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將救災、賑濟視為國家的頭等大事，只要是王朝的上升期，任何敢於在這種事情上玩忽職守乃至於私吞錢糧的官員，下場可以參考下剝皮實草的典故。
而歷朝歷代早就建立起了一套完備的救災管理方案。
說起來對於災情的報備，清朝確實要算的上歷朝歷代中首屈一指的存在，相比之前的王朝，清朝明令規定，地方一旦有災，必須及時上報，而宋明兩朝則並不要求災情要立即上報。出現「秋訴夏旱」「冬訴秋旱」也是常見之事。
清朝繼承了明朝的救災機制，但較之完善頗多，災情出現後，清朝要求當地督撫立即上報戶部的同時，立即成立一個救災小組，親赴實地考察災情，更要求對受災人群親自上門核實，並且特別區分受災較輕與家庭極度窘迫的受災戶。以便日後賑濟時候能正確對待。膽敢在這種事情上隱瞞不報、虛報，一經查實輕則丟官，重則殺頭。
古代王朝還給災害劃分出相應的等級，以清朝為例：災害分為10個等級，一級最輕、十級最高。
這些零零總總的規定即便是放到現代也是非常有借鑑意義的。
平抑糧價
古代天災無非以下兩種：
農業相關的蟲災、水災、旱災、霜災
大規模傷亡：地震、海嘯、洪水、瘟疫、颶風
農業相關災難必然導致減產、甚至無產。而大規模人員傷亡也會導致人們在一段時間內無法投入生產（農田被淹、青壯年勞力感染瘟疫諸如此類的情況）。
最終結果就是物資減少，而價格飛漲，畢竟無論哪個年代都不缺發國難財的商人。這個時候，單純用行政手段施壓也也無法改變物資畢竟短缺的現狀。
還需要配合另外一些手段，比如常平倉，各地定期按一定比例存儲儲備糧，以防災年。而糧食豐收的年份可以藉機吸納糧食，防止出現糧食價格過低的情況。
賑災物資
其實任何災害救治，最根本的要素就是物資調配，將其他未受災地區的物資儘量調配到受災地區。物資也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作為朝廷救濟糧，根據情況分發給受災群眾，而另外的糧食則是輸送到市場上，保證物價平穩。
而賑災物資舉措能否實行下去，就是很好的判定一個朝代行政體制是否僵化關鍵要素，當年元朝末年的就是家中遇到災害導致其被迫出家的，但是其實當年元朝中央政府有調撥救濟糧，不過錢糧都進入官員的腰包。
減稅免稅
而這種家破人亡的災民規模一旦擴大，民變便隨時到來。
而明朝末年陝西遇到百年一遇的災害，在這種情況下，陝西澄城知縣張斗耀不顧饑民死活，仍然催逼賦稅，引爆了明末農民起義的這顆炸彈，導致大明最終亡於民變。
而說實話，在這點上後來的清朝要比明朝做的更好。一旦確定受災情況後，會立即鐲免減征緩徵相應稅賦。
減輕民怨
對於很多天災，蟲災、地震往往根據儒家那套思想體系，那是皇帝「德行有誤」，所以天降災禍。
皇帝對此應該要自我檢討，反思自己，當然在我們現代人看來這套邏輯完全是封建迷信，但古代群眾還是很信這套，當年漢武帝晚年告緡令等一系列舉措惹得民不聊生。但漢武帝幾次「罪己詔」，確實還是有一定成效的。
除了這點，以外罪己詔也是敲打相關官人認真辦事，畢竟皇帝這個「天下第一人」都自我檢討了，身為官員有點眼力都知道事情不容馬虎。
發動民間力量
在古代社會「皇權不下鄉」，一旦出現災事，當地鄉紳宗族也會發動力量來救濟災情，就像我之前所說的「常平倉」，中央會設置，但是當地村落也會有類似的社倉。
恢復生產
對於很多遭災的農民在災荒年間，往往會出售田地，而荒年出售土地，往往會幫助少部分人以低價收購土地，而土地越是少數人大量占據，大多數平民稀少的人均耕地面積就更難以抵抗災荒，維持家庭所需。
而那些因為災荒離失所的災民，如果不儘快讓其恢復生產，就會形成一股不安分的社會因素。
而這種時候往往需要國家出資給與或低息貸給災民農具、種子等生產物資，並派遣相關人員協助他們組織秩序，恢復生產。
未雨綢繆的防災手段
興修水利
如果要說世界上那個民族對水利工程最熱衷於熟悉，中華民族毫無疑問是排的上號的。
歷朝歷代，治水都是國家的頭等大事，東漢王景、王吳，元代賈魯，明代治水專家潘季馴，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後更是把治河當成頭等大事。
據史料記載，從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00多年中，黃河發生決口的年數有543年，決口的次數高達1590次，改道26次。
某種意義中華文明的歷史也是一個不斷與自己的母親河搏鬥的歷史。
興修水利工程，更是早在戰國時期的管子就開始強調的政府要事了。
氣象監測
歷代都會有人編纂曆法，而朝廷對於各地的氣象都會要求記錄上報。
宋代建立了完善的報訊制度，明代的黃河飛馬報訊制度，而清朝在明朝的基礎上還推出了利用羊皮筏傳遞汛情的「羊報」制度。
在黃河各個關鍵支系河流上設立水志樁，監測記錄水位，尤其確保汛期下，災情能及時發現，預警。
清朝更是建立了雨雪、禾麥收成分數、糧價奏報制度和晴天錄。而且彙報內容要求極為細緻，比如雨水入土深度、積雪厚度等等都需要具體說明。
推廣農業技術
最有效的做法，莫過於推光高產作物，比如宋真宗時候花了大力氣從越南地區引進的占城稻，與康乾時期，番薯等西洋高產作物被大力向全國推廣。這也是中國人口在清朝時期暴增的重要原因。
畢竟生產力的提高，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災荒問題。
國家的稅收體系崩塌
一個國家要想把內務治理好，稅收是重中之重，首先古代王朝的稅收是缺乏合理化制度化的。
明朝就是一個典型的稅收體系徹底崩盤的結構，明朝末年，剛好是中國歷史上遇到的第四次小冰河時期。
從泰昌元年一直持續到清朝康熙二十九年，算是上是中國歷史上最冷的時期之一了。
而明朝此時本身內憂外患，而說起明朝的財政，明白的都知道明朝的財政體系極度僵化。
朱元璋在當初制定國策的時候，就把稅收限定在農業稅上，而後來的皇帝也沒有能力與魄力去把稅收改為商稅等其他形式，並且還有民間大量民眾，把財產掛靠在獲得功名的讀書人名下，以此來獲得避稅。
萬曆皇帝，不過稍稍加征一些商稅，就被文官往死里噴，歷史名聲差的不行，而其實萬曆皇帝執政期間，執政能力還是不錯的。應對萬曆三大征，以及薩爾滸之後及時安排能臣——熊廷弼上任，熊廷弼上任期間遼東形式一片大好，此時即便薩爾滸大勝明軍的努爾哈赤對滴水不漏的熊廷弼無計可施，隨著時間的推移，滿洲的叛亂最後充其量是一個「奢安之亂」。
不拿明朝和大宋這種經營有道的國家比，就拿他和清朝比，明末全國1000萬兩的白銀收入和清朝初年4000萬兩的白銀收入完全不是一個級別。
相比大明，清朝就能毫不猶豫地將推行官紳一體化納糧、改革稅制（攤丁入畝、火耗歸公），這一系列政策無疑是對大清極有幫助的。有了從大戶那裡得來的錢糧，大清毫不猶豫地減免災民錢糧。並且可以安頓流民組織生產。
政府本身一切的運轉就離不開錢，任何一個強有力政權要能把政策執行下去，就一定要能夠合理地徵收錢糧，然後才是高效運作。
當一個政府無法陷入財政危機的時候，本身就是一種「瀕死」的狀態。各項政府職能都無法落實到位。警察、法院、公立醫院、學校常年拖欠工資、設備無力維護各種問題可以說非常嚴重。
行政體制的墮化
腐敗貪污，官僚化，這種風氣在全世界都是一個老大難問題。
大夥看到我之前對清朝的賑災體系，表揚頗多，但是清朝具體實行的過程中，也無法避免尸位素餐、貪贓枉法的現象。
乾隆時期，布政使王亶望與蘭州知府蔣全迪勾結，無中生有謊報災情，並將國家「捐監納糧」得來的錢，撈入了自己的腰包。
7年間，甘肅共捐監生近30萬名，共收監糧折銀2000萬兩以上，接近全國一年財政總收入的一半。
而當時負責調查這事的還是我們的大熟人——和珅。而其實這種事情在歷朝歷代並不是個例，只是這件事情，實在太過荒唐了。
而貪污腐敗，其實處處可見，當年康熙皇帝把曹雪芹爺爺曹寅分派到江寧織造的肥差上，本來就是讓他撈錢補之前的虧空，結果人特實在，還給康熙皇帝報這織造局裡的各種「弊端」，結果康熙皇帝哭笑不得，讓他先好好撈錢，把之前任上的虧空給補足。
其實古代封建皇帝對貪污行為，並非是像現代政府一樣，原則性的打擊，而是類似老闆對員工一樣，這個是親戚、那個是...就睜隻眼閉一隻眼。
而即便是現代社會，貪污腐敗也幾乎是無法避免的。
很多時候，古代賑災制度的失敗，不是制度與經驗的原因，而更多作為賑災主體的政府本身效率、體制有沒有問題，各種政策能不能落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