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攝影師赫爾穆特·紐頓
自時尚攝影於上世紀初在西方誕生以來，便成為了一種複雜的圖像媒介：它不僅承載著當下的社會風尚，還反映了藏匿於人性中的慾望。而身處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時尚攝影先驅赫爾穆特·紐頓卻完美詮釋了其中真諦——在光影交融之間，他如何窺見人類的潛意識？時至流行文化當道的今天，他究竟走了多遠？
人性和慾望的窺伺者
身為現代以來最負盛名的時尚攝影師之一，從德國走出的赫爾穆特·紐頓（Helmut Newton）通過黑白膠片轉譯著機械複製時代消散的靈光。從奢華的酒店到空無一人的街道，腳踏高跟鞋的女性是他作品中至上的靈感繆斯，卻因大尺度裸露而被貼上了「情色」標籤。
赫爾穆特·紐頓《Sie Kommen》（局部），綜合材料，36.8×36.8cm，1981年
但也正是在不絕於耳的爭議聲中，紐頓奠定了自上世紀60年代至今都被奉為經典的個人風格。而他的代表作《Sie Komme》更是在2019年以182萬美元的價格成為了同年最貴攝影作品。
赫爾穆特·紐頓《Fashion Studies，Milan》，綜合材料，1997年
1920年10月，紐頓生於柏林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儘管一戰的硝煙為人類的心靈蒙上了陰影，不可逆轉的工業化進程卻加速了現代大都會的誕生——柏林迎來了各類新思想迸發的全盛時期。而在此背景下成長的紐頓則對周遭一切都抱有強烈的好奇：12歲那年，他第一次在地鐵上拍攝了七張紀實性照片。四年後，又拒絕繼承自家工廠的生意，轉而師從以拍攝多重曝光人像而聞名的猶太裔德國攝影師艾爾斯·西蒙（Else Simon）。
攝影師艾爾斯·西蒙
在艾爾斯·西蒙的工作室中，紐頓學習了如何使用8×10英寸的大畫幅膠片機，同時又為老師慣用的超現實主義拍攝手法所觸動，光影中流露的頹靡之感在他後來的作品中也可見一斑。然而好景不長，二戰的爆發迫使他與家人分離，艾爾斯·西蒙也亡命於納粹集中營——「她是一位偉大的攝影師，更是一位非凡的女性。」紐頓在回憶時說。
艾爾斯·西蒙《Hands Study》，綜合材料，19.69×14.29cm，上世紀20年代
二戰結束後，紐頓因受聘於法國時尚雜誌而重返歐洲，自1961年起便以時尚攝影師的身份開啟了長達25年的高光歲月。他鮮少在工作室中進行拍攝，而是熱衷於將維多利亞式的高級酒店作為場景，選擇清一色的女性模特為主角。
她們大多赤身裸體或是衣著光鮮地立於鏡前或床邊，仰拍視角讓她們與昔日文藝復興畫家筆下沉睡的維納斯大相逕庭——紐頓鏡頭中的女性不僅是美和時尚的化身，還象徵著人性深處的渴望和破碎的記憶。
赫爾穆特·紐頓《16th Arrondissement，Paris》，綜合材料，60.6×50.2cm，1975年
上世紀60年代的歐洲正值戰後復興之際，來勢洶洶的大眾文化與布爾喬亞式享樂情調完美結合。在此番浪潮中，紐頓以一種超脫於現實的窺伺手法將人類的集體無意識通過女性身體放大，而他的作品也與彼時興盛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不謀而合。
在面對這一張張照片時，觀者的心理會經歷從意識、前意識到潛意識的三層轉換，從而發現不為社會規範所容的慾望和被壓抑的情感。這些顆粒分明的黑白膠片也從來都不止於先入為主的情色趣味，紐頓早已將其轉化成了社會風尚和意識形態的視覺表征。
赫爾穆特·紐頓《Fashion Study，Paris》，綜合材料，44×30.2cm，1975年
赫爾穆特·紐頓《Two Pairs of Legs in Black Stockings，Paris》，綜合材料，26.9×26.8cm，1979年
光影之間的永恆女性
女性和慾望是紐頓作品中長久以來的核心元素，二者相輔相成卻又相互矛盾。而上世紀60年代早期至70年代末正值第二次女性主義運動如火如荼之時，女性在爭奪社會平等權利的同時力圖顛覆根深蒂固的男權文化。也正因如此，紐頓作品中對裸體的呈現被視作物化女性的極端行為，他本人也被扣上了「厭女症」的帽子。
赫爾穆特·紐頓《Fashion Studies》，綜合材料，1997年
赫爾穆特·紐頓《Nova Paris》，綜合材料，1973年
但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如若重新審視紐頓的作品，便不難發現其中存在的二元對立性和超前性：他一方面再現了男性凝視下女性作為性幻想對象的刻板觀念；另一方面則試圖從該觀念內部出發，通過呈現被注入力量和自由精神的女性身體從而掙脫既定框架，塑造不同以往的女性形象。
赫爾穆特·紐頓《Yves St. Laurent，Rue Aubriot，French Vogue，Paris》（吸煙裝系列），綜合材料，1975年
赫爾穆特·紐頓《Yves St. Laurent，Rue Aubriot，French Vogue，Paris》（吸煙裝系列），綜合材料，60.3×50.1cm，1975年
這也正如他於1975年為時尚品牌YSL拍攝的那組《吸煙裝》（Le Smoking）系列大片一樣——當年，出自著名設計師伊夫·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之手的「吸煙裝」以挑釁的姿態進入公眾視野，震驚四座。這種原本專為貴族男士在晚宴結束後吸煙時準備的輕便裝束，在此搖身一變成為了女性解放自我、打破邊界的外在驅力。
而在紐頓的鏡頭中，身著吸煙套裝的女性手捻香煙，在巴黎小巷的幽暗燈光下被賦予了一種神秘感。在時尚與藝術的結合中，女性不再是沉默的繆斯，而是向世界宣示主權的獨立個體。這不僅成為了紐頓流傳至今的經典之作，也使YSL吸煙裝在如今的秀場上被再三復刻。
赫爾穆特·紐頓《Cigar Industry，Milan》，綜合材料，1997年
實際上自師從艾爾斯·西蒙起，紐頓就從未停止過對女性身份的探索與詮釋。上世紀80年代初，受德國警方為犯罪分子拍攝的身份照啟發，他採取了類似的構圖形式和曝光手法，將其剝離原初語境後創造了《Big Nudes》系列。
羅伯特·梅普爾索普《Lisa Lyon》，綜合材料，1982年
在該系列中，紐頓讓模特以完全裸露的姿態直面鏡頭，從臣服者變成了領導者。而她們流線型的健美身材則一反傳統審美，與同期美國攝影師羅伯特·梅普爾索普（Robert Mappthorpe）作品中充滿陽剛之氣的女性遙相呼應。就連時尚鬼才亞歷山大·麥昆（Alexander McQueen）都說：「如果你試圖觸碰紐頓作品中的女性，她們或許會咬斷你的胳膊。」
赫爾穆特·紐頓《Margaret Thatcher，Vanity Fair》，綜合材料，1991年
離經叛道的時尚攝影
在近半個世紀的攝影生涯中，紐頓以其離經叛道的創作方式重新定義了時尚攝影。實際上，自攝影術於1839年被發明以來，以本雅明為首的一眾哲學家便聲稱其剝奪了藝術的靈韻（Aura）：所有作品皆可被複製，從而失去了原初語境中的展示價值和權威性。而在此基礎之上的時尚攝影更是因為與生俱來的廣告性質，致使自身的文化屬性和價值變得模稜兩可。
赫爾穆特·紐頓《French Vogue，Melbourne》，綜合材料，1973年
但在紐頓的作品中，無論是為國際一線時尚雜誌拍攝的封面，還是與奢侈品牌合作的廣告大片，那些身著華服的女性往往擁有更為永恆卻難以即刻解讀的特質。她們在攝影師的引導下無視時間來宣稱自己的存在：從衰敗的歐洲庭院到精心設計的雅致公寓，她們詮釋的並非易逝的時尚，而是女性自身融合了美、情慾和力量的可貴品質。
赫爾穆特·紐頓《Elsa Peretti in a Bunny costume by Halston，New York》，綜合材料，58.2×38.4cm，1975年
不僅如此，相較於大多追逐高端器材和精湛技術的商業攝影師，紐頓在這方面是個不折不扣的極少主義者（Minimalist）。同該流派對創作媒介物質性的強調類似，紐頓也十分注重影像不加修飾的本真性。即使他曾嘗試過如格拉菲（Graflex）和祿萊（Rolleiflex）等不同品牌的相機，也從不抗拒一次成像的拍立得。「四個機身、五個鏡頭、一個閃光燈和一個寶麗來便足矣，它們可以被輕鬆裝進包中且不會超過40磅。」他如是說。
赫爾穆特·紐頓《Thierry Mugler，Monte Carlo》，綜合材料，1998年
上世紀80年代後期，已步入晚年的紐頓攜妻子從巴黎搬去了摩洛哥最大的城市蒙特卡洛，此後便往返於此地和洛杉磯之間。儘管如此，年齡也絲毫沒有成為他創作的阻礙。直至2004年因車禍去世前，紐頓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精力和幾十年如一日的風格。
赫爾穆特·紐頓《安迪·沃霍爾》，綜合材料，50.8×61cm，1974年
赫爾穆特·紐頓《大衛·鮑威》，綜合材料，50.8×40.6cm，1982年
多年來，無數藝術家和名流在他的鏡頭前走走停停，時尚攝影也成為了一代大師對人性和慾望的最佳詮釋。正如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明室》一書中所說：照片是一種文本，可以被閱讀、被闡釋，甚至被爭論，卻不應該被分類和限定——這或許也是赫爾穆特·紐頓的方法論和價值觀：在他的世界裡，攝影永遠都超越圖像本身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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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文蔡雨彤
本文由《時尚芭莎》藝術部原創，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cn/Ml0LN3EBnkjnB-0zuRU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