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南都，
轉自：高校人文界、墨香學術
吳承學，廣東潮州人。1977年考入中山大學中文系，1982年獲得學士學位，1984年獲碩士學位，1990年獲復旦大學博士學位。1994年在中山大學晉升教授，2006年成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長期從事中國文體學、中國文學批評、明清詩文研究，著有《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等。
從吳承學的辦公室里，可以遠眺到「小蠻腰」。走進他的辦公室，屋內整潔明亮，辦公桌電腦旁放著一個握力器，書櫃後面有一個用來寫毛筆字的案台，吳承學深諳傳統典籍，喜歡中國書畫。案台旁還放著一個健身的仰臥板，沉浸書齋的他顯然也沒有忽視鍛鍊身體。
吳承學很少與媒體打交道，這也並非是他刻意而為之，著實是因為他研究的古代文體學是一個精深的領域。從1990年回中大任教，吳承學在這一領域耕耘了二十多年，甘苦自知。廣為流傳的一個段子是，一位在中大圖書館古籍部工作十幾年的管理員，最常見的讀者就是吳承學，而且他最喜歡坐陳寅恪紀念室旁邊的書桌，那裡，也是吳承學經常和學生見面的地方。
如今，吳承學不無自豪地說，中山大學中國文體學研究已是學術界認同的學術重鎮。「只要你在百度上輸入『中國文體學』，肯定會出現『中山大學』」！吳承學說。他搬出十幾本他主編的「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叢書」，這套叢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內中作者包括林崗等多位學者，主編就是吳承學，「學界的評價還是不錯的」，他說。
家世與教育
1945年，吳承學父親參加由著名考古學家楊家駱、馬衡、何遂、顧頡剛等先生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團」，在考察團中，父親擔任編輯工作。
南都：你對文史的興趣，以及最後走上學術之路，家庭環境有無影響？
吳承學：我的家族是潮州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族，素有傳誦詩書的傳統。我的祖父是家族第一位讀書人，很年輕時就到泰國「過番」，以教書、寫僑批為生。
家父是中學語文教師，沉默寡言，從不與我們談自己的歷史。幾年前，我看台灣學術雜誌，忽然看到父親名字，上網一檢索，才知道原來父親與世界文化遺產大足石刻的發現竟然有密切關係！1945年，父親參加著名考古學家楊家駱、馬衡、何遂、顧頡剛等先生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團」，對四川大足石刻進行了首次科學考察。在考察團中，父親擔任編輯工作，考察團的工作是由父親記錄的，最後形成《大足石刻考察團日記》，這篇日記有相當高的價值，《民國重修大足縣誌》收錄全文。父親當年才25歲，就能得到楊家駱、馬衡、顧頡剛這些大師們的信任，是很不簡單的。解放後他回到家鄉卻一直鬱郁不得志，「文革」期間更蒙受「文化特務」的罪名。父親對我的影響並不直接，他終日沉默寡言，我們之間很少交流，但他的大量藏書以及酷愛讀書對我的潛移默化是難以言表的。
母親對我的影響最直接、也最大。我的外祖父是中醫師，母親從小受到文化薰陶，讀過三年書。母親身上典型地體現了潮州女性那種秀外惠中、賢妻良母式的傳統品格。
與同輩人相比，我的家庭學習環境還算好，家中有豐富的藏書，我較早地閱讀了一些古代詩文，培養了對文史的獨鍾之情。《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千家詩》背了不少。潮州有重人文的傳統，我們小時候就開始寫毛筆字，每年的春聯都是自撰和自寫的。
南都：「文革」時你父親的「歷史問題」對你有影響嗎？
吳承學：小學三年級時，遇到「文革」，我因非工農兵家庭出身已被列為異類，後又因父親的「歷史問題」一直備受壓抑。初中畢業時，儘管我是全級學習成績最好的學生，還是未能獲得推薦上高中的機會。後來，剛好有個機會，到臨近公社的古巷中學讀高中，每天凌晨就起床，然後小跑一個多小時上學。我很珍惜讀書機會，家裡書很多，也無人指導就亂讀。像王力的《古代漢語》，在當時就半懂不懂地亂讀過，我還無師自通地採用抄讀法，曾把文革前高中的語文課本抄寫一通，還抄錄了不少古書。
我們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其實不算太悲慘。不過，我受到的思想影響有點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意思：養成獨立思考的精神，嚮往平等、自由、民主。
南都：1977年，你考入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又隨黃海章、邱世友先生攻讀中國文學批評史，開始了專業的學術之路，當時的中大教學情況如何？
吳承學：1977年恢復高考，那時非常閉塞，我很遲才知道這個消息。我報考後，來不及複習就參加考試。再說複習也沒有用，也無須背誦。現在說起來許多人都不信，當年廣東高考所有科目是開卷，這大概也是空前絕後的高考了。結果考上第一志願中山大學中文系。
剛恢復高考，高校百廢待興。現在回想，當時許多課程仍帶有嚴重的意識形態偏見，比如「文學理論」課程叫「毛澤東文藝思想」，一個學期就學《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由於「文革」10年停課，除了古代文學與古代漢語、文字學的著名教授，如容庚、商承祚、王起先生等外，不少課程水平相當低。同年級的學生年紀相差近一倍，基礎參差不齊。那時外語課是分快慢班的，怎麼分呢？上課時發一張紙，能寫出26個字母的就是快班，證明是學過的！
南都：黃海章先生當時已經80多歲了，邱世友老師也50多歲，兩位先生對你有何影響？
吳承學：本科畢業後，我又考上本校碩士研究生，隨黃海章、邱世友先生攻讀中國文學批評史。黃海章、邱世友先生是師生輩，年紀相差比較大，但都是道德文章極佳的學者。海老博聞強記，上課時從先秦到近代的各種重要文獻，隨口背出，絕無差池。當時他年近九旬，仍親自授課，每周4節，一直堅持兩年之久。晚年海老一目失明，視力嚴重衰退，但對我們的每篇文章還是逐字逐句地修改。他強調治學需要高尚的人格，牽於名韁利鎖見風使舵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成就。他喜歡用韓愈的話來勉勵我們：「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幾十年過去，我越來越體會到這段話的內涵。
在學術界嶄露頭角
我連續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上發了許多論文。若干年後，我才見到了雜誌的編輯，他說，看你的論文，還以為你是老先生呢！
南都：你的碩士論文《嚴羽與〈滄浪詩話〉研究》是你研究文體學發軔之作？
吳承學：對，大家對《滄浪詩話》比較關注的是「以禪喻詩」和「妙悟」等說法，但是它最終的目的還是要推崇盛唐的文體，比如說「正宗」、「第一義之悟」，都是推崇他心目中比較健康、雄渾悲壯的文體。《嚴羽與〈滄浪詩話〉研究》這篇論文研究的主要也是「風格」問題，在這個基礎上，我的博士論文《中國古典文學風格學》做得更為系統。
南都：很多學者的成名作都是博士論文。《中國古典文學風格學》作為你的博士論文1993年出版，2011年修訂後再版，是否是你的成名作？
吳承學：我的博士論文是第一部系統研究中國古代文學風格理論的著作。其中的內容在權威學術刊物上發表了10多篇，如在《文學評論》4篇，《文學遺產》2篇，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基本就奠定了當時在年輕學者中的學術地位。第十章《江山之助——中國古代文學地域風格理論》這篇，投給《文學評論》，很快就發表了。那時候能在這上面發文章的都是很重要的學者，尤其是老先生。此後，他們對我印象很深，後來我就連續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上發了許多論文。若干年後，我才見到了雜誌的編輯，他說，看你的論文，還以為你是老先生呢！
南都：1987年，你已經成家立業，為何還選擇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師從王運熙先生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
吳承學：復旦大學一直就是中國文學批評研究的中心，為了進一步深造，我在中山大學古文獻所工作數年之後，又考取了復旦大學博士研究生，師從王運熙先生學習中國文學批評史。王運熙先生天資極高，成名甚早，20多歲就成樂府研究大家，而且到現在成果仍是海內外公認該領域的經典性著作。他後來的研究以漢魏六朝唐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為重點，建樹甚多，在海內外學界享有崇高聲譽，堪稱學界泰斗。王先生非常強調目錄學和文獻學，要我們熟悉從《漢書·藝文志》到《四庫全書總目》等經典書目。
南都：王運熙老師給你的影響是什麼？
吳承學：王先生給我最大的啟發就是一種徵實求是的精神，永遠以材料說話，有多少材料說多少話，對於文獻要找到最合理的解釋，每篇論文都是實事求是、朴樸實實地提出新見解。王先生直接給我們上課不多，我們主要是反覆研讀他的論著，領略其選題、材料、觀點和寫作。我現在還經常研讀王先生的著作，發現他在五六十年前寫的文章現在看來還非常中肯準確，基本沒有受到當時極左氛圍的不良影響，這一點讓我極為驚訝，引發我對學術生命力的思考。我在復旦大學感受到一種與中山大學不同的東西，可以互相補充，最大的收穫是古代文學研究必須重視在文獻基礎上的理論思維。我自己感覺此後在研究上有一個明顯的質的飛躍。
南都：你剛才提到對學術生命力的思考，你認為什麼樣的研究成果才有長久的學術生命力？
吳承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可以說是古往今來學者的最高理想。對於人文學者而言，如果說有焦慮的話，名山事業才是最應該焦慮的事。我曾考察過近幾十年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論著，發現一種令人深思的現象：一些論著在剛出來時顯赫一時，而現在看來，卻非常淺薄可笑，比如八十年代「新三論」；相反，有些當時默默無聞的論著，現在看來卻仍生機勃勃。以我的體會，那些有持久生命力的學術著作，無不是在求實基礎上求創見的。學者有自然的生命就是壽命，人的自然壽命是有限的，「死生有命」，但學者的學術生命是由自己掌握自己創造的。有些人的寫作是為了「稻粱謀」的，這或是出於一時生活之需，可以理解。但不能老停留在「稻粱謀」的層次，好的學者必有傳世意識，這樣才會有比較高的自許與文化責任感。
「治學如治獄」
用西方的文體四分法來研究中國傳統文章，往往不免隔靴搔癢，或者削足適履。
南都：一般讀者對中國文體研究還是比較陌生，中國文體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在哪？
吳承學：我的研究領域有幾個方面，但重點是中國文體學研究。我從八十年代末期就專攻這個領域，當時中國文體學還處於非常邊緣的地位，而現在已成熱門。可以說，中國文體學是新世紀以來發展最快的學科之一。
談到中國文體學研究的內容和重要性，三言兩語不易說清。中國文體學是傳統中國文學批評中最具中國特色的理論話語，與西方文學話語是截然不同的體系。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的「文章學」系統完全為西學的純「文學」系統所代替。這固然有其積極意義，但同時帶來傳統斷裂的嚴重後果。中國文學其實是「文章」體系，它是基於禮樂制度、政治制度與實用性的基礎之上形成與發展起來的，迥異於西方式的「純文學」體系。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學史」研究以西方的「文學文體」簡單而粗疏地代替了中國傳統的「文章文體」。比如，把中國文學史分以詩歌史、散文史、小說史、戲曲史，這是典型的西方純文學的文體分類，尤其是把中國古代大量複雜的文章文體簡單化歸之為「散文」，這與中國古代文體學實際語境相差很遠。所以用西方的文體四分法來研究中國傳統文章，往往不免隔靴搔癢，或者削足適履。越是「科學」，越是「明確」，離事實就越遠。
南都：具體到你自身的工作呢？
吳承學：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二，一是對中國本土文學理論傳統的回歸，就是強調中國文體學是要回到中國「文章學」來發現中國文學自己的歷史，儘可能消解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以西方文學分類法解釋、研究中國傳統文學所造成的流弊。另一個是對古代文學本體的回歸，就是要突出中國文學特有的語言形式與審美形式的特點，從中國文學固有的「文體」角度切入來研究中國文學。
南都：在研究內容上你抓到了很多不為人關注的部分，比如你研究的「判文」「集句」等，這些都是原來文學研究界不重視而又很有意思和意義的文體，你有哪些推崇的治學方法？
吳承學：學術研究最基本又最重要的是要有能發現問題的眼光。學術眼光既有天分也需經過訓練。就文體學研究而言，有必要在繼承古典文體學研究範式基礎上，再「鑒之以西學，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證之以實物」。治學方法應該因人而異的，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法。但無論什麼方法，都要嚴謹。我有一個說法是「治學如治獄」，我曾向同學推薦看中央電視台《今日說法》，他們覺得奇怪，其實那裡面談的很多東西跟我們做學問是相通的。破案不能有罪推斷，要疑罪從無，要講究能形成證據鏈，所有疑問都能得到解釋和排除，這樣才能辦成鐵案而不是冤案。治學也是這樣，要追求每個問題的獨特性和排他性，同時要以充分的證據推進論證。寫論文就像打官司，你要能提出自己的觀點，也要能從容充分地回應所有質疑，理清各種矛盾，好的論文就是辦成鐵案了。
南都：以後的研究方向會是哪些？
吳承學：我們在若干年內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是中國文體學基礎性文獻整理與研究。目前正在進行《中國古代文章文體史料考釋》與《中國古代文體學論著集目》等書的編纂；一個是中國文體學理論性研究。正在撰寫《中國古代文體學發展史》，是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大項目。同時，繼續出版「中國文體學研究叢書」。
只有學術沒有思想，出不了大師
就人文社會科學而言，現在不缺錢，不缺硬體，學者也不缺學術，最緊缺的是自由而獨立的思想。
南都：2006年，你給中文系研究生新生的講話，你說，希望年輕人能把最現代的技術和方法和最傳統的治學功底結合起來。如果是現在，你又會對他們強調什麼？
吳承學：在治學上，眼光要比方法重要。宋代嚴羽：「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他又說，「學詩者以識為主。」其實治學也是「以識為主」，在學術研究中創造性與正確的學術價值觀最為重要。在我們選擇研究對象的時候，要有一種清晰學術意識，能判斷哪些選題是有價值的。通常我們說，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一旦進入研究的時候，情況就不同了。學術研究如登山，選擇合適的起點是相當重要的。我們心中也要有一個「學術海拔」的觀念。我們了解學術史，了解海內外學術界現狀，就是要儘可能站在前人的基礎上，更快進入學術前沿，在更高的「學術海拔」開始進取。
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整個學術研究的價值觀將出現重大改變。文獻資料在傳統學術中非常重要，但在網絡時代尋找文獻資料就容易多了。對於學術研究來說，熟悉文獻還只是最基礎的工作，關鍵在於以敏銳的學術意識把握其中包含的重要信息，從而進行創造性的研究。在學術研究中，創見、見識，真知灼見、研究者的思想觀念、研究者的學術個性越來越顯得重要。在文學研究中，審美能力同樣非常關鍵，如若沒有這些，則一切數據都是沒有生命、沒有意義的。
南都：長期以來，學術界一個話題就是中國能不能出「大師」。你心目中的大師是什麼樣的？你認為我們現在能不能出大師？
吳承學：關於「大師」，可以借用陳寅恪先生《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一段話：「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託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大師必有崇高的思想與學術的境界，必有開山之功，開拓新領域，建立新學科，發凡起例，樹立典範。
我們一直在追問我們的大學為什麼培養不出大師。我想追問的是：大師是不是能培養出來的？所有的偉大都是自然的，而非人工的。曠野中的獅虎、森林中的參天大樹、海中的巨魚、凌霄的雄鷹，它們都不是靠人工可以培養出來的。人才也是這樣，出於需求靠人工培養出來的那不是真正的大師。說得俗一些，大師是野生的，不是人工養殖出來的。人文領域裡的大師，不但需有天才，還要像鯨魚碧海那樣自由和寬廣的水域。
就人文社會科學而言，現在不缺錢，不缺硬體，學者也不缺學術，最緊缺的是自由而獨立的思想。許多看來似乎很「深沉」的思想，不過是從西方販賣過來的，是二手貨，甚至是山寨版的。只有學術沒有思想是出不了大師的。所以，如果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環境與氛圍，而只是投入大量的金錢，引導大家按一種模式、規範去競爭和發展，用這樣方式培養大師，無異於緣木求魚。好的學術生態與學術體制比投入金錢不知要重要多少倍。
許多人盛讚民國時期大學的學術水平，我倒是覺得與民國大學的學者相比，我們的教授缺少的不是學術，不是技術，也不是天分，不是條件，而是自由思想與獨立人格。民國大學教授有許多名師名士的逸事掌故傳誦，我們現在的教授基本上都很正常，很規範，除了「好人好事」「先進事跡」之外很少有什麼故事可以傳誦。
南都：1977年恢復高考，那些70年代末考入高校並於80年代前期進入學界的那批學人，被稱為「80學人」。目前，這批學者是人文社科各個領域內的主角。你如何評價這一代學者？
吳承學：我以為，這一代學者特色、長處與缺陷都是非常鮮明的。這一代人親歷了動盪的社會，也經歷看來昌盛而暗藏危機的社會。這樣的經歷讓他們具備豐富的體驗、獨立的思考能力。他們對於人文學科，是一種出自內心的喜愛，不僅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事業，一種精神寄託，一種理想。他們還有一個特殊的機遇，就是遇到中國學術界青黃不接之際，中間有十年的斷層，人才緊缺，所以成名容易。這一代人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甚至是吃狼奶長大的，但由於不完整，有很長時期處於放任的狀態，所以有時思考會比較自由，比較深刻。
但是，這代人的知識儲備與知識結構無疑都有明顯的缺陷。這一代人的孩提階段遇到了三年「自然災害」，連飯都吃不飽；等到他們進入了青少年階段，又趕上了十年動亂。從教育上來看，他們從小學到大學甚至到研究生的教學體制都是陳舊或不成熟的。另外，這一代學人有時思維方式與思想、人生觀、世界觀已定型了，也是難以改變的。
這一代學者目前在學術界占據主導和權威位置，但多數人已逐漸進入老年。這特別需要自省和警惕，要有學術良知與文化責任感。人老了，就容易保守、看不慣、輕視後輩，而占據要津者尤其容易利用各種學術資源謀私利，而失卻公心。所以這代人在還沒有老到糊塗的時候就一定要明確自己的局限與缺陷，要服從自然的規律，千萬不要成為中國學術發展的絆腳石，而要成為年輕人的墊腳石。
南都：十多年前，著名學者傅璇琮先生曾用「學重博實，識求精通，才具氣度，情含雅致」數語來評價你。現在，你在學術界得到更多的讚譽，享有更高的地位。你如何評價自己？
吳承學：前輩讚許與同行相譽其實是一種勉勖。人貴有自知之明。我就是一名教師、學者，一個讀書人。一位平淡、平凡、平常而不甘平庸的人。我們這一代中不少人有許多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但我的生活和心態都很平靜。小時候我的理想是成為小學的民辦教師，而後來卻能在一所著名大學裡任教授之職，可以說，已遠超出小時的理想。我對此充滿感恩之心，真的。
[同題問答]
南都：對你影響最大的幾本書？
吳承學：《四庫全書總目》，它對中國古代書籍和學術系統有概括性，像「學術的地圖」。此外，《文心雕龍》、《詩品》也是必讀。
南都：做好學問最重要的是？
吳承學：學術眼光。進一步當然還有學術良知與文化責任感。
南都：最滿意的作品是哪一本？
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現在是第三版了。
南都：工作習慣是怎樣？
吳承學：我的生活和工作很有規律的，從不熬夜，起床睡覺都很準時。
南都：學問之外有哪些業餘愛好？
吳承學：一直比較喜歡運動，年輕時喜歡跑步，後來是快走，現在是堅持打太極拳，而且我還帶碩士生、博士生一起打太極拳。太極拳不僅僅是一個運動，還可以修身養性。學生每天學習壓力很大，太極拳可以讓他們心情平靜下來，節奏放慢，調節生理心理平衡，同時體會中國文化的從容優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