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纂歷史地圖是一項崇高的學術事業。它是一門很深的、專門的學問，是一種非常嚴肅、艱難的學術研究工作，也是歷史地理學從業人員的基本功。華林甫團隊是新一代學人，願意承擔編繪研製清代歷史地圖的學術使命，勇於迎接學術挑戰，甘於坐冷板凳，潛心於爬梳文獻檔案，精神可嘉，而且也做出了成績，學術事業後繼有人。
現代的歷史地圖事業，要追蹤到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以下簡稱「譚圖」）。譚圖編繪是從1954 年開始的。我從1957 年開始跟隨譚先生從事歷史地圖編繪，到1987 年結束，歷時三十年，甘苦自知。編繪地圖是有標準年份的，現代地圖也是如此。標準年份的選取，譚先生有三個原則：第一，該年份的政局、社會比較穩定；第二，疆域、政區可以代表這一朝代的面貌；第三，資料要齊全。以此衡量，唐朝圖選了開元二十九年，因為天寶以後就安史之亂、藩鎮割據；宋朝圖選的是政和元年，因為那時是澶淵之盟以後，有二十餘年比較穩定。清時期的地圖，譚先生選定嘉慶二十五年，此時正處於清朝由盛到衰的轉變過程中，有《嘉慶重修一統志》為據。這樣選都是有道理的。
譚圖的第八冊是清時期圖組，包括嘉慶二十五年和光緒三十四年的兩幅全國圖和三十來幅分省圖（包括省級地域圖和單獨成圖的放大圖），展開分省圖的標準年份是嘉慶二十五年。八冊譚圖涵蓋了中國通史大部分時段，從先秦一直畫到清朝，如果加上簡明圖的話還包括了民國。從整體來說，清時期圖組已經是一冊了，篇幅占八分之一，圖幅數量、詳略程度只能如此。如果說「中國通史」是全貌，那麼斷代史是一個個連續的剖面；因此，歷史地圖集不僅需要通史式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新時代也呼喚斷代史式的《清史地圖集》。
我們都知道，清朝疆域不僅是清朝本身歷史發展的結果，更是兩千多年來中國疆域發展變化的最終沉澱，奠定了目前國家版圖的基礎。清朝對內地的統治自不必說，就是對邊疆地區的控制也遠遠比漢、唐時期牢固，治理成就也巨大。東北地區，雖然先秦以來就管轄著遼河流域，但中原王朝與松花江、黑龍江流域的聯繫一直比較鬆散，如唐代黑水都督府、明代奴兒干都司均屬於羈縻性質，清朝設立的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將軍牢牢控制了白山黑水，東北1907 年建省時則已經內地化。清朝對於西域新疆、西藏、台灣等邊疆地區的控制，均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到了乾隆、嘉慶和道光前期，是中國兩千多年來中原與邊疆地區關係最緊密的時期。
清代內地與邊疆的關係如此鞏固，不僅僅是因為武力強大，而更是中國境內各個民族長期相互融合的結果。漢唐以來北方少數民族不斷南下，或互市貿易、或入主中原，中原政權強大時也曾北征朔漠，說明相互之間誰也離不開誰，所以歷史發展到了清朝，各個民族的發展是自然而然地結合在了一起，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乾隆時期大一統是歷史的必然趨勢。清朝在一千三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國土上遍設驛站台塘，派駐八旗兵丁，有漕八省的滾滾財源也持續輸入京師，全國形成一個整體。但是，康乾盛世的全國性歷史地圖，過去沒人做，譚圖也沒有，《清史地圖集》畫出了乾隆六十年疆域全盛時期的全國地圖，很有價值。
清代的行省體制，也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順治朝，把明朝兩京十三布政使司改造為十五省；康熙初江南、湖廣、陝西三省各一分為二，形成十八省；乾隆末改掉元朝以來的「屬州」，形成整齊劃一的省、府、縣三級制度（其中直隸廳、直隸州相當於府，散廳、散州相當於縣）。道光中期以後，沿海、邊疆地位日益重要，光緒年間從福建析出了台灣省，伊犁、盛京、吉林、黑龍江四將軍轄地分別改制為新疆省、奉天省、吉林省、黑龍江省，此新建五省意義重大。清代全國的治理體系，除了內地行省制之外，北部邊疆是將軍制，青藏是朝廷管轄的政教合一體制，而內蒙古則轄屬於理藩院，把全國管理得井井有條，均值得用歷史地圖來直觀地反映。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漕運示意圖
1840 年以後，列強入侵導致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割地、賠款接踵而至，中國人民經歷了深重的苦難。近代史上失去的一百五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如果沒有道光二十年與光緒二十年地圖的對照就看不清楚。晚清七十年，中國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此時中國正在逐漸近代化，與嘉慶以前的昔日中國有些不同了，五口通商之後沿海、沿江口岸逐漸開放，與外國打交道過程中知道了「國籍」等新概念，出現一些新生事物如租借地、鐵路、新式郵政等。這些都應該可以用地圖反映出來。
因此，編繪研製《清史地圖集》不僅是清史研究、歷史地理研究的需要，也是賡續歷史地圖事業，學術價值非常高，當然難度也很大。
就具體做法而言，上文提到某標準年份雖然選定了，但是要編出來還是很不容易的。當初，譚先生布置開元二十九年政區圖由我來做，他說：「老鄒，你先要編一個開元二十九年唐朝政區表。」那麼，那一年有多少道、多少府、多少州、多少縣，都要編出來。因為沒有一部地理志書有現成的答案，我用《舊唐書》《新唐書》《通典》《唐會要》《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來編出一個開元二十九年的政區表，有矛盾處還要做考證，十分繁瑣；並且，開元二十九年以前、以後的歷史都很長，唐朝二百九十年期間曾置或已廢的縣也要畫，做小地名處理，所以唐朝所有縣級及其以上的政區我都做過考證。還有，因為唐朝延續時間長，一個年份的圖組不夠，另外還選了一個大中十三年，那時剛好元和平淮西，藩鎮平定，晚唐有一段時期比較穩定。大中十三年的政區表，也是我編的，我也是根據這些典籍編出來的。繪圖必須有這個政區表，否則無從下手。
華林甫在項目組會上多次表示，沒有我主持的《大型清史·地理志》，他主持的《清史地圖集》畫不出來。這是客氣話，但是也是事實。編政區表是一個基本功，也不是很容易能做好的事情。《清史地圖集》展開的省域圖選定宣統三年，就是因為《地理志》政區框架是以宣統三年列目的，那是清朝疆域、政區發展到最後一年的形態。如今的《清史地圖集》，不但真正下功夫編出了詳細的政區表，還有一千多萬字的《編稿表》各種考證，利用檔案、文獻、輿圖，邊疆地區還利用滿文、蒙文資料，對政區治所、河流所經、湖泊範圍、地物選取、地名寫法、政區邊界、草原鄂博、西藏宗谿、海島名實等做了大量的細緻工作，功夫紮實，很好地繼承了譚先生的學術精神。
《清史地圖集》項目組既有宏大設計、具體入手又非常細緻，在《編稿表》階段做了大量地名考證，在研究清代常規地物如何上圖的同時，尤其著重於全國的縣級政區界線考證（青藏除外），把政區界線的研究精度從譚圖的府界提高到了縣界。畫出全國的縣界，這是個雄心壯志。本來，研製明清縣界的任務應由省級尺度的歷史地圖集來完成，但現有成果不盡理想，如今作為全國尺度歷史地圖的《清史地圖集》初步做了有益嘗試，是為學術上一大進步，因而出版之後將是影響一代的學術成果。
當年譚先生教我們畫歷史地圖集，雖然是以政區疆域為主，但不能沒有山川骨架。山峰簡單，古今沒有什麼大變化的，但河流變化很大，特別是平原的黃河、運河、長江、海河水系等。唐朝以前，河流基本就靠《漢書·地理志》和《水經注》，《水經注》非常詳細，基本都能畫出來；唐朝以後就沒有這樣的材料，僅僅靠《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畫不出來。那時，譚先生對我說：「老鄒，這個事情你干吧！」所以唐朝以後的河流都是我來弄的，這個也是很難的。歷史地圖集一個朝代只有一個代表年份，畫唐朝的黃河就要畫開元二十九年的黃河，宋朝圖要畫政和元年的黃河，明朝圖要畫萬曆十年的黃河；但是要把黃河這兩千多年的變遷都逐年考證清楚之後，才能知道哪一年的黃河是怎麼個流向。所以，圖上畫畫就這麼一條線而已，實際花費了很大功夫。《清史地圖集》有若干條線、有一些點修正了譚圖，「含金量」是很高的，這幾條線、這些個點就是專深的學術研究，沒有這樣的研究是無法推進學術進步的。
晚清黃河下游改道示意圖
這些《編稿表》的考證和結論，是地名地物編繪上圖的依據，是《清史地圖集》質量的後盾，將與地圖伴隨終身。以前譚圖也設計過《編稿表》，為怕遺失還用蠟紙刻印過前兩期，但後來因各種節日獻禮，地圖要先趕進度，導致《編稿表》殘缺不全而日後無法出版，成為重大遺憾。所以，希望《清史地圖集》把地圖部分出版之後，文字部分也儘快整理出來。
項目組通過這次編繪清史地圖的實踐，我盼望今後陸續有一批紮實的研究成果問世。我一直認為《清代城市研究》是很值得寫的一本專著。清代的城市從早期的康、雍、干時期，到晚清同光、宣統時期發生了本質的變化，非常值得系統研究。同時，清代疆域變遷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我也很希望項目組能集體寫一本比較精確、非常細緻、帶有精細地圖的《清代疆域變遷史》。
現在，《清史地圖集》團隊有這麼多志同道合的成員，取得這麼好的成績，令人振奮，我非常高興。這個團隊是十分有希望的，這項工作也非常有價值。共同參加一個項目是一種緣分。我一直認為，凡是一個大的科研項目都能帶動一個學科的發展，培養一批人才。目前，《清史地圖集》項目組內已有多人申請到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重點項目、冷門絕學項目、青年項目以及各種地方科研項目，今後必將有一批年輕人脫穎而出，這是「既出成果、也出人才」的好兆頭。
是為序。
原文刊載於《地圖》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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