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決獄又稱「引經決獄」，就是在判罪中，以儒家經典《春秋》所體現的道德原則作為斷案的根據。《春秋》是孔子修訂的部魯國編年史，其中的「微言大義」有體現了儒家的倫理道德，又符合了漢代國家認可的法律意識，因而能夠在漢代成為司法實踐中的審判依據。 秋決獄的出現是漢代治國思想轉變的表現之一，春秋決獄既體現了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滲透，又是對漢代法律的有效補充。

一，從一個審判例子說起

董仲舒《春秋決獄》一書中記載了232個以《春秋》判罪的案例，其中有一個經典案例如下：

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

其大意是一人甲有沒有孩子，後來撫養了一子乙。養子長大後殺人，甲將他藏匿起來。這時候甲就犯了窩藏罪犯的罪行，按照漢朝的律法，是要判重罪的。然而董仲舒卻認為，乙雖然不是甲所親身，但是是甲養大的，因此是父子關係。他又根據孔子所說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來判斷，認為甲的動機符合儒家的「忠」、「孝」精神，符合儒家的「親親相隱」原則，因此認為不應該判罪。

關於孔子所說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在《漢詩外傳》中有比較完整的記載。其大概的事件是：楚昭王有一名公正嚴明的法官，名叫石奢。他在路上遇到一件殺人案，追查後發現是自己的父親是兇手。石奢將這件事上報給昭王，說「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石奢認為自己依法判罪於父親是不孝，但是不遵守法律，這是不忠，因此感到矛盾。昭王聽後赦免了父親的罪行，但是石奢還是認為「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最終選擇自刎而死。孔子聽說此事後，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

從其中可以看出，固定的法律規定可能會和儒家的倫理綱常發生衝突。先秦時期，儒家思想還未成為正統思想，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遇到這種衝突就會陷入矛盾之中，難以找到妥協的辦法。孟子的一位學生就曾提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意思就是如果舜的父親瞽叟殺人了，他和法官皋陶該如何處理。孟子認為，一方面皋陶應該依法執行，另一方面，舜應該放棄天子之位，竊父而逃。古代的儒學家都認為，當孝道和法律發生了衝突的時候，最終選擇遵守的是孝道，並非是法律。

二，援禮入法和春秋決獄的形成

秦朝之時，實行「以法為教」，甚至連坐法，鼓勵人們相互吿奸。《商君書.禁使》中規定「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鼓勵家庭內部成員的互相告發行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儒家的「親親」、「尊尊」似乎遭到了拋棄。但《睡虎地秦墓竹簡》有如下記載:「子告父母，臣妄告主，『非公室告』勿聽。也就是子告父母，奴婢告主，首次控告不予受理。這說明儒家的「親親相隱」原則依然存在一定的影響力。

漢朝，許多思想家開始反對法家「一斷於法」的做法，反思法家的弊端。如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中說：「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賈誼認為秦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於是人們開始了「援禮入法」的探討，也就是試圖將儒家的倫理道德和仁義融入法律之中。

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儒學正式成為了官方統治思想。在這樣的情況下，董仲舒和公孫弘等人就將「五經」的經義作為審判案件的依據，儒家的經典就擁有了法律的作用。這種做法得到了漢武帝的支持和倡導，以至於在董仲舒告老還鄉後，「朝廷每有政議，數譴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得失」（《後漢書》）。於是董仲舒寫下了《春秋決獄》一書，記錄了232個例子作為樣本，「動之經對，言之詳矣」。漢武帝也要求諸子學《公羊春秋傳》，為以後處理國事打好基礎。

春秋決獄的實施標誌著儒家經典的法律化，有效地化解了儒家倫理綱常和法律之間的矛盾。漢宣帝時期，明確頒布詔令：

父子之情，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漢書·宣帝紀》

至此，「親親相隱不為罪」正式成為了為法律原則，完成了由禮入法的轉變。

那在現實中，春秋決獄如何操作呢？董仲舒提出了「原心定罪」的原則。董仲舒說:「《春秋》之決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意思就是春秋決獄主要在於根據犯罪者的犯罪動機來進行斷罪。如果心術不正，即使是犯罪未遂，也要加以處罰。如果目的純正且合乎道德人情，即使違反法律，也可以從輕處理甚至免罪。

相對於呆板的法律條文來說，春秋斷獄富有靈活性，更富有人情味，容易被官吏和百姓所接受。因此這種斷案方式很快就流行了起來。從董仲舒以後，漢代的經學家競相以儒家經典來解釋法律，到東漢時期「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晉書·刑法志》）。可見春秋在漢代的影響之盛。

三，春秋決獄的價值和弊端

先秦時代的法家通常認為人性本惡，主張「垂法而治」，輕視道德教化。儒家與法家相反，通常認為人性本善，主張治國應該以教化為主、刑罰為輔。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可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不過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均有其缺陷，唐朝的白居易曾有經典的論述：

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惡，不能防人之情；禮者，可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惡。——《刑禮道》

而春秋決獄則是對刑法的一種調節和補充，體現了「德主刑輔」的思想。從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發展脈絡來看，春秋決獄是符合了禮法並用，儒法合流的趨勢。春秋決獄特別適合在三種情況下使用：一是法律條文中有出入很大或者相互矛盾的地方；二是法律條文和儒家思想有衝突的地方；三是難以找到和罪行向匹配的法律條文的時候。因此，以儒家經典的微言大義來進行判罪，是在當時法制還不完善的情況下的一種有效的補充，應當值得肯定。

漢代之後，歷朝歷代都依據儒家的經典和原則來修訂法律，加速了「禮法合一」。唐朝時期頒布的《唐律疏議》標誌著「援禮入法」基本成型。如唐律中有「十惡」罪和「八議」的規定,「同居相為隱」、「凡同居之內，必有尊長。尊長既在，子孫無所自專。」等條款正是「親親相隱」在具體法律條文中的體現。隋唐後，春秋斷獄已經很少提及，其主要原因就是儒家的原則已經融入了法律之中。《唐律疏議》中提到的「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也正體現了禮法並用的思想。

不過，春秋斷獄的弊端也十分明顯。由於春秋斷獄的核心原則是「原心定罪」，這讓對犯罪目的的判斷就有了很大程度的主觀色彩。同時，由於《春秋》敘事簡略，文辭晦澀，使得人們對其微言大義的解讀的分歧也較大，難以形成標準。如《漢書·終軍傳》記載，漢武帝時博士徐偃矯制命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湯以「矯制大害罪」判其死刑，徐偃以春秋大義反駁：「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使得張湯無法定罪。漢武帝於是命令終軍去審問，終軍也以春秋大義詰問：

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專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偃巡封城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漢書·終軍傳》

於是徐偃理屈詞窮而認罪。因此，董仲舒也認為春秋決獄應該慎重使用。因而，春秋斷獄的範圍不能太過於擴大，而作為當時法律的補充是進步的。在使用春秋斷獄的過程中，也必須要對經義做出了合理的解釋，必須解決衝突和疑難，折中是非，上下斟酌，最後才能提出合理的判決意見。

參考資料

一，中國斷代史系列《秦漢史》

二，熊丹丹《 論「親親相隱」原則的合理性及其借鑑——以窩藏、包庇罪為例》

三，楊健康、黃震《「春秋決獄」及其歷史價值》

四，郭宏《論漢代春秋決獄及其影響》

五，黎東東《一則春秋決獄案例的釋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