辻政信
在二戰時期的日軍當中有一個十分特殊的群體,他們的軍銜普遍不高,但卻有著極高的特權,不僅經常偽造長官命令,甚至越級指揮部隊。
在作戰會議上,我們常常看到只是中佐、大佐的他們,卻敢直接指著將官的鼻子瘋狂輸出,而被他們辱罵的將官卻沒有任何辦法,只能獨自生悶氣。
這就是日軍的參謀。參謀制度,是日軍極為特殊的一種制度,日軍的參謀不屬於自己的主官管理,而是屬於上一級的參謀管理,所以一個小小的參謀雖然軍銜普遍不高,但卻有著極大地權力。
在日軍所有的參謀中最為著名的就是號稱「昭和三大參謀」的石原莞爾、辻政信和瀨島龍三。而這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號稱「豺狼參謀」的辻政信。
直到二戰最後結束的時候,辻政信都只是剛剛晉升為大佐,一生都沒有成為將官。但是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軍幾乎所有重要的軍事行動中,都可以看到辻政信的身影。
他不僅推動了日蘇諾門坎會戰的爆發,更在東南亞策劃了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軍」,造成了大量英美戰俘的死亡。
因此,辻政信也成了盟軍的眼中釘肉中刺,但戰爭結束後辻政信卻突然在人間蒸發,搖身一變來到了中國,甚至成為了國民黨的座上賓。
今天我們就來了解一下這位惡名昭彰的參謀,辻政信。
昭和三大參謀:石原莞爾、辻政信和瀨島龍三
一、出身貧寒的少年英才
總結辻政信的一生,有三個特點:自大、殘暴、狡猾。辻政信不僅在盟軍中是臭名昭著,在日軍當中同樣是風評極差。
除了一部分極其狂熱的士兵十分地崇拜他之外,很多將官都對辻政信嗤之以鼻,這其中就包括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他曾多次在自己的日記中嘲諷辻政信。
1902年10月辻政信出生在日本石川縣的一個碳農家裡。彼時的日本是個社會等級十分森嚴的國家,碳農幾乎是整個國家最底層的存在。
由於家庭貧苦,小學後為了能夠繼續求學,辻政信考取了陸軍幼年學校,一方面是因為辻政信想要從軍,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當時這所學校是不收取學費的。
令人沒有想到的是,來到陸軍學校後,辻政信卻十分的適應,從陸軍幼年學校一直到陸軍士官學校,辻政信都是以首席的成績畢業,而在陸軍大學畢業時更是當時的第三名,得到了天皇御賜軍刀。
要知道這是一種極高的殊榮,每年的畢業生中只有前六名可以得到,在所有軍校出身的軍官里,辻政信這樣的人被稱為「軍刀組」,屬於精英中的精英。
辻政信並不是一個聰明人,他不是石原莞爾那樣的軍事天才,能夠有這樣出色的成績,完全是靠著他超人的毅力。
每當別人休息或者玩樂的時候,辻政信都在全力地學習,為此經常的通宵達旦,每天僅趴在桌上睡兩三個小時。
陸軍大學畢業後,辻政信來到步兵第七聯隊擔任中隊長,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後,第七聯隊被派往中國上海參與作戰。
來到戰場上的辻政信作戰十分兇殘,很快便被中國軍人打傷,無奈之下辻政信只能被調到參謀本部擔任參謀,而此時他的長官正是東條英機。
在參謀本部四年的時間裡,辻政信多次在中國甘肅、肅州等地活動。1936年,辻政信奉調關東軍,來到東北之後,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研究了「九一八」事變的資料,深深地被石原莞爾所折服。
東條英機
辻政信感嘆道:
「先覺得導師對物體的觀察方法,對中國、滿洲、東亞的思維方式,使我從權益思想到到道義思想」來了個180度大轉彎。」
從此之後,辻政信一直將石原莞爾視為自己的偶像。
「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針對是否進一步擴大戰爭,產生了不同的意見。以石原莞爾為首的主張不擴大戰爭,逐步的蠶食中國,而以武藤章為首的則主張全面侵華。
此時的辻政信為了實現自己所謂的「抱負」,也背棄了自己的偶像石原莞爾,四處鼓吹遊說,進一步擴大戰爭。
但是無奈辻政信此人實在是在軍中人緣太過於差勁,他走到哪裡,哪裡的長官都對他十分的反感,在轉了一圈之後,辻政信又一次回到了關東軍作戰課,而這一次的辻政信,準備策劃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
二、辻政信與諾門坎會戰
在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為了維持戰爭的高消耗對於各種資源的需求量也越來越大。在本國資源匱乏的情況下,日本將目光放在資源豐富的遠東和東南亞。
這使得日本軍部形成了「北進派」和「南進派」。「北進派」以陸軍為主,主張向遠東發展,同蘇聯交戰,畢竟當年日俄戰爭時,日本曾經戰勝過沙俄,如今雖然已經姓「蘇」了,但畢竟是同一群人,心理上有優勢。
而「南進派」則以海軍為主,主張向東南亞發展,在南洋諸島上同英美國過招。因為當時美國人逐漸地準備停止對日本出口石油和廢鋼鐵,這對日本是致命的打擊。此時東南亞的石油和橡膠就成了日本人非常想要得到的戰略物資。
由於此時在中國戰場上日軍連連取得勝利,因此在大本營陸軍的話語權就相對多了一些,「北進派」就此占據了優勢。
1938年7月,侵華日軍在策劃武漢戰役,大本營由於擔心蘇聯進攻東北,搞了個「張鼓峰事件」測試蘇聯的反應,駐朝鮮的第19師團在張鼓峰吃了個大虧,付出1440人的代價,而蘇軍僅僅死傷800餘人。
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
最終日蘇兩國通過外交交涉,簽訂了停戰協議。但是這樣的結果,在辻政信這樣的戰爭狂人看來簡直是奇恥大辱。
既然朝鮮軍無能,那麼就讓蘇聯人見識見識關東軍的厲害!於是辻政信以關東軍司令員植田謙吉大將的名義,起草了《滿蘇國境處理綱要》。
在綱要中,辻政信說道:
「對於國境線不明的地區,防衛司令官要自主認定國境線並將其明示一線部隊。」
而兩國國境線不明的地區,往往正是容易發生衝突的地區,在這種地區把權力下放給師團長,擺明了就是要找事。
而此時活動在蘇蒙邊境的,正是第23師團師團長小松原道太郎中將。
小松原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也是日本軍界的精英分子,曾經擔任過駐蘇大使館武官,在陸軍中屬於比較有見地的將領。回國後一直在參謀本部從事諜報工作,這是第一次外放到野戰部隊。
來到東北後小松原道太郎一直想建個奇功,顯示一下自己的能力。
很快,在哈拉哈河畔的諾門坎,偽滿洲國和偽蒙軍隊發生了衝突。小松原第一時間就將這個消息傳到了關東軍司令部。
得到消息後的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大將,根據此前辻政信制定的《滿蘇國境處理綱要》,要求小松原堅決出擊給予報復。
此前小松原聽辻政信說他親自越境偵察過,對面蘇蒙聯軍只有400人,辻政信表示,只需要準備112門反坦克炮,400輛卡車,對付蘇蒙聯軍就足夠了。
於是小松原派出了第64聯隊再加五個中隊組成的部隊,在聯隊長山縣武光大佐的帶領下,跟著辻政信出發了。
到了哈拉哈河畔雙方一列陣,就不是那麼回事了。日軍開始的時候進攻還算順利,不僅擊退了偽蒙軍,還擊斃了偽蒙軍師長。
但很快日軍就遭到了蘇蒙聯軍的反攻,小松原派出的第64聯隊幾乎全軍覆沒,聯隊長山縣武光大佐也陣亡。
此時的日本又發揮了他們在二次大戰期間常用的伎倆,開始對戰爭的結果進行「加工」,於是一番修改之後,本來是慘敗的結果,在日本的報告中,卻被描繪成了一場大捷,成了日軍重創蘇蒙聯軍。
得到這個消息後,關東軍司令部非常高興,暗示小松原繼續進攻,從而「擴大戰果」。
很快,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大將下達命令:第二十三師團全部出動,第七師團一部也調往諾門坎助戰,第二飛行師團調往海拉爾隨時準備參戰,為了對付蘇聯人的機械化部隊,日本甚至派出了國寶級的「第一裝甲師團」,全部投入戰場。
於是,從1939年7月3日開始,關東軍向蘇蒙聯軍發動大舉進攻。
當時關東軍估計蘇軍是9個大隊,火炮120門、坦克150輛、飛機150架、汽車1000輛,再加上蒙軍2個師,總共30000人的兵力。
實際上,蘇聯人早已大量增兵,此時兵力達到57000,坦克500輛、裝甲車385輛、火炮542門、飛機515架,而坐鎮的指揮將領也換成了大名鼎鼎的朱可夫。
這樣的實力對比,後果就不用說了,結局是,日軍參戰的空軍「第二飛行集團」幾乎被全殲,被擊落擊毀飛機166架,死殘飛行員47名,幾乎全是佐級飛行員。
「國寶」第一戰車師團全部被殲滅,地面部隊死殘、失蹤達17898人,聯隊長級別的指揮官幾乎全部戰死或自殺,第23師團損失率達到70.3%,幾乎被全殲。
諾門坎戰役中的日軍陣地
戰後,參謀本部參謀次長中島鐵藏中將、作戰部部長橋本群中將,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參謀長磯谷廉介中將,第六軍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將,都被轉為預備役。
但是始作俑者辻政信卻沒有受到任何處罰,只是被調到了武漢的第11軍軍部,在岡村寧次手下,並在第二年榮升中佐,隨後被調往台灣軍研究部。
三、巴丹死亡行軍
辻政信抵達台灣後,敏銳地預計到日本將在東南亞動武,遂與人合著了一本名叫《只要讀了就能贏》的關於南方作戰的手冊。
不得不說,辻政信在戰略計劃的設計上,的確是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他的這本作戰手冊從民情、地形、氣象、衛生、防疫、戰法、兵器方面都講述的十分詳細,在太平洋戰爭中被日軍廣泛使用。
而這也為辻政信贏得了「作戰之神」的稱號。那段時間,為了制定出精準的作戰計劃,辻政信繞著海南島,一公里一公里計算炸路炸橋、修路修橋、作戰、通行所需要的時間和兵力。
到了1941年8月底,在大本營作戰室陸海軍幕僚聯合兵棋演習的時候,參謀總長杉山元提問「諸君對南方作戰的時間表怎麼看?」
首先回答的還是辻政信:
「如果在明治節(11月3日,明治天皇的生日)開戰的話,兩個星期內能拿下香港,元旦能夠拿下馬尼拉,紀元節(2月11日,據說是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能夠攻下新加坡,陸軍節(3月10日,日俄戰爭日軍獲勝的日子)能攻占爪哇,天長節(4月29日,昭和天皇的生日)能夠攻下仰光。」
這樣的計劃聽起來十分的瘋狂,但這是典型的辻政信風格,狂妄自大,喜歡搞什麼獻禮行動,凡事都得跟節日掛上鉤。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後面戰爭進程基本都是按照辻政信的計劃發展的,日軍是在12月7日凌晨偷襲的珍珠港,比辻政信預計的晚了一個月,最後攻占新加坡的時間是2月15日,比辻政信的時間表只晚了4天!
菲島戰役期間,辻政信又一次展現了他殘暴的一面。菲律賓最高法官桑托斯一家老小落到了川口清介少將手裡,辻政信通過第14軍參謀長林義秀少將下達了滅門的命令。
但是川口還是違抗命令,留下了桑托斯的長子,從而在戰後從絞刑架下撿了一條命,被判處6年有期徒刑;而林義秀則被判處無期徒刑。
這期間,辻政信假借大本營命令將美菲軍投降者一律射殺。新加坡作戰期間,辻政信任山下奉文的第25軍作戰參謀,攻占新加坡後,他嚴令西村、河村和憲兵隊長大谷正嚴厲鎮壓當地華僑的抵抗運動,屠殺了數萬華僑。
辻政信
新加坡作戰後,辻政信榮升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但是在赴任的途中,辻政信聽說要在菲律賓進行巴丹作戰,於是推遲去東京赴任,以大本營參謀的身份去本間雅晴的14軍協助指揮。
辻政信來到14軍後,私自下達了虐殺戰俘的命令,他對手下士兵講道:
「太平洋地區的戰爭實際上就是不同種族之間的戰爭,為了能夠完成天皇陛下的期望,讓有限的日本士兵能夠充分投入到戰爭之中去,因此必須要將手下的俘虜全部都果斷處決。」
在辻政信的心中,美國人就是白種人殖民者的代表,應當被無情地消滅。菲律賓人作為亞洲人卻寧願當做白種人的走狗,他們背叛了自己的種族,也應當被處死。
新加坡戰役結束後,當時投降的78000人,在當時的美軍看來,作戰失敗然後投降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我投降以後進戰俘營,戰爭結束後照樣可以回家生活。
為此,美軍在投降的時候,甚至還留下了幾百輛卡車為的就是到時候讓日本人用這些卡車運送戰俘。
但美軍顯然不了解日本人的瘋狂,這些戰俘在投降的那一刻起,在日本人的眼中他們便已經不適合在活著了。
於是日軍驅趕著這78000人的戰俘,踏上了巴丹死亡行軍之路,而這場行軍幕後的策劃者也正是辻政信。
在酷熱難耐的巴丹轉移之路上,沿途缺乏植被的遮蓋,以至於所有俘虜都不得已暴露在烈日之下,遭受著高溫灼燒的痛苦。相對於飢餓和疲憊而言,對這些俘虜而言,最為無法忍受的就是極度的口渴。
作為俘虜的他們並不知曉還要行走多遠才能夠到達最終的目的地,隨著前進路程的逐漸遙遠,越來越多的俘虜因為無法忍受惡劣的環境和非人的折磨,相繼倒在路途之中。
對於那些想要頑強掙紮起來,繼續前進的俘虜而言,等待他們的是日軍寒冷徹骨的刺刀。這樣一來,這些可能成為拖累行軍速度的因素便被清除乾淨。
事實上想要解決戰俘們饑渴的問題並不難解決,因為沿著巴丹半島的邊沿便有眾多河流以及泉水,然而日軍故意為了折磨這些俘虜,便不讓他們去喝水。
但凡事也都有例外,在行軍過程中偶遇一個小水塘,日軍允許俘虜們前去喝水,這倒也不是他們大發善行,而是他們發現這是一個表層漂浮著綠水藻以及髒污的抽水坑,看起來就令人作嘔。
但早已經被饑渴折磨得不像樣的俘虜哪裡會管得著這些,義無反顧地一擁而上,趴在地下將水面的髒污用手撥開,連同著那些綠油油的氣泡一同喝下去。明知這些髒水喝下去對他們百害而無一利,但是他們依舊毫無嫌棄。
沒過多久日軍便催促著他們返回部隊之中,然而隨後發生的事情卻讓所有旁觀者都觸目驚心。那些沖向水坑邊喝過污水的俘虜全部都被機槍射殺,無一生還。
在屠殺完所有喝過污水的戰俘之後,他們就將死去的戰俘隨意丟棄在荒郊野地之中,在烈日炎炎的夏季,屍體在高溫下沒過多久便開始腐爛變質,招致大量的蚊蟲寄生在屍體之上,所有人都不敢回頭觀看這一血腥殘忍的一幕。
巴丹死亡行軍
這78000人成為日軍的戰俘後,最後雖抵達目標營地,但沿路上因饑渴而死及遭日軍刺死、槍殺者達15000人之多。
附帶一提的是,並非抵達戰俘營後就擺脫了死亡,由於日軍也在營地內虐待戰俘,包括拷打折磨、逼迫苦力勞務、刻意讓其挨餓等,如此在抵達營地的兩個月內又死去了約26000人。
後來因為這場死亡行軍而被送上絞刑架的日本陸軍高級軍官不計其數。
1944年,辻政信出任第33軍作戰參謀,參加緬甸戰役。在緬甸,辻政信又故技重施,對緬甸的抗日力量下達了與新加坡同樣的命令,結果又是一場血洗。
四、二戰結束後的辻政信
由於辻政信在二戰期間的種種暴行,自然也使他成了美國人的眼中釘,肉中刺。戰後英美等國瘋狂地尋找辻政信的下落,特別是後來的英國海軍元帥蒙巴頓更是放話:掘地三尺也要把辻政信挖出來。
令人奇怪的是,盟軍幾乎搜遍了可以找的每一個角落,但就是找不到辻政信的影子,辻政信就好像是人間蒸發了一樣。
殊不知此時的辻政信卻在一個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地方——中國國民黨政府。
看到這裡很多人就會問了,為什麼辻政信會出現在國民黨政府?而國民黨又為什麼會收留辻政信呢?
按說,辻政信在中國大陸也是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這樣的人來到中國按理說只有思路一條,但為什麼辻政信卻能夠得到國民政府的庇護呢?
原來日本投降時,正在曼谷的辻政信自知難逃法網,隨後化名「青木憲信」冒死前往了國民黨當局設在當地的軍統機關。
當年辻政信擔任北支方面軍參謀的的時候曾經在溪口操辦過公祭蔣老夫人的儀式,並給前來弔孝的國府要人提供了一切方便。
所以,軍統對於辻政信的到來給予了極大的保護。在辻政信到來的第二天,軍統局就派出包括兩名少將軍銜特派員在內的15人護送隊伍,一路護送辻政信由河內轉重慶,最後抵達南京。
辻政信抵達南京後不僅受到了國民黨高層的接見,甚至搖身一變成了國民政府的座上賓,被安排在在中華民國國防部二廳辦公,成為日本戰犯進入國民政府任職第一人。
不久又歸撥國防部嚴格保密的第三研究組,先後編撰過《西伯利亞作戰綱要》、《對三次大戰的預想》、《共軍與國軍軍事形勢評判》、《冬季作戰的參考》、《東北國軍與共軍作戰設想》。
1946年解放戰爭爆發,國共爭奪東北,由於國民黨手中沒有東北作戰地圖,便向曾經長期活動在東北的辻政信求助,但令國民黨沒想到的是日本人的手中也沒有作戰地圖,因為關東軍從沒有想過要在東北作戰,所以辻政信和另一位日本陸軍中將又被派去編制東北軍用地圖。
1948年,東北軍用地圖和用兵概要編制完成,辻政信被國民黨當局悄悄放回日本。回到日本後的辻政信在日本當局的庇護下躲進了寺廟。
直到1950年1月占領軍總部宣布對日本戰犯搜索結束,然後第二天,辻政信就在日本公開露面了。
回國後的辻政信又撰寫了一本描寫自己潛逃生涯的書叫做《潛行三千里》成為1950年日本的最暢銷書。
1952年11月辻政信高票當選為眾議院議員,1959年6月又當選為參議院議員。開始在政壇上呼風喚雨,他四處宣揚自己的極端言論,依舊和當年一樣的狂妄。
而他當年的那些作戰經歷此時都成為了他的政治資本。
但辻政信是不會滿足於只是做一個議員,他需要製造更大的聲勢,謀求更大的權利。恰好,1960年印度支那地區在一連串的政變後陷入大亂的局勢,讓辻政信嗅到了干一番事業的機會。
於是辻政信變賣家產籌集旅費,以「對東南亞進行實態調查」的名義,於1961年4月飛到了印度支那。
不久後又化裝成和尚潛入寮國,企圖偷掘日本軍隊撤離寮國前藏匿於此的黃金。但這一次辻政信就沒有那麼好運了,很快他就被寮國人民解放軍抓獲,並最終以「間諜罪」被執行槍決,結束了其罪惡一生。
最後:
回看辻政信的一生,此人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豺狼之心,他不僅狂妄自大,對待敵人殘暴血腥,甚至很多日軍都死在了他的手上。
更有意思的是,辻政信在日軍就好像是一個「喪門星」一樣,凡是做過他主官的人,幾乎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除了當年關東軍的植田謙吉之外,在遠東軍事法庭被判處絞刑的7名戰犯中有5名都和辻政信交往過密。而就是這樣一個狼子野心的人,在戰爭結束後居然可以成為國民黨的座上賓,國民政府有安有不敗的道理呢?
好在最後老天是公平的,辻政信雖然逃過了法庭的審判,但卻沒有逃脫正義的審判,最終的下場實屬罪有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