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金瓶梅》這部小說，人們就談「金」色變，立刻會聯想到其中的核心人物西門慶。眾所周知，西門慶這個人物最初源自於《水滸傳》，但《水滸傳》中的西門慶僅是一個過場式的人物，是為武松的復仇活動及頂天立地的英雄本色作鋪墊的，他留給讀者的只不過是北宋年間一個色慾小人。而《金瓶梅》則不然，一方面蘭陵笑笑生把小說的時代背景推移到處於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明代中葉的嘉靖萬曆年間；另一方面蘭陵笑笑生有意安排了武松誤打李外傳這一情節，使西門慶僥倖保住了性命，並多活了7年時間。從而在更大的時空範圍內描寫出西門慶經商營業、發跡變泰的全過程和一生種種罪惡的醜行。這樣，西門慶便由《水滸傳》中那個流氓惡霸式的陪襯人物搖身一變而為《金瓶梅》中一個集惡霸、富商、官僚於一身的核心人物，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一個新興商人的典型。
西門慶出身於商人之家、父親西門達是做絨布生意的商人。而西門慶本人則「原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門前開了生藥鋪」。西門慶平日雖浮浪成性，舞拳弄棒，吃喝嫖賭，是個心狠手辣，到處施淫作孽的惡霸地痞。但拋開他種種劣跡不提，單就其經商營業活動細加考察，我們不能不承認他確實是一個精明幹練、狡詐貪婪的封建商人，他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意經，促使他很快從一個沒落的財主搖身一變為清河縣聲勢顯赫的首富——「西門大官人」。
西門慶的發跡史與他所處的時代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緊密相關的。古代中國社會的傳統是重農輕商，重本輕末，商人被視為重利輕義之人。然而，小說中西門慶所生活的明代中後期卻大不相同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商業城鎮的繁榮，加之吏治的腐敗、世風的澆薄，傳統的道德已難以維繫人心，金錢成為衡量人生價值的準繩，整個社會瀰漫著一股銅臭味。與此同時，隨著城市的繁榮商業的興盛商品經濟和經商意識已深人人心，行商坐賈已成為廣大市民謀生的主要手段。加之晚明時代窮奢極欲，更刺激了人們的消費慾望，加速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換。應此，社會上有魄力、有識見的商人也與日俱增。西門慶正是這樣一個在晚明社會商海中「搏擊」的時代「弄潮兒」。
西門慶的經商之道，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西門慶非常注重商業資本的積累和擴充。他清楚地意識到僅靠開設一個小小的生藥鋪，無論是經營規模還是商業利潤都是微不足道的，都不可能使他在短時間內發財致富。要發跡變泰，必須擁有雄厚的商業資本。於是他採用一箭雙鵰的辦法，巧妙地從兩個女人身上巧取豪奪一大筆資產。
西門慶已離不開女人，把娶妻妾也作為賺錢的方法。西門慶在第二房妾卓丟兒死後，娶了富商的寡婦孟玉樓。固然，西門慶滿心歡喜的是孟玉樓的「風流」和「會彈月琴」 ，但更使他動心的是孟玉樓所擁有的一筆可觀財產。這筆財產包括：「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妝花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箱子；珠子箍兒，胡珠環子，金寶石頭面．金鐲銀釧不消說；手裡現銀子，她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 。事實上，西門慶把孟玉樓娶回家後，並沒有真正寵愛她。可見西門慶娶孟玉樓，貪財比圖人的動機更大，而孟玉樓這筆可觀的資產，也的確成為他日後發家的資本和起點。
西門慶後來娶李瓶兒為第五房妾，更是他發家的關鍵。李瓶兒原是大名府梁中書的妾，後嫁給花太監的侄兒花子虛為妻。她原來從粱中書家就「帶來一份好錢來」；花太監死後，又和花子虛繼承了花太監的大量財產。花子虛是西門慶「十兄弟」之一，兩人在花天酒地中，西門慶使出「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手腕，和李瓶兒勾搭。李瓶兒把西門慶視為醫治她的一帖藥，一面和西門慶偷好，一面往西門慶家倒騰金銀財寶，最終李瓶兒將花家的大部分財產連同她本人都歸了西門慶。李瓶兒的這筆家產頓時讓西門慶實力壯大起來，使他擁有雄厚的財力擊進行買賣經營的商業活動。
第二，西門慶通過經商買賣、侵吞妻妾資產，逐漸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後，他不像一般富紳、官吏那樣，有了錢只知道購田地、置宅園，而是將他的大筆財富首先用作商業投資和高利貸資本。他懂得金錢的價值和「錢能生錢」的道理。他對金錢是這樣理解的：「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 ，這分明是一種商人的口吻。 「兀那東西」指的會流動的商業資本，商業資本的秉性確實是「好動不喜靜的「。在騙娶了李瓶兒，獲得一大筆財富後，他立即兌出二千兩銀子來，委託夥計開個當鋪。兩邊鋪子裡賣得的六千兩銀子，他統統用作了擴大再經營的資本。他讓夥計到杭州跑了一趟，採購了一萬兩銀子的緞絹貨物，回來後第一天開張「就賣了五百兩銀子」；他的絨線鋪「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 。因此西門慶非常重視商業資本的周轉流動和不斷增值，他有膽識，敢於冒風險，而不是像守財奴那樣，死抱住金錢寸步不離。這正是商人最本質的特徵。
第三，西門慶亦官亦商，用大筆的金錢去賄賂結交官府，撈取政治資本，獲得一官半職，然後再憑藉手中的權勢，貪贓枉法，攫取不義之財。在封建社會後期，權勢和財勢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孿生姊妹。有錢，不愁沒權；另一方面，有了權勢，自然也就打開了財路。西門慶深諳「有錢可使官推磨」的道理，而且屢試不爽，為他的經商營業活動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和很多意外的收穫。
西門慶在賄賂官府、尋覓靠山方面，很捨得花錢。他前後兩次將大筆的金銀寶物送給太師蔡京作壽禮。蔡狀元、安進士到他那兒打秋風，他不惜工本地加以拉攏，宋御史、蔡御史到宅上拜訪，他又大開筵席、破費千金盛情款待。當然，他結交官府所付出的本錢是不會白花的，他日後在經營上、社會地位上、控制地方勢力等方面都收到了加倍的好處。蔡京的一紙信札使他平步青雲，一下子從一介平民變成千戶提刑官。這樣的地方長官蔡御史在金錢美色的陶醉中，回到揚州任上憑自己的巡鹽職權，一張批文就使西門慶比別的商人早掣取准鹽三萬引，西門慶將這三萬引淮鹽高價賣出，大大地發了一筆橫財。夥計韓道國從杭州採購的一萬銀子貨物到了臨清鈔關，由於西門慶事先通過賄賂，打通了鈔關錢主事的關節，「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
第四，西門慶深諸多種經營之要旨，能夠根據市場的需要，自組產業結構和銷售網絡，不斷擴大經營規模，增加新的經營方式。他原只開一個生藥鋪，無論經營規模還是商業利潤都是微不足道的，顯然他也不甘心於這小店鋪每天賣藥掙錢的營生。當他靠奸巧慢慢地積聚起一筆商業資本後，他就將經營的眼光轉移到那些更能賺錢的行當，拓展其經營門路，於是才有小說中所描述的那般旺景象，他家中「開四五處鋪子：緞子鋪，生藥鋪，綢絹鋪，絨線鋪；外邊江瑚又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他還將掙來的錢拿出去放債，賺利息，還開設典當行。這些經商門類幾乎涵括了百姓日常的衣食住行、零用百貨。由於他多方出擊，適銷對路，短時間內就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站穩了腳跟，並且賺到了大量的商業利潤，坐擁萬貫家產。
第五，西門慶做買賣時顯得非常的精明幹練。作為一個商人，最得意的事無非是買賤賣貴。期州商人何官兒有價值五百兩的絲線急於脫手，西門慶便以四百五十兩銀子賤價買下。他買了條犀角帶，其價格之便宜，讓應伯爵目瞪口呆。他還買了一座大理石屏風，兩架銅鑼銅鼓，只花了三十兩銀子，引得謝稀大只有讚嘆、羨慕的份。雖說這僅是幾筆小生意，但我們從中也不難看出西門慶在生意場上的精明、機靈和不失時機的本領。
第六，西門慶經商時非常重視信息來源關心市場行情，並據此來決定進貨、銷售的價格和時機。平日與狐朋狗黨聚賭，抑或妓館買笑、官場酬酢，他都念念不忘收集各種市場情報。無錫某客商有五百包大米擱淺於碼頭，願以賤價批給西門慶，但西門慶對市場行情略加分析，吃准此屬無利可圖的滯銷貨，便以「行市已遲」為由一口回絕。相反，當獲悉揚州食鹽緊映、別處鹽商正在緊急籌貨的信息後，立刻派人進行長途販運，結果由於行情搶先了一個月，獲得了翻幾倍的暴利。可見，要使商業資本增值，要使自己在商場上立於不敗之地，就必須諳熟市場行情，了解市場供求關係，而西門慶恰好是這方面的高手。
第七，西門慶在經商營業的過程中，還頗重視「夥計關係」，井儘可能地發揮每個夥計的經營管理才能。比如，賁四經營成衣鋪得心應手，因為他是「經濟人」出身；傅夥計能言善辯，諳熟「用戶至上」的道理；韓道國擅長「與財主利除弊」。他們都有一套買賣經商的本領，西門慶常常用較高的待遇將他們網羅門下，並把傳統的主奴關係很好地轉化為新的商業合作關係，使他如虎添翼，在各個經營行當上賺取更多的商業利潤。
西門慶靠著精明、奸詐，經營方式靈活，獲取了大量的金銀財寶，但他的這種發跡變泰與《醒世恆言》里的施復不同，他的追求金銀、聚斂財富，主要不是為了擴大經營、投人流通、客觀上有利於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是為了揮霍、買官、送禮、賞用。他攫取更多貨幣的目的是為了滿足自己日益豪奢荒淫的生活。像他這樣的富商、惡霸、酷吏，從事商業經營，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更多地起的是一種消敬、阻礙的作用，他和他所屬的那個封建腐朽制度，對遏制近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對延緩中國歷史進程的步伐所起的破壞作用更是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