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華字典》的修訂工作開始前，有關部門曾對《新華字典》做過「自糾自查」的工作。但是到了修訂開始後，問題又被擴大了。於是擴大了修改面，提出了400多條修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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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袁亮先生對此有更具體的回憶：
「周恩來看到《新華字典》修訂小組送審的第一稿後，見到原字典中的『陛下』『太監』『僧侶』等許多詞被刪去，即要劉西堯轉告修訂小組：不能認為『陛下』等都不能進字典。字典是工具書，有它的特點。反映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字和詞仍要用。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不能主觀，有些知識還是需要的；人民要了解歷史，歷史上的一些事物應該介紹的，不要迴避。他還特彆強調：字典除確實有錯須改外，一般不必大改。」
周恩來總理親自指導、親自修改《新華字典》1971 年版修訂稿的往事，每每令人感慨萬千。在這個「世界之最」的背後，一方面，它是當年國運多艱的一個縮影；另一方面，它又從一個側面展示了周總理的學識和人格魅力。
如果沒有周總理的指示和關心，一定不會有現在這樣一本還能被歷史接受的《新華字典》1971年修訂重排本。
《新華字典》1971 年版
心急如焚為字典
張稚楓先生曾在國務院出版口工作，從他的回憶看，周總理對《新華字典》的有關指示，都是在 1970年9月5日國務院出版口向國務院辦公室彙報《新華字典》修訂情況之後做出的。
張稚楓先生說：「1970年9月17日，周恩來總理接見國務院出版口負責人。周總理問：『這麼長時間了，字典還沒有印出來？對舊字典也要辯證地、歷史地看，有問題可以改一改嘛！』」
有關部門關於《新華字典》的修訂出版工作進展緩慢。
「1971年2 月11日，周總理又催問：『工具書出版了嗎？《新華字典》還沒定下來嗎？』」
周總理還說：「《新華字典》也是從《康熙字典》發展來的嘛！編字典可以有創造，但創造也要有基礎。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新的出不來，舊的又不能用，怎麼辦？」
「1971年3月23日，周總理又口頭指示：『《新華字典》（試用本）還是早點定下來。』」
袁亮先生回憶說：「周恩來在 1971年4月12日接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領導小組成員及《新華字典》修訂小組時，多次談到《新華字典》的修訂工作。」周總理說：「你們寫幾句話，『試用發行』就行了。」
不難看出，周總理說的「試用發行」，顯然是不贊成《新華字典》的修訂過多地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他希望儘量快出，儘量少改。另外，這也是為了幫助修訂者放下思想包袱。
親定原則挽救小字典
在《新華字典》的修訂工作開始前，有關部門曾對《新華字典》做過「自糾自查」的工作。
但是到了修訂開始後，問題又被擴大了。於是擴大了修改面，提出了400多條修改之處。
總理看後指出還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動、封建、迷信不改不行的以外，一般都不必改動。根據總理指示精神，最後修改了64處。
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袁亮先生對此有更具體的回憶：「周恩來看到《新華字典》修訂小組送審的第一稿後，見到原字典中的『陛下』『太監』『僧侶』等許多詞被刪去，即要劉西堯轉告修訂小組：不能認為『陛下』等都不能進字典。字典是工具書，有它的特點。反映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字和詞仍要用。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不能主觀，有些知識還是需要的；人民要了解歷史，歷史上的一些事物應該介紹的，不要迴避。他還特彆強調：字典除確實有錯須改外，一般不必大改。」
從「字典除確實有錯須改外，一般不必大改」這句話看，周總理對《新華字典》的質量確實很放心。
對比 1971年版及1965年版，可以看到，「陛下」原出條目，「太監」原為「監」的例詞，1971年版都未加改動。至於「僧侶」，應指「僧」字釋義中的「佛教指出家修行的人」，1971年版也未刪此語。
從修訂者提出的400多處修改意見，到經過周總理干預後確定的較少的改動，可以說，周總理把極左思潮對《新華字典》的影響降到了最低的程度。聯想到1971年版第一次印刷前的征訂數字即達8000多萬冊，周總理的這一做法，對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親筆訂正顯功力
周總理對於1971年版《新華字典》的指導和關心，不僅僅是抵制了極左思潮對《新華字典》的影響，還對字典修訂過的部分文字做了認真細緻的研究。
修訂附錄「化學元素周期表」時，修訂小組根據科學院化學所資料列了103種元素。彙報時總理說，現在又發現了兩種新元素，是105種了，並讓修訂小組再去化學所了解。
《新華字典》1971年版的附錄，增加了「節氣表」，節氣表中的日期，編者們沒有註明是陽曆還是陰曆。細心的周總理髮現了編者的這一疏忽，特意在「節氣表」下加了括註：「按公元月日計算」。這一細節，時隔30多年，參加這一版修訂工作的商務印書館汪家熔仍然清晰記得。他還特彆強調，是「用鉛筆」加上的。可見當時大家對此事的感觸是多麼深。
作為政治家的周總理，他的認真細緻的工作態度，他的廣博學問和深刻見地，確實非常令人敬佩。
關心定價，情系民生
《新華字典》的歷次版本，定價都是儘可能低的，出版社考慮到要讓廣大低收入的讀者買得起《新華字典》。到1971年版修訂時，周總理對字典的定價也很關心。張稚楓、方厚樞這兩位當事者都提到，周總理親自過問了《新華字典》的定價。張稚楓先生說，周總理在 1971年3月23日就《新華字典》做的口頭指示中，還特意詢問字典「準備定價多少？」周總理不僅關心字典的定價，要讓讀者買得起，還體諒出版社的難處。他就如何降低成本做了具體的指示。
周總理在艱難歲月，日理萬機，不僅考慮到了《新華字典》的讀者，還考慮到了字典的出版發行者。
兩次接見修訂小組代表
1971年3月15日至7月30日，在周總理的指示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召開了歷時138天的會議。周總理在會議召開過程中，兩次接見了會議領導小組成員和部分代表，《新華字典》修訂小組的代表都隨同參加了。周總理在兩次接見中，就《新華字典》的問題都做了具體指示。由此可見周總理對《新華字典》修訂出版工作的重視。
商務印書館漢語編輯室退休編審曹乃木先生，當時是北京第一師範學校校長，也是這次修訂工作的七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同時擔任修訂小組第二組的組長。據曹先生介紹，作為《新華字典》修訂小組代表參加周總理接見的，第一次是曹先擢教授，第二次就是曹乃木先生。曹乃木先生清楚地記得，第一次接見是「在晚上」，第二次接見是「在下午」，與相關記載一致。談起參加周總理的接見、面聆指示的往事，曹先生的話語充滿了自豪。
1971年版《新華字典》對我國當時的文化教育等事業所做出的歷史貢獻，是不能忽略的。事實上，1971年版在出版後，有的內容仍然受到極左思潮的批評。這也可以看出，周總理制訂這一修訂原則，是需要智慧和勇氣的。
總之，正是在周總理的關懷和指導下，《新華字典》1971年版才得以維護學術的尊嚴，得以用最低限度的改動，出版問世並服務全國數以億計的廣大讀者。
以上文字摘自《品牌之道——商務印書館125年》之「周恩來總理親訂《新華字典》」一文，段落文字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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