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地區連宗教都無法維護秩序時，它就真正地進入了一種最為原始的混亂。黎巴嫩女導演Nadine Nabaki第三部劇情長片《迦百農》繼續探討黎巴嫩嚴重的社會公平問題。
迦百農是《聖經》中耶穌發跡之地，在這裡誕生了許多神跡，卻也是被耶穌所詛咒的一個地方，而這個詞在阿拉伯語中也指代混亂和災難。
126分鐘的《迦百農》囊括的社會話題太多，任何一個單拎出來都可以延伸出無數討論。兒童買賣、未成年人婚姻、童工、毒品交易、無戶口居民、敘利亞非法移民、非法居留等，這些因貧窮而生的社會百態密集地穿插在電影當中。
這一次，Nadine將她的鏡頭聚焦在兒童問題。
兒童問題是黎巴嫩非常突出的一個社會問題，在這個國家的大街小巷裡，你都可以看到、感受得到這種苦難。正如電影中所展示的那樣，這個國家的大街小巷裡擠滿了各種無人看管、奔於生計、極有可能是未註冊出生的兒童，賣水果汁的、賣口香糖的、賣日用品的、在車流中走動敲打車窗售賣鮮花的、搬運著體積和重量遠遠大於自己的煤氣瓶……
扎恩有多窮，七個兄弟姐妹（還有一個哥哥在監獄裡）被逼睡在一間臥室的地板，在布掛起來作為隔離的另一邊，是正在做愛的父母。在貧窮面前，每個人的人生都像那個被扎因拉開上衣露出雙乳的瑪麗蓮夢露一樣，毫無尊嚴可言。
性有多裸露，生活就有多貧窮。
《迦百農》裡面所描繪的那個世界是如此貧困和混亂，有些影評人質疑是導演故意為之的噱頭。Nadine也直接懟回去說，這些人應該挪動一下他們穩坐在咖啡室里（碼字）的肥屁股，離開自己的小角落，出去多走走。
批評說《迦百農》刻意煽情，只能說金錢和舒適的生活限制了這些人的想像力。
電影開頭所展示的那種毒品販賣是這個社區再平常不過的日常生活截面，利用兒童去藥房騙取處方藥（比如鎮定藥曲馬多），研碎泡水，用衣服浸泡並晾乾，帶進監獄重新用水提取製成可以飲用的帶鎮痛藥的飲品進行售賣。
有很多更為暴力的行為和現象，比如強姦、戀童癖等等導演都沒有放進電影里，因為，光是電影所展露的這些，已經足夠令人心痛了。
那些坐在空調房裡批評導演譁眾取寵的影評人，永遠都無法想像那種用盡全力都無法逃脫的絕望。
突破階層、逃離原生家庭，不是用努力兩字就可以做到的一種命運。
有些時候，你越努力，就會越絕望。
你所能想像的一個人為了突破階層束縛的努力，扎因都已經做了，起碼在他那個年齡所能做的，都已經盡力去做了。
電影開頭是扎因奔走在那個他無法選擇的出生地之間，去藥房騙處方藥、換媒氣、搬水、送貨、送菜、擺地攤賣水果汁，所有能夠掙錢幫補家計的事情，12歲的扎因都毫無怨言地去做了。
在所有人都在忙著生存的時候，扎因在默默地抵抗這種惡性循環，丟掉阿薩德向薩哈示好的甘草和拉麵、向父母提出上學的需求、隱瞞薩哈來月經的事實。
奔走在各種體力勞動之間，那輛接送學生的校車成為扎恩與理想生活之間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你可能會說，為什麼他不離開這個原生家庭，自力更生。
扎因也真的這樣做了，在11歲的妹妹薩哈被強制嫁給房東的成人兒子阿薩德後，他就搭著長途巴士離開了這個混亂的地方，但也只是從一個絕望跳到另外一個絕望而已。
他跟著一個穿著「蟑螂服」的老人、在一個破舊的、寒酸的遊樂場前下了車，手裡只剩下250黎巴嫩磅LBP（摺合1元RMB），他努力在找工作，但都沒有人願意請一個12歲的瘦弱小男孩，最終和衣索比亞非法居留的泰格斯相依為命。而泰格斯的突然消失，留下一歲不到的尤納斯，又讓扎因面臨著新一輪的困境。
絕望困境中的生存與選擇，是導演極力想要在扎因身上表現的矛盾力量。
一方面他擁有最為原始的、強烈的生存慾望，這樣一種天性讓他無所不用其極繼續生存下去，無論是在舊社區還是離家出走之後；
另一方面他又有著這個社會、尤其是貧窮社區所最為缺乏的惻隱隱之心——我不能將其稱之道德感，因為道德感是後天社會環境的產品，若我們說生他育他的那個混沌世界給予了他這種閃著光的善良，實在是不合理——或者這種側隱之心來源於他和妹妹薩哈的緊密聯繫，又或許真的是這個破敗社區的異類。
但在這種環境，惻隱之心，常常是致命的。
扎恩的生存能力無疑是非常強的。
電影里展現了很多扎因想要獨立的嘗試，這種嘗試無關尊嚴，只是希望在不傷害別人的前提下獲得生存資格。
比如正兒八經地在快餐店、甜品店等各式商店裡詢問是否需要勞工，不接受免費的食物（一直沒明白為什麼在這個情節里導演留了個白），在泰格斯失蹤之後獨立照顧尤納斯……
他可以選擇再次出走，但他沒有，因為他知道，一旦他選擇將尤納斯拋棄在雜亂的街頭，他就與強行送走妹妹的父母無異。
然而令人諷刺的是，在泰格斯意外被拘留之後，走投無路的扎因最後還是靠賣曲馬多（鎮靜藥）水賺了錢；而被房東鎖在門外，最終成為了壓倒他全部希望的一根稻草。
《迦百農》不是童話故事，即使他不願意，即使他再堅強，最後扎因還是將尤納斯交到了人販子阿普洛手裡，不然他們兩個都得餓死，這已經不是一個道德選擇，而是生存選擇，一如扎因父母當初所做的那樣。
這不是生存與人性的兩難決斷，是社會碾壓人性的絕對無奈。
在這裡，扎因和從前的父母似乎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和解，但要中斷這種詛咒，個人之間的和解又看似毫無意義。而妹妹薩哈的死，又再一次將這種和解打破，逼使扎因不顧一切地想要玉石俱焚，將自己的父母推上法庭。
紮根於末日世界的《迦百農》難得的地方在於，它給予這個貧窮社會毫無偏見的、不加修飾的、甚至略帶粗暴的一刀， 把一個囊括黎巴嫩眾生相的社會橫切面，赤裸裸地擺在觀眾面前。
較之好萊塢式的煽情套路，《迦百農》力求在那些本可以大肆渲染情緒的鏡頭中保持冷靜，避免過度催化個體之間的情感因素，用一種更為客觀和全面的態度去展現貝魯特這個被輪胎緊緊壓下的混亂社區。
憤怒、悲傷、痛苦、無奈這些生命負能量，在自出生之日就帶有、無法緩解的永恆詛咒之下，情緒宣洩本身變得毫無意義。
無疑，我們的小主角扎因是我們窺探這個我們從前在溫暖的咖啡室無法知悉的世界的一個主要窗口，一個極易吸引注意力和煽動情緒的入口，但《迦百農》並沒有一味地沉浸在扎因的世界裡無法自拔。
那些和扎因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人、想要在他身上獲得利益的人、甚至帶給他巨大痛苦的人，同樣在導演的鏡頭裡獲得了一個向觀眾講述自己苦難和無奈的機會，正如他們在法庭上自我抗辯的那樣。
每個人，都是這個社會悲劇的受害者。
看第一遍的時候，觀眾的全部注意力都落在了扎因身上，他對妹妹的保護、對父母的抗爭、自我生存的掙扎、對尤納斯的照顧，扎因小演員的表演實在太抓人眼球了，讓人無法從他身上離開。
生於長於難民區的小演員Zain al-afeea，給予扎因這個角色一種獨特的魅力，很多時候他瘦小的身軀讓他看起來比劇中的年齡要小得多，但同時又散發出一種、甚至比成人更為成熟的氣場，可以震懾住比他年齡大得多的暴力鄰居。
在已知悉所有劇情之後，二刷中才會慢慢發現那些被我們所忽視的其他人物的情緒，比如阿薩德父親提親拜訪時，舒雅德（扎因母親）強忍悲傷的無奈，塞利姆（扎因父親）精疲力盡的沮喪。
正如塞利姆在法庭中所說的：
這是為了讓她擺脫痛苦，和我在一起，她沒有希望，她連睡覺的床都沒有，吃的喝的都不夠，也不能洗澡，電視也看不上。我對自己說，嫁了她，起碼能有大床睡，真正的床，有毯子的床。
你有沒有想過，這不是我們的錯。我也是這樣出生，這樣長大的，我做錯了什麼？如果我有選擇的話，我可能會比你們所有人都好。這不是我想要的。
有人告訴我，沒有孩子，你就不是男人，你的孩子將會是你的脊樑。但他們打斷了我的脊樑，傷了我的心，我詛咒結婚的那一天，我為什麼要過得這麼悲慘？
而同樣地，大家可能會希望導致薩哈懷孕致死的阿薩德是一個十惡不赦之人，但其實只是個無知之人，從眾地做著大家都在做的事情而已。
我不知道她會因此而死，周圍很多女孩這個年齡已經結婚，我繼母也是年紀輕輕結婚的，她就在這裡，活得好好的。
舒雅德：
我這一生都奴隸，你還敢批評我？你有什麼權利批評我，你有我這種處境嗎？你永遠不會，因為你活不下去，你連做噩夢都活不下去，換成你是我，你早就已經上吊自殺了。為了讓孩子活下去，我願意犯下千種罪，他們是我的孩子，沒人有權批評我，我是我自己的法官。
相比起精緻的《羅馬》（個人也是很喜歡的），《迦百農》略顯粗糙，敘事結構輕微失調，中間與敘利亞小姐姐梅蘇姆的支線又顯得和主線稍有分離。
剪輯上亦不算高明，甚至有那麼一絲的凌亂，比如泰格斯的被捕（前一秒還在和家人打電話，後一秒就已經切入扎因和小尤納斯的場景）、扎因離家出走時在麵包店和陌生男子的互動……
但無處不在的輕幽默和素人演員的精彩演出，都給了《迦百農》一種原生態野蠻生長的活力和震撼感。
這種根植於殘酷現實的幽默感，不旨在逗人發笑，也不在於自己的一笑而過，而是對無法抗爭的命運的一種無奈，是無法突破階層的絕望，當哭都沒有用的時候，那就只能笑了。
你要問扎因，他為什麼要扯下迴旋馬車頂篷上瑪麗蓮夢露的上衣露出她豐滿的（假）乳房，他可能也答不上來。
《迦百農》的結局來得輕巧且隨意，似乎前面的那些苦難輕易有了明朗的結局，可能在導演的心裡，是存在著這個社會能夠走向更好的美好的一種願景，她給電影這樣輕巧、開放的結局，或許是希望能夠鼓勵更多的扎因站出來，但同時也讓作品對政府的影響力反而減弱了。
這兩年，黎巴嫩電影正在以光速獲得電影世界的聚集，連續兩年入圍奧斯卡最佳最外語片提名，較之《羞辱》，今年的《迦百農》獲得的聲量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正如Nadine在採訪中所說的（大意），在這樣的一個貧窮和混亂的國度，每一個能夠成功被製造出來、走出國度獲得關注的電影作品，都是某種程度和形式的尋找外力幫助的吶喊。
這樣的一種作品被創造出來，背後已經不僅僅是電影製作本身，更多的是電影人的血與汗、無數的與環境、政府和地方周旋的結果。
而令人唏噓和諷刺的是，這些力求衝破困難、創造好作品、發出聲音的創作者，最終他們所希冀的，是讓這個不斷在阻撓他們發聲的地方，能夠變得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