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歲的以色列男孩遞給周軼君一張名片，上面寫著某某企業CEO，這令周軼君驚嘆的同時，感到唏噓不已。

這是2018年，曾作為全球唯一常駐以色列加沙走廊的國際記者，穿梭在巴以衝突戰火中的周軼君，如今已為人母，她又一次踏上以色列的土地，一度子彈呼嘯的是非之地，轉眼已成創業樂土。

十幾年間，在同一片土地上，男孩們的命運卻有著天壤之別。

世事變遷，周軼君感概良多，她覺得自己該做點什麼。

周軼君仍然記得，在2003年戰火紛飛的加沙，她第一次見到的屍體，就是一個小男孩，「儘管早有心理準備，胃裡還是一陣翻江倒海」。

5歲的阿曼·法利斯皮包骨的身體躺在巨大的冰櫃里，細軟的頭髮耷拉在腦袋上，毫無生氣，一位歐洲記者解開裹屍布拍了一通照片，出來對周軼君抱怨，巴以衝突的照片越來越難拍了，他說：「沒什麼新東西。」

但周軼君覺得五臟六腑都要爆裂了，心口堵得難受極了，想哭卻又哭不出來，那種無聲的悲傷至今無法忘卻。

周軼君沒流出來的眼淚，法利斯的母親替她流了，母親俯身吻別兒子，淚水沾滿了法利斯的臉頰。

目光回到這位13歲的CEO身上，周軼君發現，教育的力量正在改變著這個國家，來自世界各國的團隊每天穿行於此，試圖從這個具有創造性的國度取經，她採訪了一位市長，得知教育經費占政府支出的50%以上……

她決定換一種講故事的方式。而以色列只是這個故事的一部分。

「以色列、芬蘭、日本、英國、印度。」這是周軼君在咖啡館的一張紙巾上寫下的內容，她正籌划著拍攝一部跨文化教育紀錄片。

接下來的日子裡，她遊歷了紙巾上寫下的五個國家，最後回到中國，探訪三十餘所教育機構，周軼君希望：當中國父母能夠看到外面世界有不一樣的選擇，他們的想法也可能會變得不一樣。

她為這部紀錄片取名為《他鄉的童年》。

對周軼君來說，在這場跨文化探索教育之旅中，自己早已超越了記者的身份，更大程度上，她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與所有母親遭遇過同樣的難題，每次上班前周軼君都要和孩子上演一場游擊戰，年幼的兒子拽著她的包不讓她走，外婆過來哄：「媽媽不工作，怎麼有錢給你們買玩具買好吃的？」

有一天周軼君意識到，這是多麼糟糕的一套說辭，她問自己：「媽媽工作只是為了錢嗎？媽媽工作你們就可以不斷要玩具？這麼說是不是讓孩子覺得自己很可恥？」

這讓她想起自己沒有得到良好教育的童年，語文成績一直不錯的她數學卻總是不及格，老師與母親的批評，常常讓她覺得自己不是一個聰明的孩子，那時她總是很自卑。

自己的人生似乎是稀里糊塗的，永遠被命運推著走，莫名其妙進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莫名其妙學了阿拉伯語，又莫名其妙成了記者。

畢業後不久，26歲的周軼君，進入新華社工作，想要自己掌握人生了，於是一心想成為國際新聞記者。當她得知加沙有一個外派名額時，絲毫沒有猶豫，立即跟社長毛遂自薦。

「我想當一個好記者，當一個戰地記者，我覺得那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我希望自己到了那裡可以有一份好成績，得到經歷與榮耀。」前往中東之前，周軼君對即將開啟的旅程滿懷建功立業的壯志。

周軼君要去的加沙，被稱為離上帝最近的地方。這裡是巴勒斯坦武裝派別和以色列交鋒的最前線，阿拉伯人與猶太人最常交火的地方，這裡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最擠的時候一平方米居住6個人，許多房子沒有封頂，外牆上槍眼密布，空氣里充滿了金屬與血液的味道。

2000年9月巴以流血衝突爆發以來，已經有十多名記者在前線喪生，受傷者更是難以統計，男記者都及避之不及的地方，沒人覺得女性記者應該出現在那裡。

但周軼君不管那麼多，面試那天，她用「女性的耐力比男性的爆發力更重要」的陳述，打動了社長，最終要到了外派名額。

然而幾個月後，當她被轟鳴聲掀翻在冰涼的地板上時，她才開始問自己：到底為什麼要來這裡？

送走前任記者獨自上任的第一個夜晚的情形歷歷在目，不遠處一家電廠發生了故障，停電伴隨著爆炸聲，周軼君誤以為空襲降臨，她蜷縮在桌子底下，直到20多分鐘後電燈重新亮起，「我開始意識到，自己將承受一種本不想乾的煎熬。」

那陣把她掀翻在地的轟鳴聲來自一枚飛彈，命中了距離她辦公室500米不到的房子，這是她後來才知道的事情。

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與死神擦身，危險總是如影隨形。

一次周軼君去郵局辦事，馬上就要踏進郵局的大門時，一聲巨響，煙塵四起，火光漫天，郵局大樓被炸了，原來，一名被以色列認定的恐怖分子藏在裡面。

而對於女記者來說，最大的麻煩來自騷擾，在中東的文化里，女性地位始終較低。周軼君曾被一個巴勒斯坦孩子用磚頭砍在後脖子上，導致她半個月都不能轉頭，吃東西時食物會從嘴裡掉出來。

周軼君回憶起一次驚險的旅程，她到難民營的一個轟炸現場採訪的時候，人們看到一個女孩子開著車都很好奇，他們跳上吉普車玩。人群圍得水泄不通，瘋了一樣拚命搖車。車頂上、車窗外全是人，數不清的手在抓她，他們把沙子就揚到她臉上。

陽光灑落下來，往昔的「死裡逃生」歷歷在目，這讓眼前的和平光景顯得亦真亦幻，好在，這天芬蘭小學的課前搖滾樂，把她震回了現實。

這次出差前，周軼君沒再跟兒子打游擊戰，她鄭重地告訴兒子：「媽媽是去尋找教育你的方式。」於是她來到了被稱為擁有全球最好基礎教育的芬蘭，想要看看「綜合能力最強」的芬蘭孩子，是如何被造就的。

這個高度發達的北歐小國競爭氛圍很弱，國家提供免費教育，一個片區的學校吃一樣的免費午餐。在芬蘭，人們從不會為送孩子去哪一所學校而發愁，因為離家最近的學校就是最好的學校。

芬蘭的學校很少有考試，也從不進行排名，即使一個學生不擅長數理化，也並沒有藝術天分，他仍然會被發掘出有很多價值維度，比如正直、勇敢，還有愛。

「如果不競爭，那麼成功到底意味著什麼，我想去了解。」周軼君問一個九歲男孩。

男孩回答，有一份工作，有一個妻子，有點錢，就算是成功。

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一所小學裡，周軼君拜訪了負責三年級現象課程的老師拉尼，這天的課程主題是「時間、年齡和我」，拉尼帶著學生們去了當地的養老院，讓孩子們和老人互相臨摹彼此的臉，給對方講述幼年時的故事，在年齡的皺紋里尋找時間的紋理。

周軼君不禁問拉尼，這樣的課程會帶來什麼樣的成果呢？

「多年後這些孩子不會記得我在黑板上寫下的數學方程，但他們很難忘記今天跟這些老人的對話。」拉尼這樣告訴她。

一直以堅強著稱的戰地記者周軼君，忽然情緒失控，從未在鏡頭前表現太多情緒的她，此時難掩淚水。

保持孩子的天性，滿足孩子的權利，這是多麼珍貴的事情啊。

保護孩子探索世界和感悟生命的權利，讓周軼君產生了極大的共鳴，因為她曾見證過大人世界的規則帶給兒童的痛苦。

在加沙時，一位攝影師對周軼君說過的話讓她久久不能釋懷：「真正動人的故事是在前線稍後一點的地方，要做爆炸背後人性的東西，如果我們的報道永遠只是告訴你我離炸彈有多近，那沒有更深層的意義。」

為了追求更深層的意義，周軼君輾轉去了許多地方，聖經博物館的那次訪問讓她印象深刻。

那裡常常舉辦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交流活動，有一天，十歲的杜阿牽著九歲的梅耶主動來到周軼君的鏡頭前。

梅耶說，她喜歡杜阿，因為她非常善良，會非常熱心地幫助她。杜阿說，她也非常喜歡梅耶，希望還能在這裡見到她。

周軼君問：「出了博物館呢？你還會找她玩嗎？」

「不」，杜阿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是阿拉伯人，她是猶太人。」

還有一次，周軼君來到距離以色列定居點最近的一戶巴勒斯坦人家，全家十多口人，只有一張床，透過窗台，就可以看見以色列的巡邏坦克正通過他們的門前，每天早孩子們踩著前天晚上履帶壓過的痕跡去上學。

戰爭雙方承受著同樣的痛苦，卻誰也不能罷手，隔閡，仇恨，偏見，統統湧向離上帝最近的地方。

在巴以衝突中成長的孩子，百分之九十患有心裡疾病，長大後鮮少生活幸福，他們未經世事的純凈眼睛見證著人類無止境的互相殘害，在戰火紛飛的角落裡色色發抖。

周軼君看到過這一切，但周軼君無能為力，她能做的就是保護好戰地記者的職業操守：如果你沒法阻止戰爭，那你就把戰爭的真相告訴世界。

「如果真要有一個立場，我的立場就是人道主義，如果真要保護誰，我會保護孩子。」

帶著這樣的信念，周軼君用相機與文字把戰爭告訴世界，有人說她不出三個月就會回國，但她一呆就是兩年。

當大兵比利·林恩從伊拉克戰場回到美國，為超級碗橄欖球賽中場走秀時，漫天的煙花與激戰的炮火在士兵們眼中畫面重疊，面前物慾橫流的正常社會生活，讓這些直面過生死挑戰的年輕人感到異常空洞與危險。

這是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的一幕，周軼君被這個故事深深感動了。

周軼君從戰地回國休假時，她走進北京西單一家商場，商場一樓正鑼鼓喧天地舉辦著促銷活動，聲嘶力竭的叫賣聲和震耳欲聾的音樂，讓周軼君恍惚間跌進了一個陌生的世界，顯得格格不入，這是周軼君的中場戰事。

烙印在記憶中那些窗框的震顫、爆炸的轟鳴、絕望的呼喊、刺鼻的血腥，在此刻恍如隔世。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體驗到比自己更大的東西。」對於戰地生涯，周軼君和比利·林恩有著同樣的生命振蕩。

離開中東的第二個月，周軼君走在安全熱鬧的街道上，從街邊商店的鏡子裡，她偶爾看到自己穿裙子的身影，忽然覺得十分詭異，她已經兩年時間沒穿過裙子了。

這又讓她想起在中東遇見的人和事，「記者總是從別人身上榨取故事，然後走掉。我總有穿上裙子、正常生活在彼岸的一天，他們呢？」

回到正常的社會生活，周軼君想要尋找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問題的答案。

為此，她把眼光放在更寬廣的世界，放在更遙遠的未來，她認為可以從根源上改變某些現狀的，或許是人類的教育事業。

周軼君不禁提問：「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在競爭壓力劇增的中國，教育與考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焦慮使家長們對孩子採取種種強硬手段，每個家庭都想贏在起跑線上。

但在日本一家幼兒園，周軼君獲得了不一樣的信息，幼兒園校長每天會寫一句格言，貼在牆上，周軼君去的時候，牆上貼著：孩子是成人的祖先。

她忽然想起一天暴雨學習停課，她和孩子們去外面散步，兒子突然發現了路邊趴著的一隻大蜥蜴，周軼君走近去看，發現這隻蜥蜴的嘴巴竟然是粉紅色的，那天她陪著兩個孩子站在雨里，觀察了那隻蜥蜴很久很久。

就像那天芬蘭老師帶著學生到森林裡尋找各種顏色和味道，周軼君問：「他們知道這些植物的名字嗎？」

老師回答，不，他們不需要知道，他們想叫它什麼，就叫它什麼。

在芬蘭那一集的最後，周軼君坐在森林裡這樣講：「未來從來不是只有一個樣子。」

「芬蘭和中國的社會現實的確很不一樣，但不能因為這種差異就把學習和借鑑的路給堵死。」

她相信在那場大雨里，孩子們並不認識那只可愛的小動物，但會永遠記得它粉紅色的嘴唇，永遠記得那個瞬間。

結語

從中東戰地記者到跨文化教育探索，周軼君始終對這個世界多一份好奇，也多一份思考，她想給作為人類未來的孩子們帶來些什麼，儘管她知道這顯得微不足道，或者也許永遠也給不出令人滿意的回答。

但就像她說的那樣：「我並不是在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只希望人們看到更多可能。」

而我們，也的確通過她的眼睛，看到了更廣闊的天地。

圖片來源：網絡

參考資料：

1. 周軼君《中東死生門》

2. 周軼君《走出中東》

3. 紀錄片《他鄉的童年》

4. 北京青年報《周軼君：烽火加沙，人亦有情》

5. 中國新聞周刊《她周遊五國，拍出了教育的另一種可能性，豆瓣9.2》

6. 三明治《周軼君：記錄過中東戰火，如今拍出跨文化教育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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