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一本名為《上海生死劫》的書在國外出版，作者是鄭念。鄭念原名姚念媛，父親姚秋武，是北洋政府的高官。鄭念先後就讀於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學，後遠赴倫敦求學，獲碩士學位，與同學鄭康琪相戀，後結婚，育有一女鄭梅萍。
1949年，鄭念回到上海，1957年，丈夫患病去世。丈夫的死並沒有讓鄭念一蹶不振，正相反，她仍舊保持著上海名媛的高雅。
在人人都穿藍色中山裝的年代，她仍舊穿著旗袍。出門有小汽車，家裡陳設有精美的古董。她自己也在書里說：我的居所，雖則稱不上華廈美屋，但就是以西方標準來說，也可屬於趣味高雅的了。
後來的事實證明，即便是殘酷的文革，也沒有讓這位女性放棄自己的尊嚴。
1966年，文化革命已經在醞釀當中，鄭念以其「資產階級作風」成為了首當其衝的批鬥對象。一年後，革命的浪潮滾滾而來，鄭念失去了一切身份，成為了看守所里的一名「罪人」。
身份只不過是一個人的表面，精神才是一個人的內在。鄭念以其戴罪之身，在牢房裡過上了「貴族生活」。
她將毛巾縫製成馬桶墊，在靠床的牆面上貼上手紙，自編一套運動操，強健身體。她還向看守員借掃帚，每天把牢房裡打掃地乾乾淨淨。看守員嫌她煩時，她就背出《毛主席語錄》：以講衛生為光榮，不講衛生為可恥。
鄭念通過這種方式向惡勢力鬥爭，也通過這種方式保持自己的清醒。然而，總有些進退兩難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鄭念雙手被銬在身後，上完廁所，要拉上褲子的拉鏈，但這樣做手就會受傷。這時，鄭念本著她「貴族」的精神，每次都堅持把拉鏈拉上。她知道，在這個地方，尊嚴雖是最廉價的，也是她一定要保住的。
在看守所的六年里，鄭念沒承認過任何一項罪名。當有人通知她，政府對她寬大處理，她可以離開時，她卻決然拒絕，並要求政府的公開道歉。
沒有人理她，她被扔到街上，孤零零地走回家去。這時她已經老了，六年的牢獄生涯還是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跡。只有一雙眼睛，仍舊閃耀著智慧。
很快，她悲哀的發現，自己的女兒已經死了，自殺。在那時，這是很常見的死亡原因。但鄭念不相信，她一定要查出個所以然。她尋訪友人，最終得知，鄭梅萍是被紅衛兵迫害致死。
鄭念的努力沒有白費，1978年，政府官員就鄭念被錯誤逮捕和監禁表示道歉。殺害女兒的紅衛兵也最終伏法。
1980年，鄭念乘船遠離上海，後定居在華盛頓。七年後，就有了這本書。她晚年的生活是舒適而愜意的，居住在兩室兩廳的房子內，有自己的社交圈，與外界保持著緊密的聯繫。
在鄭念生命的最後時刻，她本可以通過藥物來緩解病痛，但當她知道藥物會使她的頭腦變得遲緩時，她毅然選擇清醒著走向死亡。當她死去的那一刻，回顧自己的一生，我想，她一定可以說，她從頭至尾都是一個貴族。
參考文獻：
《上海生死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