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估計許多人還記得撥號上網，得要忍受網絡貓通過電話線路撥號的吱吱聲，然後再看著網頁如蝸牛般慢慢刷新出來的時候，網絡上的自媒體和娛樂至死的浪潮還不知道在何方。
多年以後，當一個人已經完全離不開手機之時，當手機上各種信息泛濫之後，有人聲稱我們已經進入了泛娛樂化時代，而隨著一同進入這個時代的，則是娛樂取代了真實成了新聞的生命，所以曾經有人撰文探討主流媒體核心價值觀的缺失與重塑。
多年以前，當一個新聞事件出來後，對於關注度很高的事件會有各家主流媒體跟進，可以說會進行全方位360度的深度報道，根據現場採訪及對事件的挖掘，不管是正方還是反方都能夠讓公眾知曉一件事件的來龍去脈，至於如何進行價值判斷，有的會提出有的則把這種多年交給讀者。
許多有情懷的主流媒體堅持的有一條基本原則：我們只陳述事實，不作價值判斷。
多年以後，這種深度報道雖然有，已經是鳳毛麟角了，而且是在公眾看不見的角落，更多的則是無數主流媒體的轉型，同樣開啟了泛娛樂化時代的快消息，雖然依舊是陳述事實，卻是浮於表面的事實，具體情況是什麼，沒時間去追問也不值得花時間追問了，因為下一個熱點已經在路上了。
大家熟知的許可馨事件已經過去2周了，熱度已經快消退了，針對此事回復的官方回答則是：如有確實線索涉及到我市......。其實關鍵點則在於「如有」，若是沒有，那就不再公布後續消息，各位都可以洗洗睡了，不要再問下去了。
所以現在除了一些自媒體還在繼續追問之外，可以看到沒有主流媒體跟進，更不要說什麼深度報道之類的出現，這些深度報道的缺失背後則是有一個疑問，就是那些專題報道的調查記者們都去哪兒了？
2015年不斷有媒體在反思一個問題：記者節來了，調查記者們去哪兒了？
這種反思的答案最多的則是投身於時代的浪漫中，開始了轉型新媒體時代，這算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各人自有看法，現在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則是想要享受深度報道帶來的諮詢和好奇心則完全找不到寄託了，一切就此消散了。
2017年《單讀》雜誌中有一篇文章《記者都去哪兒了？》中說到：這些年來，自媒體爆炸般地蔓延，這些本是站在前線的時代觀察者，卻仿佛已經跟不上時代了，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退出，記者變得稀有。
曾經調查記者們參與社會新聞的調查，勞苦功高，不為名利只為了心中的那份堅守揭露事件背後的真相，可以說直接或間接的促進了社會的進步。
在美國的新聞歷史上，有一個美國調查記者的經典案例可以說明。
1905年，25歲的調查記者厄普頓·辛克萊以打工的名義，臥底芝加哥的一家屠宰場數周，目睹了工人們受到的殘酷剝削及病死豬肉製成香腸的瘋狂景象，最終寫成一部《屠場》的小說。
也正是此書直接促成了美國國會通過了《純凈食品與藥品管理法》與《肉類檢查法》，美國食品和藥品從此慢慢安全起來。
當下，這種深度的調查已經看不見了，當調查記者們都開始投身於自媒體的浪潮後，這可以看作是時代的進步，同時也是時代的悲哀了。
所以當我們面對如許可馨這樣的事件時，當無數人想了解具體事實真相時，一切都變得模糊不清，只剩下了自媒體簡單的詢問和狂歡，最終大機率許多事件就這樣不了了之，然後當下一個熱點再次到來時，依舊看到的是表面的現象。
是的，讓我們痛苦的不是真相，而是我們看待真相的方式，看待真相的手段已經越來越顯得脆弱和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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