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9年—197年，從「四帝之年」至「五帝之年」是羅馬帝國前期全面發展和盛極而衰的重要階段，期間主要經歷了弗拉維王朝和涅爾瓦—安敦尼王朝，行省統治和羅馬化進程圓滿推進，安全局勢趨於好轉。在此基礎上，歷代元首逐漸在高地萊茵河和萊提亞地區建設邊牆和通路，著名的上日耳曼—萊提亞邊塞（
limes
）逐步落成，從而彌補了萊茵河、多瑙河上游間的天然缺口，成功將萊茵邊境與多瑙邊境連接起來。
這一時期因此也是萊茵邊境真正完善和成熟的階段，當地行省治理與社會羅馬化進程成果斐然。但從該時期起，帝國戰略要點逐漸向東部轉移。萊茵邊境漸趨和平的態勢實質上標誌著當地在對峙、交融的態勢下真正發生了深刻的羅馬化現象並發展成羅馬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巴塔維叛亂引發萊茵邊境危機
然而，在弗拉維王朝統治穩固之前，萊茵邊境卻遭遇了規模空前的叛亂和入侵，也即公元69—70年的巴塔維叛亂。巴塔維叛亂的背景、原因和形勢非常複雜，但基本上是因萊茵軍團南下義大利爭奪帝位，導致邊境後防空虛，從而誘發了藩屬叛亂和日耳曼人入侵。塔西佗認為，直接誘發起義的是維特里烏斯（AulusVitellius）因備戰而強化的徵兵舉措。
長期提供輔軍的藩屬巴塔維部難堪重負，因此在酋帥奇維里斯（GaiusJuliusCivilis）鼓動下開展了反叛。起初參與叛亂的僅是巴塔維、坎涅內法提等萊茵河三角洲的藩屬部族，但當萊茵軍團缺口巨大的弱點暴露後，萊茵河中下游右岸的各日耳曼族群紛紛加入戰爭，叛亂繼而演變成萊茵邊境建立以來最重大的日耳曼人入侵事件。
巴塔維叛亂因此由羅馬內戰（
bellumcivil
）的一部分擴展為一場邊境雙邊戰爭（
bellumexternu
）。從一方面看，巴塔維叛亂是極其危急的,叛亂早期對萊茵邊境軍事力量產生了毀滅性打擊：萊茵河下游最重要的羅馬軍營維提拉和波恩淪陷，上日耳曼尼亞中心區域摩功提亞孔（
Mogontiacum
，後發展為美因茨）遭到圍攻，6支非整編軍團基本全部喪失戰鬥力，進而導致從萊茵河三角洲至貝爾吉卡行省北部的萊茵邊境全線失守，形勢嚴峻程度遠遠超過條頓堡森林戰役。
但從另一方面看，叛亂者謀劃的「高盧帝國」企圖最終失敗，並不完全得益於凱里亞里斯（PetilliusCerialis）主導的軍事反攻，而也得益於當時的烏比伊人、塞夸尼人（
Sequanii
）、林貢人（
Lingones
）等邊境居民已經熟悉了羅馬化的行省統治和城市生活，而拒絕跟隨巴塔維人、尤其是自由日耳曼人回歸落後的部落傳統生活。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巴塔維叛亂的最終演變可被視為針對萊茵邊境羅馬化成果的一次考驗。
從戰爭規模和成果上看，凱里亞里斯的軍事成就並不足以上升到媲美日耳曼尼庫斯、科爾布羅等人的高度——當時的軍隊並未在反攻中獲得充分主動權，且勢力龐大的卡提人並未參與戰爭。然而羅馬人在當地創建的秩序已經深入當地社會習俗，從而令那些擁有日耳曼血脈的邊境部族習慣性地靠攏和接納。可見，時至公元70年，萊茵邊境行省居民無論族裔如何，都已在文化認同上非常接近羅馬人。
巴塔維叛亂作為一個時間節點，實際是對帝國前期萊茵邊境羅馬化進程的充分認證。此外，巴塔維叛亂的沉重打擊深刻表明從帝國初年開始，萊茵邊境常設7—8支整編軍團及大量輔軍鎮守的局勢十分重要，而並非過度設防。
二．弗拉維王朝萊茵邊境的鞏固
在叛亂最終平息後，雖然巴塔維部基本恢復了與羅馬的藩屬關係，繼續作為輔軍兵源地，但新繼位的韋斯帕薌深刻吸取教訓並開展整頓。首先，在萊茵河入海口的奈梅亨地區設立了一支軍團駐紮，專門監管自治市和島嶼上的巴塔維人。其次，在內戰和叛亂中幾乎全軍覆滅的萊茵軍團被整體性替換。在下日耳曼尼亞，維提拉原本駐紮2支軍團的舊冬營遭到遺棄。故4支新設軍團分別駐紮在奈梅亨、克桑滕、諾伊斯和波恩，較之前更為分散，從而擁有更強的機動性和哨戒力度，但顯然基本放棄了渡河征服的意圖，防守形勢比前朝更明顯。
在上日耳曼尼亞，新的4支軍團中2支仍駐於摩功提亞孔，另外2支分別駐紮在斯塔拉斯堡和溫迪施（Windisch）地區，其中摩功提亞孔以重兵防衛對岸的卡提人，在「五賢帝」時期正式發展成下日耳曼尼亞行省首府。
整體可見，巴塔維叛亂並未對萊茵邊境造成更為深刻和長遠的威脅。反之，大約從公元74年起，韋斯帕薌時期的上日耳曼尼亞地區逐漸出現向右岸擴張趨勢，羅馬軍隊在對岸黑森林（BlackForest）地區設立很多崗哨、修繕奧古斯都時代的堡壘並鋪設道路，與當地的卡提人呈現對峙局勢。這種傾向和尤利亞·克勞狄王朝時將萊茵河下游地區作為進攻渠道的策略頗有差異，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向東連接多瑙河上游的戰略傾向。
公元79年韋斯帕薌逝世，其長子提圖斯（TitusFlaviusVespasianus,同父名）繼位元首，提圖斯在任三年期間義大利自然災害頻發，但萊茵邊境局勢沒有發生顯著變動。提圖斯之弟圖密善（TitusFlaviusDomitianus）隨後於公元81年起擔任元首。雖然圖密善在羅馬史上的名聲與下場皆不佳，但他所實行的萊茵邊境政策既體現了繼承性，更體現了開拓性。
圖密善時期，美因茨對岸的羅馬駐地和領土基本趨於穩固，這幾乎是公元9年以來羅馬上日耳曼尼亞邊境初次在萊茵河右岸出現顯著進展。圖密善邊境戰略的標誌性事件是公元83年發動的卡提戰爭，戰爭牽涉同凱魯斯奇人的外交問題，圖密善還為自己舉行了凱旋式。但這場戰爭在絕大多數古典作家眼中都是荒唐或失敗的，因為既沒有殲滅敵人，也缺乏像樣的戰利品。
塔西佗記載的失佚比較遺憾，但《日耳曼尼亞志》中所謂「然近年凱歌遠甚戰功」可能正是隱喻此次戰爭。但勒特韋克（EdwardN.Luttwak）從帝國戰略角度對這場戰爭予以贊同：首先，戰爭雖未殲滅卡提人，但成功迫使其向北退縮，進而將羅馬邊境推進至萊茵河右岸甚遠處的陶努斯山脈一帶，從而拓展了羅馬勢力和資源範圍，萊茵河右岸甚至開闢出可供耕種殖民的區域。
其次，羅馬帝國將邊境設在陶努斯前線，有利於緩解軍隊渡河作戰的被動局勢，並可更高效地監控右岸日耳曼部族動向。再次，萊茵河右岸設防邊境為通過萊提亞連接多瑙河上游提供地緣基礎，有助於發揮北部邊境的戰略聯動，從而對此後以多瑙河流域為重點的戰略部署發揮了建設性作用。
三．五賢帝時期萊茵邊境的完善
公元96年圖密善遇刺後，羅馬帝國和平過渡到「五賢帝」時期並逐漸步入鼎盛。萊茵邊境也於公元2世紀迎來了第二輪羅馬化浪潮和發展黃金期。雖然涅爾瓦（MarcusCocceiusNerva）元首並不擅長軍事與邊境建設，但他選定的繼承人圖拉真（MarcusUlpiusNervaTraianus）在繼位之前即履任上日耳曼尼亞總督且戰功卓著，因此擁有充足的萊茵邊境治理經驗。雖然圖拉真在位時期進行大規模征服，但戰場主要在東方的帕提亞、達契亞等地，當時萊茵邊境的主要成就在於和平發展：克桑滕附近的營莊正式發展為羅馬殖民地。摩功提亞孔正式從羅馬冬營轉變為自治市，繼而成為上日耳曼尼亞行省首府。
萊茵河三角洲的巴塔維亞地區也建立了以圖拉真命名的新自治市（
UlpiaNoviomagus
），從而強化了對巴塔維亞至弗里西亞地區的行省化治理，當地以藩屬部落為主的治理體系正式納入行省化管理，這也是萊茵邊境在右岸地區的重大拓展。哈德良（PubliusAeliusTraianusHadrianus）統治時期的萊茵邊境範圍基本趨於完善，強盛的國力和優渥的財政狀況令當時的邊境得以大興土木。
約公元121—122年，上日耳曼尼亞北部陶努斯山脈一帶正式以木質柵欄建設了邊牆，繼而同萊提亞地區的邊牆銜接，順利完成了圖密善以來的戰略規劃。但邊牆的防衛作用非常有限，主要承擔邊防任務的是堡壘和崗哨的駐軍。上日耳曼尼亞—萊提亞邊塞的落成意味著萊茵邊境範圍的最終劃定，邊牆雖然功能有限，但巧妙地彌補了萊茵河、多瑙河上游之間的天然缺口，將兩河之間大量土地納入羅馬行省版圖，並構成高效的戰略通道。當地從而形成了綜合「天然邊境」與「戰略邊境」的「科學邊境」。
在邊防完善的基礎上，哈德良進一步裁撤了萊茵邊境2支軍團，主要駐守任務由當地輔軍承擔。萊茵邊境駐軍從帝國初期的8支軍團縮減為4支，深刻反映了當地統治局勢的穩固和羅馬化的深入推進，也進一步體現了帝國戰略中心向東轉移的趨勢。但哈德良建設的邊牆並非一成不變。
公元2世紀40年代，在安敦尼·庇護（AntoninusPius）統治時期，上日耳曼尼亞邊牆周邊的很多哨塔採用了石材改造加固，而且邊牆有進一步向北推進數十千米的表現，新邊牆附近的哨塔比原來更加密集，可能反映了當時北部日耳曼勢力的逐漸匯攏和侵襲趨勢，例如公元162年和170年，卡提人入侵了萊茵河右岸的邊境地區，而在約半世紀後，初步合攏的阿勒曼尼族基本也在北部邊牆地區開始對萊茵邊境施加壓力。
然而，時至馬可·奧勒留（MarcusAureliusAntoninus）統治時期，帝國戰略中心仍集中於東方的帕提亞和多瑙河上游的馬科曼尼人而未再向西迴轉。公元180年奧勒留的病故和馬科曼尼人戰爭的草率收場，經常被視為羅馬帝國由盛轉衰的標誌。
從此時起，羅馬帝國基本已經喪失了帝國初期跨境進攻、征服日耳曼人的戰略主動性，領土拓展、邊牆完善的萊茵邊境從而基本僅具防衛作用，繼而在公元3世紀暨羅馬帝國中期以降，仍然必須面對來自日耳曼人的日益沉重的邊境壓力。同時，萊茵邊境羅馬化現象雖然體現了發展、進步的優質內核，但作為兩種以上文化交融的成果，它並不等同於羅馬社會、文化的移植和普及，其中暗涵的多元化特徵，也為羅馬帝國中期的動盪貢獻了一定的離心傾向，更為帝國後期日耳曼人的遷徙侵略提供了一定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