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諸夏龍文化的形成
在我國的古代文獻中，常可看到有關諸夏[1] 崇龍的記載。諸夏之近世祖先是鯀和禹。《說文》云：「鯀，魚也。」《左傳·昭公十七年》說鯀曾「化為黃熊。」《山海經·海內經》注引《歸藏·啟筮篇》云：「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為黃龍。」鯀，稱為崇伯鯀，是嵩山地區族團首領，其祖神是魚龍與熊龍。大禹之母是修己，「修己」的意思就是一條長蛇。《列子·黃帝篇》稱夏後氏為「蛇身人面」，大概就是以鯀曾「化為黃龍」這一說法為依據的。《竹書紀年》、《山海經》都說大禹治水時，江中有「黃龍負舟」，說明大禹之得天下是有龍相助的。《尚書·大傳》載夏禹在受禪時，「八風修通，慶雲業聚，蟠龍奮迅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鱉咸出其穴，遷虞而事夏。」意思是說夏代的元祖禹，在受禪於虞舜之位時，以「蟠龍」為首的部族，都無不踴躍，以擁戴夏禹。《史記·封禪書》又云：「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更說明夏以「青龍」為瑞，以標示其德。根據文獻記載可知，夏代器物的造型和裝飾圖案，也常刻畫龍的形狀，《禮記·明堂位》就載夏後氏用龍勺為食，以二龍相交的圖案來象徵其王權。說明夏代崇龍思想是很濃厚的，且極為盛行。
「龍」何以成為王權的象徵，這可能與「龍」字本身的原始意義有關。《詩·小雅·蓼蕭》：「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傳》：「龍，寵也。」《鄭箋》：「『為龍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龍和寵是同源詞。由是可證，龍的原始含義是「偉大而光榮」。[2]
諸夏民族將夏禹尊奉為他們諸部族的共同元祖，而且將夏禹「神聖」化為龍。雖然《列子》、《竹書紀年》、《山海經》、《尚書》、《易經》等多出自春秋、戰國之際，有的甚至更晚，難免神話歷史化或歷史神話化之嫌，但它至少可反映出這樣一個事實，即諸夏部族的崇龍意識是由來已久的，而且崇龍意識又與對夏禹的崇拜密不可分。況且《山海經》、《易經》等文獻的萌芽期還是相當早的。
關於龍的文字記載在《山海經》中是相當多的，如書中所記有龍神的山就有335座。[3] 《易經》里的龍神也是俯拾皆是。《山海經》，按西漢劉歆以來的正統說法，都認為是大禹、伯益所記。[4] 最初見於記錄大概已遲至戰國時代。而《易經》的萌芽期可能早至殷商時代。也就是說，我國有關龍的文字記載大概距今約三千年。
如所周知，禹生活的時代約在公元前21世紀左右，距今有4000多年的歷史，從考古發現看，龍崇拜在諸夏中的形成當為時更早。
1987年5月，考古工作者於河南濮陽市西南西水坡，發現一處仰韶文化早期遺址，內有用蚌殼擺成的三組蚌龍圖案。第一組是墓葬（編號M45），墓主人居中，頭南腳北，東西兩邊分別埋有用蚌殼擺成的龍形圖和虎形圖。第二組為龍、虎、鹿。第三組為奔虎和人騎龍。龍虎圖案所用蚌殼大小不等，形態各異，真體形象栩栩如生。此遺址經放射性碳素測定，距今大約有6000多年，早於傳說中的皇帝與顓頊時代，故濮陽蚌龍被譽為「中華第一龍」。[5]
河南濮陽西水坡天下第一龍
在年代上比之更早的龍在近年又有新發現，如1994年6月至1995年5月於遼寧阜新縣色拉鄉查海村原始社會聚落遺址中發現的巨型龍形堆塑。該龍形堆塑系用紅褐色大小不等的石塊堆砌而成。龍頭、龍身石塊堆擺厚而密，而尾部石塊則較輕鬆，給人以巨龍騰飛之感。龍頭朝西南，龍尾朝東北。其時代距今約有7000或8000多年。年代比之晚一些的與龍有關的文物在遼寧西部、內蒙古東南部的大凌河和遼河流域都有發現，其時代一般都在7000多年前至3000多年前之間。著名者有內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發現的刻有龍紋的陶尊、以及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紅山文化遺址中發現的大型玉龍（距今約5000年）和敖漢旗大甸子遺址龍形紋飾的陶器（距今約3400年）。[6]
龍紋陶片，阜新查海，距今8000年
蜷體玉龍，赤峰紅山文化
玉豬龍，朝陽牛梁河，新石器時代
龍鳳玉佩，朝陽牛梁河，新石器時代
1993年底在湖北黃梅還發現了一條5000多年前用河卵石塑成的龍。龍頭形為牛頭並作冠狀，龍口大張，長舌吐出並向上卷至頭部；腹下兩足為爪狀；龍身呈波浪形，尾上卷。龍背上有一不規則狀鰭。[7]
此外，在河南偃師二里頭夏文化中發現有螭龍圖案，內蒙古赤峰下家店下層文化中有龍形紋飾，山西襄汾陶寺龍山出土有彩繪龍紋陶盤，河南安陽殷虛婦好墓也出土有龍首人玉飾，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濮陽蚌龍以未加工的天然蚌殼為原材料，採用仰、俯、疊、壓等技法擺塑而成，與我國傳說中的龍的形貌基本一致：馬頭、鹿角、蛇身、鷹爪、魚尾。[8] 肢體、爪部清晰，形象分明，神態生動，搖首擺尾，其造型和商周青銅器、漢唐古器物上的龍的造型一脈相傳，與宋墓出土的青龍圖案極為神似，基本具備中國龍的外貌特徵，是中國後世龍造型的鼻祖。[9] 黃梅卵石龍與濮陽蚌龍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僅有頭部略有差別。而紅山文化中的龍圖象則明顯與之有別，它們獨具特點，自成體系：最初的龍為滾圓、修長的身軀，呈蛇形。後來演變為豬頭蛇身，雙耳高聳，獠牙突出，身體捲曲如環，開口很小。然後是頭部、雙耳變小，身體漸細，開口增大。最後演變為吻部細長前伸，雙耳隱去，身形細長如蛇，眼睛由圓形環目變為梭形細長目，豬的特徵逐步消失，而越來越具龍的形象。[10] 這種差異的存在，不難看出，以濮陽蚌龍和黃梅石龍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龍圖象與中國傳統龍的形象更為接近，當與中國封建文化中的龍有直接的淵源繼承關係。
這裡特別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儘管東北龍與中原龍在造型上差異不小，但並不妨礙它們證明同樣一個事實——早在炎黃時代之前，東北地區的先民與中原地區的先民一樣，都有過崇拜龍的信仰，顯示出中華民族各地文化差異性與一致性的共存。
遺憾的是，在中原地區尚未發現比濮陽蚌龍年代更早的龍。濮陽蚌龍的塑造已相當成熟，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原始社會時期與商周以後龍的形貌最接近的龍，是原始社會時期最成熟、形象最逼真的龍，表明當時中原地區人們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推而論之，在此之前，中原地區龍崇拜的產生與發展已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期間至少有二三千年的歷史。其造像的演變，也必然要經歷類似於東北紅山文化龍崇拜的發展過程，最早的形態亦應是蛇。[11] 所以筆者認為，龍崇拜的最初形成地還應該是中原而非大凌河和遼河流域。
二、諸夏龍文化向周鄰的輻射
龍崇拜這一文化現象在諸夏中一經形成，即不斷地向外傳播，大凌河和遼河流域龍崇拜遺物的發現即可視為龍文化向北傳播的一個例證；同樣地，黃梅石龍的出現亦應與龍文化的南傳密切相關。黃梅石龍與濮陽蚌龍在形貌上是非常接近的，但有一點差別極應引起重視，即時代較早的濮陽蚌龍早已是馬頭蛇身了，而黃梅石龍卻仍是牛頭蛇身。大凌河和遼河流域的豬龍文化在3400年前就開始衰落了，黃梅的牛頭蛇身龍也未為後世所繼承，只有濮陽系統的馬頭蛇身龍被廣泛接受。
諸夏與諸羌早期雜居共處，活動於我國的西北高原地區，所以，古代典籍中，每每有「禹生於西羌」之說。[12] 《詩·商頌》有詩言：「自彼抵羌，莫敢不來王。」看來，至少從商代開始，中原文化就應該對羌族已有所影響了。應該指出，自夏至商，中原的龍文化已很興盛，但在諸羌中，還無法看到有關龍文化的痕跡。如，青海卡約文化中發現的陶器紋飾種類不少，有雲雷紋、魚紋、蛙紋等多種，卻沒有龍紋的裝飾，很多瓶、罐、壺等陶器的造型，有多種禽獸蟲魚的形狀，獨無類似龍的造型者。[13] 卡約文化為周初活動於河、湟之間羌人一支系的遺存，說明那個時代河、湟間的羌人，尚無夏文化中龍的意識。
漢代瓦當四角龍
春秋戰國時期，秦日益強盛，羌人被迫離開青、甘高原向西、向南的山嶽間流徙，在遷徙過程中，與諸夏文化有了越來越多的接觸，逐漸形成了龍的意識與崇龍思想。可以從諸羌「文化行囊」中的《九隆神話》看到，它本來是諸羌原始的「感生」型神話，後逐漸演變為「龍」神話的發展，是在諸羌南徙的漫長歲月中完成的。大致到秦漢時代，諸羌龍文化就已相當興盛了，史籍稱哀牢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14] 既是對哀牢夷，也是對諸羌文化中龍崇拜現象的真實寫照。
諸羌的南徙，是沿著岷山山脈以西的山道行進的，在越過岷江、大渡河、雅礱江後，到達了金沙江流域。其「文化行囊」中的借自諸夏的龍文化，又在這一地區生根開花。具有洱海區域文化特色《九隆神話》就是在洱海區域農耕文化中的「水神」與諸羌文化中的「龍」結合後形成的。《九隆神話》見錄於《華陽國志》、《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引錄自2世紀成書的應邵《風俗通》（今本《風俗通》已佚其文）。庶幾乎可以說明，東漢時期洱海地區的社會意識中，就已有了崇龍思想。[15]
在東南地區，百越族崇龍思想亦相當濃厚。《史記·越世家》載：「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後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夏後氏崇龍，百越族直接繼承了這一傳統。《淮南子·泰族篇》許慎註：「越人以箴刺皮為龍文，所以為尊榮也。」《漢書·地理傳》應邵註：「[越人]常在水中，故斷其發，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也。」《說苑·奉使篇》說，越人「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說明百越族自認為是龍的後代，文身象龍子，即可得龍神護佑。古代百越族分布甚廣，遍及華南兩廣地區。百越族中有的曾立國稱王，如南越、閩越，等。他們有的後來與漢族融合，有的發展為其它少數民族，如南方的壯族、侗族、傣族、布依族、黎族、水族等。
在北方地區，匈奴人對龍的崇奉也頻見於史書。《史記·匈奴列傳》稱：「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夏後氏崇龍，作為夏後氏苗裔的匈奴自然地繼承了這一傳統。《匈奴列傳》說「[匈奴酋長於]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索引》引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載：「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後來匈奴分為南北二部，南匈奴在龍祠祭祀時，兼祀漢帝。
龍紋金捍腰，通遼陳國公主墓，遼代
在古代新疆的焉耆，生活著一種成為「龍部落」或「龍家」的部族。《魏書·焉耆傳》載：「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龍，名鳩屍卑那。」原來，焉耆王室都姓龍，故當其國臣民隨諸王遷徙內地，因以被稱為龍部落或龍家。他們在安史之亂後，散落於甘（今甘肅張掖）、肅（今甘肅酒泉）、伊（今新疆哈密）諸州，各有首領。後歸附於唐，受沙州歸義軍政權所轄。[16]
新疆出土龍紋金帶扣
今天，在我國五十六個民族中，除漢族外，尚有為數眾多的少數民族都有崇奉龍的意識，如壯族、彝族、白族、哈尼族、苗族、瑤族、黎族、仫佬族、京族、傣族、傈僳族、納西族、阿昌族、怒族、德昂族、獨龍族、基諾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畲族、高山族、蒙古族、滿族、朝鮮族、赫哲族、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回族、藏族、錫伯族、土族、裕固族、門巴族、羌族、拉祜族等等，占了中國少數民族種類和人口的大多數。
三、中國龍與印度龍的關係
諸夏龍崇拜不僅傳遍中國各地，而且還傳到了印度。
印度佛經中對「那伽」，即龍的記載俯拾皆是。龍樹《大智度論》云：「那伽，秦言龍也。」中國稱「龍」，梵語稱為「那伽」。《海龍王經·諸佛品》云：「龍王詣靈鷲山，聞佛說法，信心歡喜，欲請佛至大海龍宮供養，佛許之。」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毗婆沙》卷2詳細描述了高僧末闡提與罽賓國惡龍阿羅婆樓鬥法的故事：
爾時，罽賓國中有龍王，名阿羅婆樓。國中種禾稻，始欲結秀，而龍王注大洪雨，禾稻沒死，流入海中。爾時大德末闡提比丘等五人，從波咤利弗國飛騰虛空，至雪山邊阿羅婆樓池中下，即於水上行住坐臥。龍王眷屬童子入白龍王言：「不知何人，身著赤衣，居在水上，侵犯我等。」龍王聞已，即大嗔忿。從宮中出，見大德末闡提，龍王忿心轉更增盛。於虛空中作諸神力，種種非一，令末闡提比丘恐怖。復作暴風、疾雨、雷電、霹靂，山岩崩倒，樹木摧折，猶如虛空崩敗，龍王眷屬童子，復集一切諸龍童子，身出煙竟，起大猛火，雨大礫石，欲令大德末闡提恐怖。既不恐怖而便罵言：「禿頭人！君為是誰？身著赤衣。」如是罵詈，大德顏色不異。龍王復更作罵言：「捉取打殺！」語已，更喚兵眾，現種種神變，猶不能伏。大德末闡提以神通力蔽龍王神力，向龍王說：「若汝能令諸天世人一切悉來恐怖，我者一毛不動。汝今更取須彌山王及諸小山擲置我上，亦不能至。」大德作是語已，龍王思念：「我作神力，便已疲倦，無所至到。」心含忿怒，而便停住。是時大德知龍王心，以甘露法味教化示之，令其歡喜歸伏。龍王受甘露法已，即受三歸五戒。與其眷屬八萬四千俱受五戒。[17]
從這一記載可以看出，龍王阿羅婆樓原居於罽賓國（今克什米爾），威力無比巨大，有致暴風驟雨、雷電霹靂的神通力，可使山崩地裂，樹木摧折。因其毀壞農田，荼毒生靈，佛教大德末闡提比丘遂起而懾之，通過與龍王的鬥法以護佑眾生。由於龍王之神通力遠在其下，不得不屈從，並率眾皈依佛教，受三歸五戒，成為佛教的護法神之一。顯而易見，這裡的龍王與中國傳統概念中的「龍」，亦即葉公好龍中的「龍」是大相逕庭的。
阿富汗黃金之丘發現的龍王
瓜州榆林窟第38號窟八龍王圖
類似的故事又見於義凈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9，文稱佛曾與無稻芉龍王鬥法。其故事情節跌宕起伏、曲折生動，非常引人入勝。[18] 諸如此類記載，在佛教經典中甚多，茲不能一一標舉。
稽考史乘與各種文獻，可以看到，印度龍和中國龍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印度人的觀念中本來是沒有龍的。印度龍是在中印文化交流，特別是在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初期由中國傳去的；中國龍種到印度後，和印度本土傳統相結合，形成了印度龍種。
在印度，與龍有關的考古材料，最早者為公元前1世紀西印度阿旃陀石窟第10號窟的壁畫《龍王及其家族》以及和紀元前後阿旃陀石窟第9號窟的《龍族向菩提樹禮拜》，晚於中國遼寧阜新查海巨型龍形堆塑5000~6000年，比濮陽蚌龍晚4000年，比內蒙古三星他拉玉雕龍也晚出3000年以上。印度龍之見諸文字記載，更是遲至公元2至3世紀之間，可見於龍樹著《大智度論》中，比中國的文字記載要晚1000年上下。
這裡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印度佛經中的龍王，與諸夏龍文化中的龍完全是兩碼事。「龍王」一詞來源於印度，梵語作Nāga，音譯「那伽」。意思是蛇，所謂龍王者實際上就是蛇王。[19] 有人之所以常把Nāga與龍混淆，是由於忽視了Nāga一詞在歷史上的演變情況而造成的。在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常可見到Nāga一詞，但明顯和龍沒有一點關係，通過書中內容就完全可以看得出來。如文中有言：
我從來沒有看到什麼人，能夠飛越大海天塹；除非是金翅鳥和飛神，還有哈奴曼。羅波那保衛著楞伽城，誰也無法把它進攻；天神、檀那婆、夜叉沒法去，乾闥婆、龍王、羅剎也不行。[20]
這裡的「龍王」(Nāga)，與天神、檀那婆、夜叉、乾闥婆、羅剎一樣，都無「飛越大海」之神通，足以證明《羅摩衍那》中的Nāga和大海是沒有多少關聯的。同一史詩還稱：
你（指羅剎王——引者）殺死了成群的夜叉……檀那婆的主子莫那，害怕你……把親生的女兒送給你作你的妻……你走到陰間，把那些龍王戰勝……婆樓那的那些兒子們……都屈服於你。[21]
可見，在印度人的原始觀念中，「龍王」（Nāga）既不司水，也不轄海，職掌在於陰間和地獄之各種事務。
在時代略晚於《羅摩衍那》的《摩奴法典》中，也常出現Nāga一詞，也被譯作「龍王」。與《羅摩衍那》所載一致，這裡的Nāga同住於地獄之中，誠如法國學者迭朗善（Loiseleur Deslongchamps）在該書法譯本中所解釋的那樣：
Nāgas是人面、蛇尾、蛇長頸的半神，以跋修基（Vāsouki）為王，住地獄中。[22]
除了古文獻的記載外，印度至今還存在著可說明這一問題的活證據。今印度東部有那伽蘭（Nāgaland）邦，即「蛇地」之意。當地居民至今仍然非常崇拜蛇。
中國龍是多種動物復合的圖騰物，印度龍雖然不是圖騰，但印度僧人也力圖賦予其多種動物的特徵，如《大方等大集經》卷58《須彌藏品》即稱：
善住龍王為一切象龍王，此難陀龍王婆難陀龍王為一切蛇龍主，次阿耨達龍王為一切馬龍主，此婆樓那龍王為一切魚龍主，此摩那蘇婆帝龍王為一切蝦蟆龍主。[23]
象、蛇、魚、蝦均為大地上的水陸生靈，由此可看到印度龍仍保留有「地神」的一些特徵。
地位的改變是印度龍和中國龍在質上的最大區別。中國龍是圖騰性質的，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印度龍卻從未如此榮耀過。在印度佛教創建及發展的初期，印度人的崇拜物主要是金翅鳥。按印度神話，毗濕奴是騎在金翅鳥的身上飛行的，因此金翅鳥就成為毗濕奴本身的象徵。除金翅鳥外，印度的古代雕刻中還常見有其它動物，孔雀王朝時代于波羅奈城外鹿野苑建立的石柱上刻有四隻蹲踞雄獅的半身像。而屬於同一時代的拉姆普瓦石柱上刻的卻是一頭精美而健壯的瘤牛。其它如象、馬，也是孔雀王朝石柱柱頭上常見的動物。這四種動物在佛教中被稱作「四神」。
在印度教神話中，受崇拜的是金翅鳥，蛇僅僅處於一般神怪的地位；而在佛教創建及發展的初期，金翅鳥仍然是人們崇拜的對象，獅、象、馬、瘤牛也以「四神」的地位而受到敬拜。蛇，以及所謂的「龍」，其地位在佛教中雖有所提高，但也未達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例如，在印度流傳的金翅鳥擒走龍女的神話題材中，一些龍女被刻畫為酒神祭司之類的形象；在南印度阿馬拉瓦提的圓浮雕中，龍神的形象常常是繞佛缽行禮的禮拜者。沒有一個形象是至高無上的。至於佛經中常見的「天龍八部」，其中的「龍」，也不過是很普通的護法神而已。[24]
四、結論
通過上文的論述，可以得出如下幾條結論：
1．龍起源於諸夏，形成時代大約在9000年左右；
2．濮陽蚌龍的時代雖比阜新查海龍為晚，但它與中國傳統文化中龍的形象更為接近，當與中國封建文化中的龍有直接的淵源繼承關係；
3．諸夏龍文化流風原被，直接影響到周邊地區，對中華各族龍崇拜意識的形成起到了關鍵作用；
4．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龍種傳到印度後，和印度本土文化傳統相結合，漸次形成了與中國龍不同的印度龍種。
總之，龍文化如同漢語言文字、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樣，在中華民族的形成以及歷史文化的發展史上，一直起著紐帶作用，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容忽視的內容，同時它也是聯繫中國與南亞，尤其是印度之間宗教文化關係的一條紐帶。
注釋：
[1] 諸夏，本文特指繁衍生息於中原地區及其周邊的夏後氏諸部落，與古代漢族的自稱——「華夏」意近，但外延要小一些。
[2] 布穀：《筆記二則——「龍」的原始義：偉大而光榮也》，《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1995年第1期，第1~2頁。
[3] 許順湛：《龍文化與中華民族》，《尋根》2000年第1期，第27頁。
[4] 袁珂校註：《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頁。
[5] 楊育彬：《河南文物考古四十年》，《史學月刊》1989年第4期，第2頁。
[6] 張永江：《論紅山文化的幾個問題》，《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1990年第1期，第23~24頁。
[7] 陳樹祥:《黃梅發現新石器時代卵石擺塑巨龍》，《中國文物報》1994年8月22日第1版。
[8] 華惠倫等主編：《龍》，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0年，第40頁。
[9] 2000年貴州省關嶺縣發現的長達3米的古脊椎動物化石，因形近傳說中的龍而被誤稱為「新中國龍化石」，引起了諸多誤解。龍是傳說中的神物，何來化石？
[10] 孫守道、郭大順：《論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龍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第16頁。
[11] 吉成名：《龍崇拜起源新論》，《民俗研究》2000年第1期，第79頁。
[12]《史記·六國年表》、《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後漢書·戴良傳》、《新語·述事篇》等。
[13] 俞偉超：《關於「卡約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認識》，《中亞學刊》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頁（修改稿收入氏著：《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5頁）。
[14]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註：《後漢書》卷86《南蠻西南夷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848頁。
[15] 趙櫓：《論白族龍文化》，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30~34頁。
[16] 陸慶夫：《從焉耆龍王到河西龍家——龍部落遷徙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第169~178頁。
[17]《大正藏》第24卷，No. 1462，第685頁上~中欄。
[18]《大正藏》卷24，No. 1448，第40頁中～下欄。
[19] 季羨林：《〈西遊記〉裡面的印度成分》，《中印文化關係論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第172頁。
[20] 季羨林譯《羅摩衍那·戰鬥篇》（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第3頁。
[21] 季羨林譯《羅摩衍那·戰鬥篇》（下），第45、46頁。
[22] 馬香雪漢譯：《摩奴法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3頁注7。
[23]《大正藏》第13卷，No. 397，第389頁上欄。
[24] 胡同慶：《略論印度龍與中國龍的關係》，《新疆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第108頁。
編按：本文原刊《東方研究》2002-2003年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3年，第75—88頁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cn/IBd7zXgBrsvY2_UugWI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