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外語教學
轉自：語言學通訊、翻譯界
當今的翻譯研究表現出明顯的跨學科特點, 至少反映在四個方面, 其成因可以歸納為四種因素, 有其內在的必然性。
跨學科的研究方法為翻譯研究做出了至少四種貢獻, 因此受到多數人的歡迎, 但一些學者不恰當的做法, 也使得跨學科研究蘊藏著一定的風險, 極有可能對翻譯研究造成四種實質性的傷害。
我們對於這些傷害應有足夠的警覺, 並採取有效措施加以預防。
學習文獻：
韓子滿.跨學科翻譯研究:優劣與得失[J].外語教學,2018,39(06):74-79.
跨學科 (性) (interdiscipline/interdisciplinarity) 是當代翻譯研究的一個關鍵詞, 被許多人看作是翻譯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 也是翻譯研究得以快速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巴斯內特和勒費維爾在談到20世紀80年代翻譯研究成長為一個獨立學科時, 就特意指出這一學科吸收了大量不同學科的成果, 如語言學、文學研究、人類學等等 (Bassnett & Lefevere 1992: vii) , 但近年來中西方都陸續有一些學者對這一關鍵詞提出了質疑。許鈞早在2005年就呼籲學界應該對跨學科的翻譯研究「保持清醒的頭腦」, 因為「翻譯研究在引進各種理論的同時, 有一種被其併吞的趨向, ……卻潛伏著翻譯研究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險」 (許鈞 2005: 7) 。2014年許鈞又對當今眾多學科紛紛關注翻譯的現象提出了警告, 認為這有可能導致翻譯研究「面臨失去自身的危機」, 最終「翻譯學科的建設將是一句空話」 (許鈞 2014: 1) 。無獨有偶, 曼迪於2009年也提出, 由於翻譯研究來自語言學、比較文學等其他學科, 有時缺乏必要的制度基礎 (institutional basis) , 因而有「碎片化」 (fragmentation) 的風險, 有可能被其他學科吞併 (Munday 2009: 12) 。
在各種「轉向」 (turn) 盛行, 尤其國內翻譯學界不斷湧現出各類「××翻譯學」的今天, 這樣的質疑似乎不合時宜, 但又顯得彌足珍貴, 促使我們對跨學科研究這一研究思路加以反思, 以便使翻譯研究少走彎路。但可惜的是, 學者們的質疑都是在討論其他問題時順便提出來的, 尚未有人對此做過專門的論述, 其警告與呼籲更多的是出自直覺, 而不是深入的分析。因此, 我們有必要對跨學科的翻譯研究進行系統的梳理, 在了解其成因的基礎上, 分析其優劣與得失, 從而對其有一個相對客觀的評價, 確定合理的跨學科研究思路, 確保翻譯研究的健康發展。
跨學科的表現
壹
令人玩味的是, 儘管「跨學科 (性) 」這一概念在翻譯研究界已行之有年, 但目前尚無人對這一概念做過系統的界定, 不僅沒有專門的文章加以論述, 各種翻譯研究工具書中也沒有相關的詞條。對於什麼是跨學科的翻譯研究, 大家似乎心照不宣有一種共識。
實際上, 對於什麼是跨學科研究, 其他學科已經有了比較深入的研究。《牛津跨學科研究手冊》提出了三種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分別為多學科研究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跨學科研究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和超學科研究 (transdisciplinary studies) 。其中多學科研究的特點是並置與排列, 跨學科研究的特點是融合、互動與合作, 超學科研究的特點是超越、越界和轉化 (Klein 2010: 15) 。這種嚴格的學科學意義上的區分, 當然是翻譯學者們所沒有注意的。就學者們的相關論述來看, 翻譯學界所說的跨學科翻譯研究, 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 涵蓋上述所有三種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任何研究, 只要與翻譯相關, 而且借鑑了其他學科的理論、概念和方法, 就被稱作是跨學科的翻譯研究。從這個定義出發, 不難發現翻譯研究的確是跨學科的。
跨學科的第一個表現是學者們對翻譯研究性質的判斷。中西方許多學者有關翻譯研究「跨學科性」的描述表明, 「跨學科」在許多翻譯學者中已形成共識。王東風 (2014a: 8) 在談到中國翻譯研究的發展脈絡時曾說過, 「翻譯學界的一個共識是, 翻譯學是一個跨學科的學問」。許多西方學者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有學者在討論翻譯教學時就說, 「當今所研究的翻譯教學汲取了多種不同的理論資源, 這與翻譯及口譯研究的跨學科性質是一致的。」 (Colina & Angelelli 2016: 109) 這裡已經把翻譯研究的跨學科性當作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似乎翻譯學界對此已經毫無爭議了。當然從近些年發表或出版的英語翻譯研究著述來看, 這也是符合實際的。有的學者甚至宣稱, 學界對於翻譯研究的這種認識早已有之。有學者在梳理翻譯研究的參考文獻時就發現, 「人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了翻譯研究的跨學科性或至少是其多學科性」 (Doorslaer 2007: 218) 。
跨學科的另一個明顯表現是翻譯理論。「跨學科」這一概念在20世紀90年代前後開始在翻譯學界被人不斷提起, 時間上與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恰好重疊。這不難理解, 「文化轉向」的特點就是要研究目標文化對翻譯的影響, 自然就要借鑑文化研究的相關成果, 這樣的翻譯研究自然也是跨學科的。之後湧現出的主要翻譯理論, 其實都廣泛借鑑了其他學科的成果, 跨學科特點都很明顯。後殖民翻譯理論、女權主義翻譯理論、社會學翻譯理論, 莫不如此。斯內爾-霍恩比借用圖里 (Gideon Toury) 的說法, 將20世紀90年代的翻譯研究看做是「跨學科」 (interdiscipline) (Snell Hornby 2006: 71) , 道理就在於此。如果我們往前看, 就會發現文化轉向之前的翻譯理論, 其實也是跨學科研究的成果。國內習慣於把此前的翻譯理論劃分為「語言學派理論」和「文藝學派理論」, 也就是借鑑語言學研究形成的理論, 和借鑑文學研究形成的理論。西方則主要是語言學的翻譯理論、翻譯研究派理論、闡釋學派理論、功能派理論等, 分別是借鑑語言學研究、比較文學研究、闡釋學哲學和文化研究、社會學及語言學研究的成果。再往前看我們還可以發現, 中西方翻譯理論從其初創時期就是跨學科研究的成果, 因為中西方成體系的翻譯理論都與宗教翻譯相關, 都是結合宗教研究才形成的理論。當前翻譯研究中的一些「轉向」, 如「語用轉向」、「社會學轉向」等, 本身就是跨學科的研究。可以說, 有影響的翻譯理論都有跨學科的痕跡。
跨學科還表現在翻譯研究的方法上。早期的翻譯研究大多是感悟式、隨想式的研究, 沒有嚴格的研究方法可言。但隨著翻譯研究的不斷發展, 學者們的方法論意識也日益增強, 其研究方法也越發呈現出跨學科的特點。這種特點首先表現在論證方法上, 主要是對其他學科理論, 甚至是整個學科的借鑑, 比如常見的「……視角下的……翻譯研究」、「……與……翻譯研究」、「……翻譯學」、「翻譯……學」等, 前兩種是借鑑具體的理論和概念對某種或某類翻譯現象進行研究, 後兩種是結合其他學科, 提出較為宏大的翻譯研究分支或翻譯理論體系;其次還表現在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上, 如數據採集與分析方法, 包括調查與實驗的步驟與方法等。還有研究工具, 特別是一些軟體, 如語料庫翻譯研究中使用的一些軟體以及研究者用來研究翻譯研究整體走向的Citespace軟體等。這些研究手段和工具主要在實證翻譯研究中使用, 都來自其他學科;再次還表現在論文或專著的寫作規範上, 主要是格式與構成。比如學位論文的注釋形式往往就反映了學位點政策制定者的學科背景, 文學研究和國情研究出身的往往傾向腳註, 而語言學研究出身的大多會要求用夾注。近些年來許多學者和高校對翻譯研究學位論文的構成也有了比較明確的規定, 比如有些院校就要求翻譯學博士論文必須包括六章, 即緒論、文獻回顧、理論框架、研究設計、研究正文、結論, 除「研究正文」並非章標題, 需要根據論文研究內容確定具體標題外, 其餘都是章的標題。這明顯是借鑑了語言學研究的思路。
跨學科其實還表現在研究者的學科背景上。目前從事翻譯相關研究的學者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獲得翻譯研究/翻譯學碩士或博士學位的學者, 稱得上是「科班出身」, 但數量還比較少, 還沒有成為翻譯研究的主力。由於他們的導師多數出身其他學科, 所以他們或多或少也帶有一些其他學科背景。還有許多人碩士階段攻讀的是其他學科的學位, 博士階段才轉到翻譯研究/翻譯學方向上來, 其研究大多結合其碩士階段的研究方向;第二類是出身其他學科, 但以翻譯研究為主業的學者。在翻譯研究/翻譯學成為獨立學科, 各高校授予翻譯研究/翻譯學碩士或博士學位之前, 這一類學者占了翻譯研究學者的大多數, 也一直是翻譯研究的絕對主力, 二戰以來中西方翻譯研究的領軍人物大多屬於此類。他們一般都獲得過語言學或文學方向的學位, 在轉向翻譯研究之前也一直從事語言學或文學研究;第三類是其他學科的學者, 以其他學科的研究為主業, 偶爾研究翻譯問題, 或是以翻譯研究為副業, 或是借鑑翻譯研究的成果來探討本學科的問題。中西方學者都曾討論過其他學科的「翻譯轉向」問題 (如Bassnett 1998; 呂世生2013) , 注意到其他學科的學者紛紛關注翻譯問題這一有趣的現象。不難想見, 後兩類學者的翻譯研究必然是跨學科的, 第一類學者的研究多數也是跨學科的。
跨學科的成因
貳
由此可見, 跨學科的確是翻譯研究的主要特點, 已貫穿到翻譯研究的各個方面。之所以如此, 原因可能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翻譯研究對象複雜, 涉及各類學科。一方面, 翻譯雖然是語言的轉換, 但轉換的內容卻涵蓋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 分屬各個不同的學科。要研究翻譯, 哪怕是研究語言轉換的規律, 必然要結合翻譯的內容來研究, 自然就會牽涉到內容所屬學科的知識, 研究也就有了跨學科的特點。許鈞和穆雷 (2009: 17) 就指出, 「翻譯活動不是孤立的, 它與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均有密不可分的聯繫, ……因此, 翻譯研究不能把目光局限於翻譯自身, 而要立足於翻譯, 放眼於相關學科的發展。翻譯學具有跨學科的性質……」;另一方面, 翻譯活動不是在真空里進行的, 翻譯研究不可能只關注翻譯活動本身, 還要研究與翻譯相關的其他因素, 而要研究這些因素就極有可能需要借鑑其他學科的知識, 因為這些學科對這些外部因素早有研究。有西方學者探討翻譯研究的「多學科路徑」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時就指出, 「可以把翻譯定義為語言—文本操作的結果……但是這種語言—文本操作受制於許多不同的語言外因素及條件。這種『語言—文本』內部因素與語言外語境因素的互動使得翻譯成為如此複雜的一種現象。」 (House 2014: 1) 言下之意, 這就是翻譯研究必須多學科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翻譯研究是一門新興學科, 必須借鑑而且也能夠吸引其他學科的資源。翻譯研究成為獨立學科只有短短二十多年, 自身的理論、概念和研究方法還不夠豐富, 不足以用來研究層出不窮的翻譯現象。如果我們故步自封, 只利用翻譯研究已有的資源來分析翻譯現象, 有的時候就會力不從心, 對許多現象就無法分析透徹, 得出結論就會缺乏必要的說服力。這也是當前許多翻譯研究紛紛借鑑其他學科資源的根本原因。與此同時, 由於翻譯研究還太年輕, 還有許多翻譯問題尚未得到研究。其他學科的許多學者開始注意到這些問題, 並結合自身的學科背景進行研究。從而也加劇了翻譯研究的跨學科性。上述第三類從事翻譯研究的學者, 多數就屬於這種情況。比如近年來有許多歷史學者開始關注翻譯問題, 特別是戰爭中的翻譯問題, 就是因為戰爭中的翻譯問題迄今還很少有人研究。霍姆斯曾轉引馬爾凱 (Michael Mulkay) 的話說:「科學傾向於通過發現新的未知領域而向前發展……隨著新問題進入學術界的視野, 相鄰領域的研究者就會大舉湧入, 帶來在他們各自領域行之有效的範式和模型。」 (Holmes 2000: 172) 戰爭中的翻譯之類的翻譯現象當然不是新的問題, 只不過由於翻譯研究界還沒有人深入研究這些現象, 其他學科才將其視作學術研究的處女地。
再次是當代學科之間的界限日漸模糊, 跨學科成為各學科的共同特點。不同學科交叉融合, 已成為當前學術研究的根本特點, 由此形成的交叉學科成為重要的學術創新增長點, 同時原有的成熟學科也越來越頻繁地借鑑其他學科的資源。心理語言學之類的交叉學科當然需要借鑑心理學的研究成果, 哲學、文學等傳統學科也在不斷借鑑其他學科的理論, 從而形成倫理哲學、生態文學等分支流派。而且哲學、文學等學科本身也像翻譯研究一樣, 具備比較典型的跨學科特徵。《牛津跨學科手冊》指出, 「許多學科因為研究範圍廣曾被描述為『天然跨學科』, 早期的例子包括哲學、文學研究和宗教研究, 後來則有地理學以及許多跨學科領域。」 (Klein 2010: 17) 雖然該手冊根據其多學科、跨學科、超學科的區分, 不承認這些學科的跨學科性, 但根據我們的定義, 卻無疑都是跨學科的。況且, 和翻譯相近的一些學科, 也都是跨學科的。比如翻譯研究在國內長期以來一直被看做是應用語言學的一個分支, 雖然有許多學者對此提出異議, 但這無疑說明二者關係極為密切, 而據一些學者看來, 應用語言學也是一個「跨學科的領域」 (Candlin & Carter 2004: xiii) 。
此外, 跨學科也是提高翻譯研究學術地位的一種手段。有西方學者注意到, 儘管翻譯研究成果顯著, 學術界有些人還是不願意將其「與歷史悠久的學科置於同等的位置」, 在學術評估和資助方面對翻譯研究有所歧視。「可能出於這種原因, 有些學者近年來致力於與其他學科建立聯繫」 (Munday 2001: 182) 。雖然我們無法確定西方翻譯研究學科地位的確立是否與這種跨學科的研究有直接關係, 但至少如前所述, 在作為獨立學科成立前後, 翻譯研究大多都是跨學科的。在國內翻譯學這一學科的設立, 原因可能更為複雜, 但無論是翻譯學大討論的20世紀90年代初期, 還是翻譯學二級學科設立的新世紀, 當時國內的翻譯研究也都是跨學科的。而且, 不可否認, 時至今日, 在國內許多學者眼中, 翻譯研究的學術價值還是非常可疑的。如果不借用其他成熟學科理論, 一些翻譯研究的論著甚至在翻譯圈內都會備受質疑, 翻譯方向學位論文對「理論框架」的過度強調就反映了這一點。
跨學科的貢獻
叄
上述幾個原因表明, 跨學科是翻譯研究的必然。翻譯研究也從中獲益匪淺。從近幾十年翻譯研究的發展來看, 跨學科研究的貢獻至少包括三個方面。
首先是促進了翻譯研究的發展, 是翻譯學科誕生的推手。來自其他學科的理論、概念和研究方法, 使翻譯研究具備了傳統上所沒有的體系性、嚴密性、理論性和豐富性, 在短短几十年的時間裡, 從感悟式、經驗式、簡單例證式的零星探索, 逐漸發展為系統性、理論性的專門研究, 在此過程中形成了自己專用的術語、較為成熟的理論和不斷豐富的研究方法, 日益顯露出與其他任何學科都有所不同的研究特色與品質。有學者認為, 學科的形成需要五個條件, 其中兩條是「二是有逐步完善的術語系統和學科工具書;三是有廣泛的研究領域和課題……」, 並認為翻譯學已經成為獨立的學科了 (譚載喜 2012: 41) 。這兩點顯然都與跨學科翻譯研究有關。還有學者認為, 翻譯研究在借鑑其他學科概念與方法論框架的過程中, 實現了自身新學科地位的確立 (Duarte et al. 2006: 2) 。
其次是開闊了翻譯研究的視野, 豐富了翻譯研究的對象。視野的開闊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者們關注的翻譯現象多了, 研究的翻譯實踐種類也多了。研究新翻譯現象需要借鑑其他學科的理論, 反過來說, 其他學科理論的介入, 也會吸引或是迫使翻譯學者關注這些學科中的翻譯現象。這種先熟悉理論再去關注翻譯現象的做法, 在當前的翻譯研究者中非常普遍。畢竟多數從事翻譯研究的學者翻譯經驗還談不上豐富, 至少主要不從事翻譯實踐工作, 有限的翻譯經驗也局限於少數領域, 但死守某一個領域的學者也不多, 原因就在於這些學者在翻譯理論方面都經受了一定的訓練, 注意跟蹤譯學動態, 新的跨學科翻譯理論往往會促使他們轉而關注之前不太重視的其他學科的翻譯現象。比如現在很多學者都關注法律、科技、商務等非文學翻譯, 這與受社會學啟發的功能派翻譯理論的流行就很有關係。二是翻譯研究的方法更完備了, 方法也更多了, 之前不便於研究的翻譯現象也成了翻譯研究的課題。這在實證翻譯研究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 一些來自其他學科的方法和技術正在幫助翻譯學者對以前沒有關注, 或是未能深入研究的現象進行研究, 比如通過認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翻譯思維等。有學者在分析外語學科的跨學科研究時曾提出, 「跨學科研究往往能豐富研究方法, 開拓新的研究角度」 (申丹 2007: 16) , 道理就在於此。
再次是擴大了翻譯研究的影響, 提高了翻譯研究的地位。一方面, 跨學科研究增強了翻譯研究的學術性, 使其呈現出系統性、理論性的特點, 無論在形態和內涵上, 都具有了學術研究的品質, 吸引了其他學科學者的注意, 獲得他們的承認, 翻譯研究的地位也因而迅速得到認可。香港學者王宏志的經歷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在提及自己從事翻譯研究的原因時, 他說:「一直以來, 我研究的範圍主要集中在中國近現代文學方面, 卻無法對翻譯研究產生較大的興趣, ……直到大概七八年前……認識到翻譯研究原應該跟文學、文化、社會、政治等掛鉤, 才終於認同翻譯研究是大有可為的學術項目。」 (王宏志 1999: 292) 所謂的「掛鉤」, 其實就是跨學科研究。另一方面, 跨學科翻譯研究將關注的焦點轉向了翻譯過程之外, 投向了文學及宗教之外更廣闊的人類生活, 轉而將政治、經濟等幾乎所有領域中的翻譯現象作為研究對象, 與人類生活的關係更為緊密, 從而更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從某種意義上講, 政治、經濟、科技等領域的翻譯比文學和宗教領域的翻譯更為重要, 因為這些領域當前人類生活的關聯性更強, 這些領域的話題也更能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同等條件下, 政治、經濟、科技等領域的翻譯現象, 其重要性要高於文學和宗教翻譯現象。而翻譯現象的重要性又與翻譯理論的重要性直接相關。經濟學家林毅夫在探討經濟學理論時曾提出, 「理論的重要性並非由邏輯本身決定, 而是取決於它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 (姜澎 2015) 。既然跨學科翻譯研究關注的對象更加重要, 所形成的理論自然也就更重要, 更有影響。雖然我們這裡所說的重要並不簡單等同於學術價值更大, 但卻大體上等同於影響力。
跨學科的風險
肆
儘管跨學科研究為翻譯研究的繁榮做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 但毋庸諱言, 跨學科翻譯研究的歷史還比較短, 在具體的做法上還有許多值得改進之處, 在現實中還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處理得不好, 就會給翻譯學科帶來風險。
一是會削弱翻譯研究的說服力。如前所述, 當前的一些翻譯研究並非嚴格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 而是多學科研究, 直接挪用其他學科的理論、概念和方法, 雖然有助於揭示一些翻譯現象背後的原因, 加深人們對翻譯的理解, 但也有生搬硬套之嫌, 說服力並不強。如果只是簡單地挪用相關學科的概念或理論, 對於這些概念和理論在翻譯研究中的適用性不作深入的思考, 就無法把翻譯問題說透, 或者是所做的解釋還不如前人已有的解釋。另一方面, 跨學科研究既然牽涉至少兩個學科, 必然就要求研究者對兩個學科都有所研究, 最好是有所專長, 這樣其研究才有可能真正有所創新。也就是說, 跨學科翻譯研究是有門檻的。但上述三類從事翻譯相關研究的學者, 能夠跨過這個門檻的並不見得多。翻譯研究科班出身的學者對其他學科容易隔膜, 偶爾從事翻譯研究的其他學科的學者, 對翻譯的了解往往又不充分。兩類學者的跨學科翻譯研究都有可能失之牽強膚淺。更有甚者, 有些學者根本意識不到跨學科研究的門檻, 頻繁變化所「跨」的學科, 不斷推出不同的「翻譯……學」, 讓人產生跨學科翻譯研究比較容易的錯覺。這樣的研究, 其說服力自然不行。
二是限制了翻譯研究應有的影響力。當前許多學者簡單地套用其他學科的理論, 對其奉若神明, 不敢做任何改動, 在著述中花費大量篇幅對其加以介紹, 然後再列舉一些翻譯現象加以說明。這樣的研究與其說為翻譯現象提供了新解釋, 還不如說是為這些理論在翻譯領域找到了新註腳, 只不過證明了所借鑑理論的解釋力和正確性。這樣的研究, 學術價值大可懷疑, 其影響力自然也有限。更有甚者, 一旦有人借鑑了某種理論來研究翻譯問題, 往往就會出現大批的模仿者, 眾多學者使用同一理論或理論框架, 只不過所列舉的翻譯問題略有不同, 這在國內翻譯學界尤其明顯。比如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在翻譯界就有泛濫的跡象。這樣的跨學科研究在翻譯學界內部都不會有多少人感興趣, 其他學科的人士必然也不可能關注。其他學科之所以有「翻譯學轉向」, 是因為有些翻譯理論對它們來說有新意, 是其本學科中所沒有的。如果翻譯理論只是其理論的註腳, 這些學科就不可能借鑑。還有些學者的跨學科研究做得雖然有聲有色, 但由於早先來自其他學科, 仍然有可能念念不忘其之前的學科, 傾向於把翻譯研究視為自己所在學科的附庸, 從而也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翻譯研究的影響。英國學者巴斯內特 (Susan Bassnett) 結合文學及新聞學理論, 做過很出色的跨學科翻譯研究, 也是翻譯研究學科早期最得力的推動者之一, 但她對於自己的比較文學背景一直念念不忘, 以至於到2006年竟然宣稱, 「無論是比較文學還是翻譯都不應視作學科, 二者都是研究文學的路徑, 是互惠的閱讀方法」 (Bassnett 2006: 6) 。
三是沖淡了翻譯研究的翻譯色彩。跨學科翻譯研究的焦點應該是翻譯, 最終目的應該是為翻譯現象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 並為未來的翻譯提出合理可信的預測。但有些學者的跨學科翻譯研究卻沒有做到這一點, 其研究的翻譯學科特性並不明顯。有些來自其他學科的學者, 雖然也積極參與翻譯問題的探討, 但其目的並不是翻譯研究, 而是要通過翻譯來揭示自己學科的一些問題, 這樣的研究雖然對翻譯研究有所啟發, 但有些還不能看作是完全的翻譯研究。這種現象在國內和西方都存在。西方許多學者, 特別是一些哲學家和文學研究學者, 經常討論translation的問題, 但其所指有的時候並不是文字或語言的轉換, 不是漢語中所說的「翻譯」, 在英語中可以認作是translation studies的研究, 但卻不是我們所說的翻譯研究。漢語中沒有這種玩弄字眼的便利, 但也有許多討論翻譯的學者, 其用意並不在翻譯。有學者在評論2004年翻譯學者與哲學家的一次學術討論時就發現, 「與會的哲學家和邏輯學家們對上述問題及其所牽涉到的一系列譯學概念提出了很多帶有自身學科理論預設的問題」 (田雨 2004: 31) 。
四是無謂地增加了翻譯研究的難度, 在譯學界造成不必要的混亂。跨學科的翻譯研究本來要求就比較高, 對於青年學者來說具有較大的難度。威廉斯和切斯特曼在其2002年的著作中就特別提出, 翻譯研究由於其跨學科性, 「會讓經驗不足的研究者在面臨大量話題和方法時不知所措」 (Williams & Chesterman 2002: 1) 。如今有些學者過於迷信其他學科的研究規範, 認定翻譯研究必須遵從某一學科的規範, 否則就不合格。這在學位論文的評審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一些學者特別推崇當代語言學研究的規範, 在推動翻譯研究學位論文規範化的過程中大力借鑑, 於是才出現了前文所述的「六章」式論文寫作的規定。平心而論, 語言學研究比翻譯研究要成熟一些, 其研究方法和寫作規範的確有較高的借鑑價值, 但要求所有的翻譯研究學位論文都必須遵守, 就非常荒謬了。對於非語言學背景的學位申請人來說, 這種規範不僅不熟悉, 學習起來也未必就容易, 這樣翻譯研究的難度就加大了。由於翻譯學界通常強調翻譯的複雜性, 多數學者都認為應該從多個角度來研究翻譯。王東風在論述翻譯研究的跨學科性時, 就曾把翻譯研究比作盲人摸象, 「無論從哪個側面看翻譯, 我們都仿佛看到了翻譯的全部, 而其實那只是多面體的翻譯的一個側面」, 翻譯學「與幾乎所有的人文科學和相當一部分自然科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王東風 2014b: 1) 。將語言學規範定於一尊, 勢必會在青年學者中造成認識上的混亂。
跨學科的出路
伍
雖然並非所有的跨學科翻譯研究都有上述風險, 但這些風險的確客觀存在, 特別是在中國翻譯學界表現得更為明顯。我們有必要正視這些問題, 在研究工作中有所防範。具體而言, 應有如下四種意識。
首先是解決問題的意識。所有的翻譯研究, 最終都要解決問題, 或是對翻譯現象給出合理而且富有新意的解釋, 或是糾正人們錯誤的翻譯認識, 在實踐和認識層面解決人們的疑問。不解決問題的研究不可能有真的創新, 也不可能有生命力。跨學科翻譯研究也是如此。借鑑其他學科的理論、概念或研究方法, 目的是更好地觀察或解釋翻譯現象, 以期得到與以往有所不同的發現。如果做不到這一點, 僅僅是換了一套術語, 或是為了提出一套理論, 那就失去了意義。跨學科是研究手段, 不是研究目的, 為了跨學科而跨學科, 或許能夠一時讓人覺得新鮮, 但難逃被人遺忘的命運。回顧一下近二十年學界提出的各種「翻譯……學」或「……翻譯學」, 不難發現, 有些在出版或發表之初就沒有什麼反響, 多數目前已無人提及。這中間或許有提出者沒有或未能大力宣傳的因素, 但客觀地說, 這些「學」沒有明顯解決翻譯實踐或認識的問題, 才是主要原因。當然, 也許正像西方有學者所說, 理論的時代已經過去, 「我們不應期待新的翻譯理論, 而是要迎接漫長的折中時期」 (Kuhiwczak & Littau 2007: 5) , 理論要想流行確實有很大難度。但既然如此, 我們何必一定要逆潮流而動, 對層出不窮的新翻譯現象視而不見, 一定要提出不受學界待見的新理論呢?
其次是翻譯為本的意識。所有的研究都應該圍繞「翻譯」這個關鍵詞展開, 目標是解決翻譯實踐或認識方面的問題, 所借鑑的理論或方法, 都應該為我所用, 為翻譯研究服務。這個要求看起來不難, 做起來並不容易。跨學科研究偏離初衷, 倒向所借鑑的學科, 不再突出原先研究的問題, 在學術研究中是有先例的。早在21世紀初, 就有學者對中國文學界借鑑文化研究而興起的「大文化批評」提出了強烈質疑, 認為這種批評「排擠了審美原則, 從而丟失了文學, 也丟失了文學性」, 「大文化批評使批評已與文學失去了聯繫」 (曹文軒 2002: 4-5) 。一些有比較文學背景的學者時不時地把翻譯研究等同於文學研究, 其實也偏離了翻譯研究的初衷。巴斯內特在2012年就提出, 無論翻譯研究採取什麼路徑, 都面臨七個基本問題, 其中就包括「翻譯的重要性需要多久才能在文學史上得到承認?」 (Bassnett 2012: 3) 似乎翻譯研究的目標是要解決文學問題。國內學者的情況要複雜一些。有一部分學者傾向於把翻譯研究視作語言學研究的一部分, 其研究的落腳點往往在於語言, 而不是翻譯。他們的研究深入借鑑語言學理論, 結論或發現往往也更傾向於闡明某一語言學的觀點。另外一些學者雖然不認為翻譯研究是其他學科的附庸, 但其研究或是很大篇幅介紹其他學科理論, 對翻譯問題的分析卻很膚淺, 或是只在標題中出現「翻譯」的字眼, 正文內主要討論其他問題。
再次是選擇與創新的意識。跨學科翻譯研究需要對所借鑑的理論、概念或方法有所選擇, 在有些時候還應該有所創新, 這樣得出的結論才會有新意。選擇有兩個含義。一是要選擇與翻譯活動關聯度高的理論, 而不是為了求新, 一味瞄準前人沒有注意的理論。有些學科的理論, 如文學、語言學或文化學的理論, 與翻譯的關聯度比較高, 自然可以借鑑;有些學科的理論, 如一些自然科學的理論, 目前來看與翻譯的關聯度還不夠高, 用來研究翻譯問題, 適用性和解釋力都不理想。正因為如此, 上文引用的王東風的話里, 才會在「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前面都加了限定語;二是應選擇與所研究翻譯現象密切相關的理論, 最好是翻譯現象屬於哪個領域, 就結合哪個學科的理論來研究。比如研究歷史文獻的翻譯, 不妨借鑑一些歷史學的理論, 研究戰爭與翻譯, 不妨借鑑一些軍事學的理論。創新的意思是如果其他學科的理論不完全適用於翻譯研究, 可以大膽對其進行改造, 使其為我所用, 創立可以解釋典型翻譯現象的理論框架, 而不是將其視為圭臬, 甚至削足適履, 故意挑選一些不典型的翻譯現象, 去驗證這些理論。英國學者貝克爾對社會學領域的敘述學理論加以改造, 用來研究衝突情境下的翻譯 (Baker 2006) , 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最後是方法論意識。跨學科翻譯研究應該多關注其他學科好的研究方法, 包括新的研究技術。近年來翻譯學界對研究方法論越來越重視, 出版了好幾部相關著作, 對於翻譯研究的規範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總體來說學者們的視野還不夠開闊, 總是盯著少數幾個學科的研究方法, 所以才會出現前面提到的在翻譯研究中將語言學研究規範定於一尊的情況。其他學科一些好的研究方法還沒有引起應有的關注。現在翻譯史研究很受重視, 但歷史研究的一些方法, 比如口述歷史的方法, 還沒有應用到相關研究中去。如果我們能夠抑制一下理論創建的衝動, 把跨學科研究的重點從理論移植轉向研究方法的借鑑, 對翻譯研究的貢獻會更大。近些年從認知科學、語料庫語言學等學科引進的實證研究方法, 就有力地推動了實證翻譯研究的發展。
跨學科性是翻譯研究中無法否認的現實, 其成因是多方面的, 為翻譯研究做出了貢獻, 同時也帶來了一些風險, 理應引起我們足夠的警覺。跨學科研究是大勢所趨, 我們理應抱著積極歡迎並身體力行的心態, 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把跨學科本身作為研究的終極目的, 也不意味著我們一定要妄自菲薄, 盲目崇拜其他學科的理論。說到底, 跨學科只是研究的方法或路徑, 無論我們是否採用這種方法或路徑, 都應該以翻譯為本, 以解決翻譯問題為目標, 如此才能真正開創翻譯研究的新局面。
編者按：適應微信文體，參考文獻略，請參考《外語教學》紙質刊物或者CNKI下載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