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怎麼看待李自成的歷史地位？他是朝廷眼中的流寇，還是農民起義的英雄？我們是否可以將明末農民起義視作階級鬥爭？「勵精圖治」的崇禎皇帝的真實形象，是否真的有那麼崇高？中國獨特的改朝換代、治亂循環背後，又有什麼樣的原因？
01
李自成是流寇嗎？
眾所周知，李自成在陝北起家，但他在起義後並沒有直接進軍關中平原地區，而是經山西到河南、金鄉一帶，等待羽翼豐滿之後，才回去攻打關中地區，進軍西安。而且，在李自成羽翼豐滿之後，他並沒有馬上選擇進軍北京或者占據富裕的江南地區，而是選擇回到他老家的核心地區。李自成到底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呢？
秦暉推測道，因為整個明末戰爭的起源主要是陝北，他們是所謂的流寇，即在全國流動，縱橫天下。在他們起兵之後，他們大部分時間並不在陝西。在崇禎八年至九年之際，朝廷在陝西的統治曾經穩定過幾年，當時管陝西的洪承疇和孫傳庭都是厲害的角色。到了崇禎十年以後，陝西曾有一段比較豐饒的年景，民變基本都平息了。
其實，李自成當年本來也不想打陝西，後來因為他在潼關外把孫傳庭的軍隊打得全軍覆沒，陝西在這時就沒有什麼軍隊守備了，而陝西又是李自成的家鄉，這個時候他去占領陝西就很自然了。
在李自成從陝西打到北京，再從北京退兵時，他也選擇了退回到陝西。因為陝西已經成了李自成的根據地。而自從李自成占領北京之後，大量的物資就開始往陝西運。李自成是不是一個很有家鄉觀念的人？這一點無從考證。但是，從當時的情況來講，他退到陝西是一個大機率的事情。
彭勇則認為，明末起義首先在陝北爆發的原因，是與陝北長期以來作為三邊四鎮的大量軍役、賦役的來源地，以及其惡劣的環境是密不可分的。有人認為，明末的農民起義是流寇，但有人不認為這是流寇主義。的確，在起義初期的時候，很多起義軍就是為了打家劫舍搶糧食。但是，在他們的隊伍越來越多，地盤越來越大的時候，他們開始在很多地方設立自己的地方官員。
秦暉也不同意流寇主義的說法。在中國歷史上的民變中，的確有所謂土寇和流寇之分；流寇和土寇如果發生合作，就叫「流土交訌」。主要的問題在於，在中國沿襲的「秦制」里，割據一方是不太容易的。歷史上的土寇，大部分和當地豪強有關。《水滸傳》裡面的那些寨主、莊主，本來就是地頭蛇，其中就包括晁蓋。在明末，河南、山東的土寇非常多，他們也幾乎是地方豪強。
秦暉
流寇大部分來自下層，但幾乎沒有人來自佃農階層。那時佃農如果造反，基本是跟著土寇一起造反。換句話說，是地主帶領佃戶一起造反，而不是佃戶和地主做階級鬥爭。而所謂的主佃矛盾，並不會導致造朝廷的反；凡是造朝廷反的，都和官民矛盾有關。在官民矛盾里，主要的角色是自耕農。因為自耕農得承擔錢糧，而佃農不承擔錢糧，只承擔地租。
所以，李自成在起義時宣傳的「免糧」，號召的不是佃戶，而是受不了官家壓迫的一般農民，再加上一些社會邊緣人士。秦暉說，「李自成本人就是『下崗工人』，張獻忠是逃兵，他們都是社會邊緣人士，加上當時政府的橫徵暴斂、天災人禍而破產的大量自耕農，組成了民變的主要力量。這些人不是地頭蛇，所以他們在哪裡適合生存，就到哪裡去。」
02
王朝動亂中的民變和佃變
鄭小悠談到，在明末，當時北方主要是官民矛盾；而在南明控制區，主要矛盾則是主佃矛盾、主奴矛盾；晚明還有奴變。明末社會存在著有大量佃戶、奴僕的縉紳，以及有少量佃戶、奴僕的中小地主，此外還有自耕農。那麼，他們這些角色在這場王朝動亂當中都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縉紳與平民地主不能區別為大小或者多少，縉紳主要是身份問題，他們是享有優免權的。明代的優免權特別泛濫，這不僅有法律規定，還存在『蔭庇』，哪怕一個秀才都有優免權，舉人就更不得了。到了清朝好一點，因為清政府對縉紳有戒心，很多反清運動都是縉紳搞的。」秦暉回答道。
所謂的縉紳，是指有科舉功名的人。因為有了科舉功名，就有了免稅權。在政府橫徵暴斂的時候，那些有優免權的人最有可能積累土地。假如沒有優免權，政府的橫徵暴斂，會使得持有土地的成本高得無法接受，這種情況在陝西尤其嚴重。
因此，在明清，只要不是有特權的人，有錢人都不願意持有土地。而有優免權的人，也是晚明社會各階層中最被反感的群體。這一點，一直到民國年間都是如此。秦暉說，「我曾經看過關中地區的土改文獻，比如在蒲城縣那個地方，在楊虎城統治的時期，很多和楊虎城有關係的人在他的蔭庇之下不交稅，老百姓罵他們是『活絕戶』。因為按照正式的條文，只有絕戶才不承擔賦稅。歷史上這些有特權的人，將他們應該負擔的賦稅轉給別人，而且不是轉給佃戶。因為佃戶是不承擔賦稅的，主要是轉給自耕農、平民地主。所以，平民地主和縉紳之間的矛盾非常嚴重。」
而縉紳代表儒家的價值觀，與平民地主和之前的地方豪強、門閥士族相比，明代的縉紳階層就是一個依靠官府、依靠朝廷最密切的階層，他們基本是官僚的前後身。而所謂的縉紳，一撥是有了功名以後還沒有正式當官的候補官僚，另一撥是當官以後退休回家的所謂「致仕官僚」。因此，反縉紳幾乎就等於反朝廷。
李自成起義
在清代，縉紳特權是受到打壓的。從漢文化的角度來講，這可以說成是滿族打壓漢族；但從社會層面來講，實際上等於打壓了特權階層。但是，在明代，土寇里基本上沒有縉紳，幾乎全是平民地主，是所謂的「素封」。
「素封」一詞來自於司馬遷，指的是沒有封爵、沒有特殊地位，但是很富有的人。「素封並不見得就是小地主，但因為他們沒有特權，被有特權的人敲詐勒索，所以他們往往會造反。而且，他們有很多佃戶，在地方有很大勢力，甚至有自己的土圍子。所以，他們特別適合扮演土寇的角色。因為他們的土地帶不走，佃戶也帶不走。」秦暉補充道。
03
南北賦稅差異之爭及其背後的民變性質
彭勇認為，秦暉提到的江南的一些民變，有人將之稱為「市民階層的崛起」或「資本主義萌芽」。隨著手工業的分工越來越細，一些商業士紳階層出現了。這時，很可能出現一些專業的行業、行會或群體，他們會組織起來謀求自己的利益。
這還涉及南北方差異的問題。在學術界長期有一個爭議，究竟是北方人賦稅沉重還是南方人沉重？這個爭議，從宋代就開始了。秦暉認為，其實不管是南方還是北方，連陝西內部都有這樣的爭議。所以，這裡面涉及賦稅總量和農業收入的比重以及和總收入的比重的概念。
自南宋之後，江南的賦稅都很重。中國古代的體制，就是不容富裕地區有積累的能力，基本上要把這些地方榨乾凈。而且，王朝越到後期，越是這樣。所以有人說，歷代王朝的滅亡，都是因為國家財政里中央財政占地方財政比重太低，這是錯誤的。明清兩代的王朝末期，與這種說法正好相反。
為什麼明末的農民戰爭沒有打到南方？秦暉認為，容易發生佃變的地方，就很少發生民變。因為民變很關鍵的一點就是老百姓要抱團。所謂的抱團，就如《水滸傳》里一樣。莊主和莊客關係要很好，才可能造反，如果莊客和莊主本身鬧得一塌糊塗，就不可能造反。莊客如果要造莊主的反，一般來講不會跟朝廷過不去。歐洲的農民起義是反貴族的，沒有人會反國王。
而官府如果欺壓老百姓，一般不會欺壓佃戶，一般欺壓直接和政府有關係的人，比如平民地主和自耕農。所以，有些人講，江南階級矛盾很緩和，所以農民起義不容易打到那裡，這是錯誤的。如果說，所謂的主佃矛盾就是階級矛盾的話，江南的矛盾才是最嚴重的。民變和階級矛盾其實沒有多大關係，它主要是一種官民矛盾。
所以說，皇帝若想維護社會穩定，可能還會製造階級矛盾。俄國的沙皇就非常擅長於此道。「要證明強大的沙皇是有道理的，他就會跟工人說，如果沒有強大的皇權，你們怎麼能夠保證八小時工作制？然後，他又跟資本家說，如果沒有強大的沙皇，工人組織工會你們怎麼能對付？」秦暉說。
04
崇禎皇帝的真實歷史形象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崇高？
很多人給崇禎塑造的歷史形象是比較高的，有一句話叫「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李自成從太原向北京進軍的時候，曾出過一個檄文，其中有一句話叫做「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意思是說，這個皇帝還是不錯的，但他身邊的人都很糟糕。民間像這類的話有很多。其實，崇禎的個人慾望比較少，整天操心國事，從這一點上來講，應該是一個賢君。
但是，秦暉認為，崇禎執政還是存在著很多問題，因為他太愛面子，經常出爾反爾。一旦出爾反爾，他就要把原來聽他話做事的人給殺掉，把責任推給別人。他在任期間殺的宰相將帥之多，使得後來都沒有人敢出主意。
崇禎皇帝
此外，明朝的國庫虧空得一塌糊塗，但他自己的內帑多得讓人吃驚。李自成在北京發的最大一筆財，就是從崇禎皇帝的內帑中找到的。當然，這個問題存在著爭議。彭勇認為，崇禎很可能知道自己有那麼多的錢。
從萬曆時期開始，正常的國庫支出缺額就已經越來越大了。特別是在「三大征」之後，虧空非常大。萬曆朝動用的第一大筆經費是馬價銀，因為「隆慶議和」以後不需要買馬了，所以把馬場、馬匹等太僕寺的大量資產變賣了，有上千萬兩白銀。可是，沒過20年，這些白銀就被各個部門快借完了。到了天啟年間，各個部門都在伸手要錢，正常的財政收入已經沒有辦法滿足正常的支出。大家都知道皇帝的小金庫里的錢特別多，就都跟皇帝要。其實，崇禎也掏過錢，但他可能感覺這是個無底洞，後來就變得小氣了。
秦暉認為，不管怎麼說，一直到李自成打進北京，崇禎都不捨得拿錢出來，這是很過分的。假如崇禎真的知道自己有這麼多錢，而不在國難當頭拿出來，那實在有點匪夷所思。秦暉覺得，這種現象從朱元璋和朱棣就開始了，可能是與朱元璋當年窮怕了有一定的關係，一旦他們掌權了，就整天擔心沒有錢花。
此外，中國從秦朝開始，就把皇室的錢和國家的財政資金切割得很清楚。《漢書》和《史記·平準書》里就有說，「司農」的錢是國庫，「少府」的錢是皇帝私庫。但是，在實際上，這兩筆錢分得並不清楚。皇帝若向國庫伸手要錢被拒絕，那史書會表揚這個戶部尚書堅持原則，但戶部尚書如果不拒絕，史書也不會記載，皇帝也從來不會被判貪污罪。所以，歷史上的大部分皇帝，還是認為國庫的錢是自己的錢。他們橫徵暴斂，也是把錢財搜刮進國庫。
05
萬曆皇帝可以幾十年不上朝
說明明代官僚體制運轉得好？
有人說，萬曆皇帝可以幾十年不上朝，說明中國的皇上自由放任、清靜無為、順其自然。秦暉說，一個皇上負不負責任和有沒有權力是兩回事。權力無窮大，責任無窮小，這是完全不矛盾的。有些皇帝就是不管國家大事，但是權力還是大無邊。萬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但他搜刮錢財可一點也不含糊。皇上不負責任和皇上濫用權力，這是專制制度的一體兩面。
彭勇認為，即使皇帝那麼長時間不上朝，日常行政、國家正常事務還可以得到基本的運轉，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同時，皇帝在什麼時候出手，才是皇權至上的最終體現。在「三大征」的時候，萬曆皇帝像打了雞血一樣參加了各種儀式，一點不含糊，而其他時候他就不幹了。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萬曆皇帝
彭勇覺得，整個明朝的轉折點是在張居正被抄家之後，整個士大夫的精氣神被打掉了。張居正改革，更多是起到落實各種規章制度執行力的作用。他雖然不能解決明代的根本問題，但在朝廷的體制運轉、運行效率和行政效率上，還是在他手中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秦暉補充，所謂的專制，一方面是指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別人不敢攔他；另一方面，他想不做什麼就可以不做什麼，別人也不能對他進行問責。這種話語是從西方引進來的，因為他們在憲政的條件下，有一種權責天然對應的觀念：只要你被證明責任不大，就說明你權力不大。而在中國，一定要問清楚權力大還是責任大，因為許多皇帝權力很大，但是，會不負責任。
而且，從秦朝開始，中國就非常強調官僚機構的分權制衡。西方的分權制衡，歸根到底是為了制衡君權，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民權。可是，中國的分權制衡正好相反，是為了防止權臣做大。所以，這就會政出多門，互相掣肘。皇帝二十年不上班也可以正常運作，不是說政府運作多麼有效率，而是說這樣不會出亂子。整個政府體制就是環環相扣，互相制約，皇上可以在上面操控一切。
韓非子就是這樣主張的，這是法術勢中的「術」。因此，秦暉覺得，皇帝不負責任，國家可以不亂，但「不亂」並不見得就能治理得好，只不過把矛盾積累起來了。後來，導致明亡的很多矛盾，就是在萬曆年間積累起來的。
06
「階級矛盾全世界都有，唯獨中國有改朝換代」？
秦暉認為，中國歷史的一個特色，就是每過一段時間就會出現全國性的大亂，這非常值得研究。秦暉說，「至於這一場大亂，你把它說成是起義，我覺得是高抬了；像傳統王朝那樣說成是盜賊，也是高抬了朝廷。其實平心而論，我就說應該叫民變，中國傳統史書也是這樣講。」
在中國傳統史書里，民變的一部分原因歸咎於統治者執政不當，這和所謂的主佃矛盾、窮富矛盾是不一樣的。中國周期性大亂的現象，在其他國家很少見到。
彭勇認為，階級鬥爭的分析方法，在三四十年前還是占主流的史學分析方法。當被統治階級無法照舊生活下去的時候，統治階級無法繼續統治下去的時候，革命就發生了。放在現在，這句話還是可以成為我們分析一些現象和問題的基本思想。當原來的秩序被打破，而且貧富懸殊、階級對立這些矛盾越來越複雜、越來越突出的時候，這時靠原來的結構或者原來的王朝組織形式已經沒有辦法解決，也只有通過王朝突變的形式來解決。
有些人說，不是只有中國才有改朝換代，西方也有很多dynasty（王朝）的更替。但是，秦暉覺得，西方的dynasty和我們的王朝不是一個詞。這個翻譯恐怕是錯的。西方的dynasty更替，皇統是從來不中斷的，但中國完全不一樣。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若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定義，階級矛盾指的是生產關係中的矛盾。但是，主人和佃農之間的矛盾，是不會導致改朝換代。那官民矛盾能不能叫階級矛盾？秦暉認為，橫徵暴斂不是靠土地所有權，而是靠政治上的權力，這也許叫政治矛盾，但至少不是馬克思定義上的階級問題。階級矛盾全世界都有，唯獨中國有改朝換代，這跟中國的政治結構有很大的關係。而這個改朝換代的機制，在今天也是有必要重視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