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3日至10日，一批來自全國的中青年，在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舉行一次會議，成了中國改革史上具有歷史意義的莫干山會議。今年迎來改革40周年，回顧這次會議，有什麼現實意義呢？
一、價格雙軌制的由來
莫干山會議是順應了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需要，所提出的價格雙軌制，為突破計劃經濟的枷鎖，建立商品經濟奠定了基礎。
今天40歲以下的人都沒有經歷過計劃經濟，有必要說一下什麼是計劃經濟。
每年由國家計委制訂工農業總產值計劃，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國家的重點建設項目。然後層層下達到農村的生產隊，生產什麼、產量多少，農民除了交公糧以外，按國家規定價格和數量交售糧食，稱為統購統銷。企業按下達的計劃生產什麼、產量多少，產品給誰，原料誰供，都按國家規定的價格調撥。
通過指令計劃、物資調撥、規定價格，組織和控制經濟運行。從中央到省、市、縣設立一系列部門，除了計委、經委、財政以外，還有冶金、煤炭、機械、電子、紡織、輕工、物資、價格……單機械行業就有一機部到七機部。
計劃經濟的特點就是可以舉全國之力辦大事、保重點，為中國奠定了工業基礎，尤其是軍事工業的「兩彈一氫」。計劃經濟的缺點是宏觀經濟比例失調，微觀產供銷脫節，分配大鍋飯，好壞一個樣，結果是效率低下，國弱民窮。
鄧小平說：中國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差20年。所以，他提出社會主義必須發展生產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第一的方針。由此開啟中國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
改革確定引入市場機制，認識上有反覆。
1979年《改革總體設想》說：「實行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
1980年《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的提法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商品經濟。」
1982年《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規劃》改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計劃經濟」。
1983年《關於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幾點意見》的提法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1985年《關於體制改革總體規劃研究的彙報提綱》確定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84莫干山會議》
1987年黨十三大報告確定為「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這些提法變化的背後反映了一個實質問題，由國家為主組織經濟活動的體制要不要改？簡單來說，生產經營活動是由國家管，還是企業管？這關係多少部門的生死存亡以及權力分配啊！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中國最終確定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正式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就是利字當頭，有利就干，無利不幹，價格問題就越來越突出了。比如玻璃，按面積計算價格，那就大量生產薄玻璃；按重量計算價格，就大量生產厚玻璃。由於能源、原材料等基礎工業價格太低，加工工業品價格太高，結果基礎工業越來越跟不上加工工業的發展。國務院開了很多次會議，討論價格改革問題。小調解決不了問題，大調經濟承受不了。一包火柴漲1分錢，關係國計民生，國務院開了幾次會。
1984年3月，由一些年輕人以《經濟學周報》《世界經濟導報》等單位的名義籌備發起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代表人選按論文水平確定，從1300篇論文中確定會議代表124人。會議籌備工作由張鋼等人負責。張鋼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說：「徐景安了解情況，找他參加。」張鋼找到我，我覺得，這是好事啊，我就參與了。
當時我是國家體改委宏觀規劃處處長。臨開會了，國家體改委的領導不同意我去。這個會不是國家有關部門召集的，參加有風險。當時，溫元凱組織召開了所謂改革者大會，受到中央批評，參加這個會就是改革者，不參加這個會就不是改革者？領導們是出於好心，讓我別參加這個會。可我擔任了會議的策劃工作，我怎麼能半路撂挑子呢？我冒著被撤職的危險去參加會。
會議討論分為7個專題，其中的宏觀組，我改為了價格組。會議期間，我一直在這個組。田源是價格中心出來的，主張「調」；張維迎是按論文選來的，則主張「放」。他舉了一個例子：溫度計中的水銀柱，氣溫高了，水銀上去了；氣溫低了，水銀就下來。價格就是要按照市場供求關係變化，自動地升降。他講的是市場經濟的ABC，在當時具有革命性意義。我們過去都是「調」的概念，沒有「放」的概念。但價格能全放開嗎？華生是研究生院的，他提出「先改後調，改中有調」的思路。當時，吵得熱火朝天。
我為會議撰寫了主報告《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考慮到由國家計劃供應和統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鋼材占70%，建議採取調放結合、以放為主的方針，先將供求基本平衡的機械、輕工、紡織的價格放開，所需的原料也由計劃價改為市場價。
隨著一個個行業的放開，統配煤、鋼材的比重就會縮小，這時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價格就不會對整個國民經濟產生很大衝擊。一個個行業的放開，就會出現統配內的計劃價與自銷的市場價，應配套建立物資市場。
這份報告寫出來後，我興奮不已，在杭州西湖邊散步時對張鋼他們說：「金蘋果已長出來了！」果然，報告送上去，9月20日張勁夫就批示：「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上，提出的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極有參考價值。」
10月10日國務院領導批示：「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很開腦筋。總題目是如何使放、調結合，靈活運用；因勢利導，既避免了大的振動，又可解決問題。」這就是我國價格改革實行雙軌制的由來。
一種物資兩種價格，市場價高於計劃價，分配比例逐步縮小，市場份額逐步擴大。從穩定存量，改變增量到縮小存量，擴大增量。從供求平衡的行業放起，將價格改革的大系統，化為一個個可以操作的小系統，避免了大風險。更具有深刻意義的是，不僅糾正了不合理的價格體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價格管理制度，還帶動了計劃、物資體制的改革。這是對計劃經濟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國商品經濟制度的基礎。
至1986年底，國家計委下達的工業指令性計劃產品從120種減到60種，國家統配物資從256種減到26種。實行浮動價和市場價的比重，農副產品占65%，工業消費品占55%，生產資料占40%。
後來我國的經濟改革就是走雙軌制道路，成為中國的漸進改革模式。所有改革幾乎都從試點起步，再一步步推廣。在內地不開放的情況下，試辦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等等。
二、雙軌制的功與過
雙軌制的好處是明顯的，當時需要從計劃、物資、價格連環的計劃體制中打開缺口，而又不引起經濟生活大的震盪。雙軌制也一定會帶來問題，這就是新舊體制的矛盾、摩擦、漏洞，腐敗也由此而生。價格雙軌制催生了中國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結合、倒賣物資，不斷將計劃內倒到計劃外。兩極分化、貧富擴大、權力腐敗也就從這裡開始。
當時主張市場經濟的一部分人，對雙軌制深惡痛絕，認為一種物資兩種價格，這在理論上說得通嗎？既不是計劃理論，又不符市場理論，批得狗屁不如。但中國改革就是這麼在計劃與市場的夾縫中走過來的。理論家往往追求理論的徹底，但實際生活需要妥協，改革要面對現實。
中國改革的成功歸於雙軌制漸進改革模式。這避免了社會大的振蕩，也是應付政治保守派、減少改革阻力的策略。成功的原因往往就是問題的根源。今天，我們正在為此付出代價。
——政治改革不動、經濟改革先行是雙軌制，保障了政治穩定，為經濟改革創造條件，但是權力失去制衡，腐敗也就泛濫猖獗。
——鼓勵創造財富，忽視財富分配是雙軌制，改革之初的政策重點是打破平均主義，實行效率優先，由此也就帶來分配的嚴重不公、貧富差距急劇拉大。
——重視資本的權利，忽視勞動的權利是雙軌制，以利於招商引資、促進經濟、增加GDP，由此造成勞動的正當權益得不到維護，工資增長落後於經濟增長，內需的萎縮。
——城鄉分割，經濟、教育、文化、醫療資源向城市傾斜的政策始終不變是雙軌制，加快了城市現代化的進程，也就使城鄉差距越來越大，占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一直得不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城市戶籍與非戶籍是雙軌制，社會救助、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向戶籍人口傾斜，尤其是屬於生存保障的低保、失業、殘疾救助將非戶籍排除在外。
——中國的養老金制度實行五軌制，公務員、事業單位、企業、城鎮居民、農村居民養老金差距很大。
——經濟領域承認個人利益，鼓勵為人民幣服務，思想領域則強調集體主義精神，號召為人民服務也是雙軌制，造成說與做、思與行的脫節。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實行改革開放是最大的雙軌制，這是當年鄧小平保持平衡的政治智慧，但今天成為衝突的焦點。
認真觀察我國經濟、社會、政治、教育、文化、思想等各個領域以及相互關係，都是並存著新舊兩套規則、兩種制度，這是我國處於體制轉型期的基本特徵。
雙軌制可以使我們成功，也可以使我們失敗。如果聽任雙軌制帶來的腐化和不公，繼續用舊制度、老辦法來解決新矛盾，就可能爆發社會衝突，使改革成果毀於一旦。加快向新制度轉型的步伐已是當務之急。
中國改革是一批充滿理想主義激情的人啟動的，莫干山會議的參加者大都是沒有職位的年輕人，不為名、不為利，帶著對國家的未來和前途的關心和責任，聚到一起，討論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問題。
一個有趣的悖論，中國走向利字當頭的市場經濟，是一批不考慮個人利益的理想主義者推動的。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袁庚就是充滿革命理想的共產黨人。
莫干山會議提出的價格雙軌制，又體現了從實際出發的務實精神，為中國探索了漸進的改革模式，避免了休克療法的振蕩。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政治第一向發展第一的偉大歷史轉折。
所有偉大的歷史轉折，都是由有識之士創新提出，執政當局採納推廣，人民大眾接受實行。這既需要充滿理想和激情，又需要務實的路徑和方法，才能突破舊理念，打破舊格局，進入新時代。
《1984莫干山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