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火熱的電視劇《慶餘年》中，郭麒麟扮演的「地主家的傻兒子」范思轍，成為搞笑擔當，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從前幾集開始，「財迷」兼「數學小王子」范思轍就琢磨跟范閒一起開「書局」，一本正經的討論分工、贏利和分紅等。此後，為了心心念的「澹泊書局」，他不惜「低三下四」央求范閒、想辦法求娘娘題字，可謂不放過任何一個對書局有利的機會。

讓人惋惜的是，電視劇《慶餘年》中並沒有對「澹泊書局」作詳細介紹，我們無法從中對書局有一個概括認識。那麼，令范思轍心心念的「澹泊書局」，在古代究竟是什麼樣子呢？《慶餘年》改編自貓膩的同名架空歷史小說，沒有真實的朝代背景，不可對其中劇情和細節作過多考究。有人根據劇中提到的北齊國問題和南北朝時期的文化風格，認為該劇是以南北朝時期為背景寫作的。姑妄聽之，但是了解中國古代書店發展歷史後，就會發現南北時期書店的稱呼並非「書局」，也沒有劇中類似的發行功能。

由於秦漢關於書籍法令的變化、漢朝實施察舉制度和興辦太學、書籍材料創新等原因，西漢時期出現關於「書肆」的最早文字記錄。

劇中的「書局」，也就是書店，在古代也稱「書肆」，又稱「書坊」「書林」「書堂」「書鋪」「書棚」等。書籍，作為人類知識和文化記錄、傳承和交流的重要載體，為人類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奉獻。同時，書籍作為表達思想、傳播文化和陶冶心靈的精神產品，一旦進行交流或者交易，便無可避免的成為商品。

古代很早就有集中進行商品交易的場所。《論語·子張篇》中，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所謂「肆」，即是製造物品場所，也兼具買賣功能。《漢書 ·食貨志 》中，對「肆」也有記載，「開市肆以通之 」，意思更加明確，「肆」就是各類商品集中買賣的地方。書肆，顧名思義，就是書籍買賣的地方。

東為常滿倉 ，倉之北為槐市，列槐數百行為隧 ，無牆屋 ，諸生朔望會此市 ，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傳書籍笙磬樂器 ，相與買賣 ，雍容揖讓 ，或論說槐下 。——《三輔黃圖》

關於書籍交易的最早文字記錄，出現在西漢時期，可在研究西漢都城長安的重要歷史資料《三輔黃圖》中找尋到，「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傳書籍笙磬樂器 ，相與買賣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槐市作為商品交易的民間集市，「朔望會此市」，每逢初一與十五才開市；「列槐數百行為隧（通道） ，無牆屋 」，沒有固定的交易場所，擺攤交易，類似於目前尚存於鄉鎮地區的集市。

關於「書肆」的最早文字記錄，也是出現在西漢時期。西漢末年文學家楊雄（公元前53年至公元18年）著作的《揚子法言·吾子》中說，「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這句話的意思是，喜歡讀書但不以孔子學說作為根本，就像書肆一樣，群書雜然亂陳。楊雄雖然是批評當時讀書人看書過雜、舍本求末，卻為後人留下關於書肆的最早文字記錄。正因為此，一般而言，大家普遍認為「書肆」最早出現於西漢時期。

為何「書肆」最早出現於西漢時期，個人認為有以下三個原因：

• 一是秦漢時期關於圖書法令的變化。秦朝時期，實施「焚書坑儒」政策，制「挾書律」，嚴禁私人藏書，大量書籍被焚被禁。西漢初年沿用了秦朝關於書籍的法令，直到漢惠帝即位後，開始「除挾書之策」，儒家學者重又在民間活躍起來。漢武帝時期，「命天下計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來收集書籍，此時書籍開始大量增加。

• 二是漢武帝實施察舉制度和興辦太學。漢武帝為加強中央集權，實行察舉制度，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要求能熟讀經史、精通文賦；此外，還興辦太學，培養封建官僚，太學極盛時期生員一度達到三萬人。這兩項政策，均刺激了文人和社會對書籍的需求。上文講到的槐市，即位於太學附近，主要為當時太學學生（文人）服務。

• 三是書寫材料出現變化。眾所周知，春秋戰國及秦朝時期，主要的書寫材料是木簡或者竹簡，此時的書籍叫做「簡牘」，非常笨重，秦始皇一天閱讀的簡牘奏摺據說可以裝滿一牛車。而西漢時期，書寫材料出現變化。新疆羅布淖爾漢代烽燧亭故址曾出土一片麻紙，同時出土的竹簡年號為漢宣帝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甘肅居延肩水金關西漢烽塞遺址中也曾出土麻紙二塊，同時出土的竹簡年號為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紙張的出現，引發了書寫材料的革命，也有力推動了書籍的廣泛傳播，也為書肆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東晉的「以紙代簡」法令、隋朝實施的科舉制度、唐朝興起的雕版印刷術，助推書肆發展駛入快車道

如前文所述，如果《慶餘年》是以南北朝時期為背景所寫，那「澹泊書局」則需要改名為「澹泊書肆」。書肆作為「書店」的名字，一直沿用到了宋代。但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確是中國書籍發展歷史上不可忽視的一環。

這一時期，造紙業有了長足發展。草(稻、麥稈)、藤(皮）、麻、楮（皮）等被用作造紙材料，紙張開始被大量生產和應用，紙張質量相比兩漢時期有了飛躍進步，竹簡、木牘、縑帛作為書寫材料逐漸被紙張取代。東晉末年，晉安帝司馬德宗時期，太尉桓玄下令：「古者無紙故用簡，今諸用簡者，宜以黃紙代之」。從此，作為書寫材料，沿襲千年的簡牘被紙張代替。這也是書肆（書店）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以紙代簡」法令的實施，為書籍的更廣泛的流通創造了有利條件，也促進了書肆的較快發展。

隋朝雖然僅僅存在38年（581年－618年），是一個典型的短命王朝，但隋朝兩任皇帝對文化和書籍卻都非常熱衷。隋文帝登基後下令，重金搜索各類書籍，於是「民有異本，往往間出」；隋煬帝即位後，繼續搜羅書籍，一度達到「三十七萬卷」。除此之外，不得不談一下隋朝創立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允許原則上允許自己報名參加考試，吸引了大量中下層社會出身人士進入官場。隋朝的收集書籍政策、科舉的發展，催生了書籍市場的繁榮，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書肆的快速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從兩漢到隋朝以及唐朝初期，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書肆」出售的書籍基本都是手刻（簡牘）或手抄（帛、紙等）版本的。《三國志 ·吳志 ·闞澤傳》提到， 「(澤 )居貧無資 ，常為人傭書 ，以供紙筆 」。所謂傭書，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就是指抄書，而從事傭書活動的人也稱呼為書傭。由於手刻或者手抄速度較慢，無法批量化生產，這一時期「書肆」的功能比較簡單，主要以交易買賣、有償借閱和相互交流為主。

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和普及是中國書肆（書店）發展史上具有分水嶺意義的重要事件。唐朝發明了雕版印刷術，並在唐朝中後期普遍使用。雕版印刷的推廣普及，使得書籍進入批量化製作成為可能。可惜的是，由於雕版印刷術在當時還是新鮮事物，且書法在唐朝成為人人崇拜的文化盛宴，加之朝廷思想守舊等，雕版印刷術並沒有引起統治階層的充分重視，多運用於非官方的民間或宗教場合，印刷的多為佛經、佛像等宗教讀物和曆本、字書等民間用品，規模狹小、質量不高。官府文書及私人書信文集等，主要還是依靠手抄。

五代版印《九經》、宋代出版業繁榮，書店（書坊）發展進入爆髮式繁榮期

五代時期，後唐宰相馮道等人，在受到民間市場中版印書籍逐漸流行的啟發下，向朝廷提議採用雕版印刷《九經》，出版儒家經典。從此之後，雕版印刷正式登堂入室，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出版事業。書籍的刻印版本逐漸取代手抄版本，改變了「書肆」的生產方式和運營模式，為宋朝時期書店（書坊）的爆髮式繁榮奠定了基礎。

版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自馮瀛王 (馮道 )始印五經，以後典籍皆為版本。——沈括

然皆寫本，學者艱於傳錄，故人以藏書為貴。五代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錄梓之法，其本此，因是天下書籍遂廣。——王楨

到了宋朝，雕版印數技術不斷創新完善，雕版水平和印刷質量進入黃金時代，推動圖書出版業和書店進入繁榮發展期。在宋代，圖書出版大致可分為官、私、坊三個組成體系。官刻書籍由政府機構刻印發行，主要是儒經、正史和法令等；私家刻印書籍由私人在自己家中刻印，大多為自家著作和個人文集等。以上兩者都不以贏利為目的。而坊刻書籍，則是以贏利為目的的，刻印的是百姓日常曆本、喜聞樂見的通俗讀物和科舉考試用書等。書坊，即是當時書店的主流形式。

書店的功能逐漸豐富和多樣化，形成了規模化產業。「書肆」這一名稱，在宋朝已無法滿足書店功能多樣化的需求，逐漸改稱為「書林」「書堂」「書鋪」「書籍鋪」「書坊」等，如臨安陳氏書坊、建寧府黃三八郎書鋪等，宋朝以後書店逐漸統稱為「書坊」。書坊兼具了收藏、刊刻、批發、零售等功能，如「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的老闆陳起，他不僅經營書坊，而且還搜集善本、收藏圖書、聚集文人墨客收稿等，深受當時圖書市場的歡迎，「付雕即成，遠近傳播」。

及至明清時期，隨著資本主義在中國萌芽，通俗小說戲曲等文化繁榮，書店發展又呈現出新特點，書籍種類、經營方式更加靈活多樣。到了近代時期，同治三年（1864年）曾國藩治理江南時，在南京設立金陵官書局，此後又陸續設立了諸多官書局，書坊逐漸被改稱為「書局」。

中國古代歷史上，書店名稱有所變化，功能日臻完善，在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慶餘年》中，「地主家的傻兒子」范思轍通過開設「澹泊書局」，成為富甲一方的掌柜。從南北朝時期書店的發展來看，雇「書傭」抄書，然後對外出售，與真實的歷史情況還是比較相符的，可見作者貓膩在這方面下了功夫。

中國古代歷史上，「書肆」的產生、發展和繁榮，既與國家關於書籍的政策息息相關，也與造紙、印刷等硬核技術發展密不可分，又和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交互影響、相互促進。從「槐市」「書肆」，到「書鋪」「書坊」，再到「書局」，書店的名稱雖然不斷變化，但出售的書籍種類日趨增多、書店功能日臻完善、發展規模日益擴大，對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