑出土的模仿商文化的禮器數量較少，只有龍虎尊、羊首犧尊、銅瓶、銅盤等。二號坑出土的禮器種類和數量都大為增多，據發掘報告介紹，有圓尊8件、圓尊殘片3件、方尊殘片1件、圓罍5件、圓罍殘片2件、方罍1件等。一號坑相當於殷墟早期，二號坑相當於殷墟晚期。
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親緣關係不僅表現在玉器、器物、禮儀相似方面，還包括對石棺葬、大石建築、大石文化這一民族、宗教、喪葬習俗元素，都能夠提供全新的視角。顯然，分布於西南方古蜀民族走廊的懸棺、岩板墓以及安寧河流域的大石墓，與台灣卑南文化的大石文化，應該具有某種淵源關係，而這一問題也必然會涉及古羌、氐、濮、苗、畲等民族的遷徙、混合與演變。
林向先生認為：「蜀非自稱，也非一族，只是商周王及其卜人集團對這一大片『華陽之地』的稱呼。以三星堆文化為代表的蜀文化圈的範圍大體上和後來《漢書·地理志》所載的『巴蜀同俗』的地域相當，它在江漢地區與南傳的二里頭文化相遇，在陝南與商文化相遇，在渭濱與周文化相遇，蜀應該是殷商的西土外服方國。」可見，新石器時代，中華大地上的文明前後相繼，歷史長河不斷承載著中華文化的發展進程。其中，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間，在四川廣漢地區也確實存在一個輝煌燦爛的古蜀文明。這個文明具有完備的禮制、明確的社會分工、神巫合一的社會形態、成熟的文字系統以及豐富的社會生活。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為建立長江上游5000年來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奠定了基礎，從而基本建立起5000～2000年前巴蜀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年代體系，構成了長江上游古代文化的基本框架，揭示出失落數千年的古蜀文明的神奇面貌。出土的大型青銅圓雕人像群等珍貴文物具有與中原地區截然不同的奇特造型和神秘內涵，展現出一種人神交融的原始宗教形態，反映了古蜀先民精神生活的奇異心理和多元文化撞擊而生的燦爛文明之光；進一步證實了中華文明的多元化源頭，打開了一扇通向遠古文明的大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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