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戰場上，弓箭真的無敵嗎？

由於弓箭製作需要一定的技術支撐，且耗費巨大，弓箭也和青銅器等器物一樣，成為象徵特權的工具。如周禮中的「嘉禮」，便對弓箭的使用進行了詳細規定。先秦以降，流傳於社會上的「六藝」，即包括了「射」這一內容，是中國先秦貴族的必修課。崛起於伊朗高原的阿黑門尼德家族建立波斯帝國後，在教育貴族上也講究「騎馬、射箭和說真話」。在東西方世界，弓箭這種具有殺傷力的武器，已經成為象徵身份和地位的壟斷性資源。

先秦時期的中原統治者絞盡腦汁要把弓箭的使用和製作局限在一定範圍內，但他們很快就遭遇了遊牧文明的挑戰，弓箭的使用也被推向一個新的高度。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雖然沒有中原地區那麼精湛的制箭技術，但他們從獸類身上取材，弓箭使用也相當普遍，還練就了一邊騎馬快速奔馳，一邊不斷射出箭矢命中目標的技藝。靠近遊牧文明區的趙國因此吃了不少虧，戰車上的弓箭手和步兵無法有效反制疾馳的遊牧騎士，被他們牽著鼻子走。趙武靈王痛定思痛，決定拋棄傳統的戰車使用，效法遊牧民輕裝上陣的作戰方式來提升戰鬥力。經此革新，趙國的騎兵集團迅速在七國爭霸中脫穎而出，並影響到了尚在探索強國之道的秦國。

影視劇中的趙國弓箭手。來源/電影《墨攻》截圖

劉邦擊敗項羽、定鼎中原後，來自北方遊牧文明的威脅更強烈了。此時，北方的草原地帶已暫時擺脫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出現了龐大的軍事集團。匈奴人逐水草而居，平時牧馬放羊，需要弓箭護身或駕馭畜群，這種生活所需決定了匈奴人必須相當熟悉弓箭的使用，還得是一邊騎馬一邊靈活使用。因此，中原地區剛剛從戰亂中喘過氣來，匈奴已經是「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匈奴人在生產生活中廣泛使用弓箭，為其在軍事上壓制中原奠定了基礎。劉邦深陷白登之圍，便是匈奴騎士集群誘敵深入然後分割包抄的傑作。即便後來漢代進入文景之治，晁錯在談及北部邊防的局勢時，仍心有餘悸地奏明：「匈奴騎兵，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指西漢）之騎弗與也。」

不過，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匈奴人把弓箭用得天花亂墜，也未嘗沒有破解的辦法。例如，匈奴人雖擅於騎射，但他們不善短兵相接，一旦對手裝備厚甲利刃，近距離進攻，那麼匈奴人便會祭出「遠遁」的招數。因此，每當漢代集結重兵打算痛擊深入中原的匈奴騎兵，對方就會一溜煙地返回大漠深處。

弓箭對匈奴人日常活動的塑造，使他們習慣了與對手保持一定距離的反覆拉扯，等到對方力量耗盡再全線出擊，撈取戰利品。可漢武帝時期的西漢不但組建起騎兵集團，訓練他們掌握了近戰衝擊的戰術，還多次深入大漠，一邊尋找匈奴主力決戰，一邊伺機搗毀對方巢穴，掠取或殺光他們的畜群。

匈奴人在漠北之戰中被數以十萬計的漢軍騎兵集團重創，被迫西遁，匈奴統治集團內部也因漢軍的反覆打擊出現分裂。漢武帝時期對匈奴作戰的成功證明了游牧民族的騎射優勢並非戰場致勝的決定性因素。而這個道理，還將在蒙古征伐歐亞大陸的歷史中被證明。

中原王朝有多重視弓箭？

秦漢以後，中國進入民族大融合的魏晉南北朝時代，游牧民族在騎射方面的特點被中原地區吸收；反過來，農耕文明地區製造弓箭的技術也傳給了前者。有一統天下志向的南北梟雄都致力於在軍隊內部推廣弓箭，如北魏的騎兵集團基本延續了北方游牧民族騎射的優勢，而南朝雖然缺少騎兵，但在步兵作戰或車戰中也積極引入弓箭，如風雲一時的北府兵軍陣便包含了一定數量的弓弩手，以應對北朝騎兵的突擊。

到了唐代，弓箭的熱度不減，被正式列為王朝選拔軍事人才的重點考核內容。如武則天時期開創武舉，在武舉考核的九門科目中，有五門都屬於射箭範疇，分別為馬射、步射、平射、筒射與長垛。弓箭此時也經歷了專門化，分為用於步戰的長弓、用於騎戰的角弓以及狩獵所用的稍弓等。武舉考察弓箭，既是在考驗參選者是否具備拉弓的氣力，也是在考察其能否在不同狀態下保證擊中目標的精準度。不過，唐代武舉雖然重視弓箭使用，但在實際作戰中並未完全依賴這種武器。如在野戰中，唐軍官兵仍需時刻做好在箭矢用完後提槍拔刀格鬥的思想準備。

三國魏青銅弩機。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唐亡後，在東北崛起的契丹借中原軍閥混戰從石敬瑭手中謀得燕雲十四州（原為「十六州」，後周收復兩州）的「漁翁之利」，這給五代之後完成局部統一的北宋帶來了極大的困擾。契丹騎兵強盛，宋人自己要供養騎兵所需的優良馬場卻大部分被契丹吞併。在北宋建立初期與遼的爭鋒中，宋雖然階段性勝利不少，但每到關鍵性會戰便掉鏈子，乃至全軍潰敗，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契丹騎兵集團機動性強、支援快，且契丹人也擅長弓馬，每個契丹人都有四張弓，外帶四百支箭矢。

《射騎圖》。作者/（五代）李贊華（傳），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相比之下，宋軍無論在騎兵數量還是弓箭使用上都同對方存在一定差距，結果損失慘重。在宋軍幾乎要取勝的高粱河之戰中，耶律休哥統援兵及時趕到戰場，與困守燕京的遼軍裡應外合，反制宋軍。面對一邊從兩翼包抄而來的敵人，一邊呼嘯而來的箭雨，宋太宗趙光義即便心有不甘，也只能倉皇撤退，但仍被箭矢射中大腿，疼痛到無法騎馬，只能靠驢車搭載南奔。

北宋初期對遼作戰的反覆失利，促使北宋統治者在弓弩的使用上狠下功夫，東京開封設置了專門製作弓箭的南北作坊和弓弩院，宋廷定期派專人來檢查弓箭的製作情況，防止偷工減料。《宋史·兵志》中也明確要求禁軍將精力分為十分，二分學弓，六分學弩，剩下兩分才去學槍牌。北宋偏向防禦性的國策在武器訓練使用上便可看出端倪。但這也是無奈之舉，畢竟制衡契丹騎兵的最有效武器，也只有弓弩（火藥此時雖已產生，尚被用作燃燒性武器，未演化為成熟的火槍等）。宋人使用的最好的弓是神臂弓，弩是床子弩。在這裡，還得適當解釋下弓弩的聯繫與區別，二者原理近似，但弩比弓的優勢更大：第一是使用上簡便，省力且好固定箭矢；第二是精準度更高；第三是射得更遠，如神臂弓最遠能射372米左右，而床子弩的射距能達500米。床子弩一般會裝配多支弓，以實現火力最大化。

功夫不負有心人，北宋真宗即位不久，遼蕭太后就興兵南犯，河北地區的宋軍雖然打得被動，大多表現為據城死守，弓弩卻給遼軍帶來不小的殺傷，就連遼軍高級指揮官也未能倖免。如遼大將蕭撻凜在攻打宋軍據守的涿州時被弓弩打傷了一次，遼駙馬蕭勤德也被宋軍弓弩擊中。蕭撻凜不吸取教訓，繼續揮軍南下，試圖襲取開封，結果在途中被宋人床子弩擊殺。遼統治層大受震撼，不得不收斂野心尋求和談，「澶淵之盟」由此促成。

北宋在弓弩的使用上嘗到了甜頭，但他們並未繼續花精力維持這一優勢，而是隨著宋遼和議的實現而日益鬆懈，表現在弓弩製作方面便是「筋膠不固」，說白了就是弓弦和弓身容易脫節。製造武器的兵工廠只知道濫竽充數，負責核檢武器質量的官員也應付了事。北宋仁宗時期，出現了宋軍弓箭手射不穿西夏人鐵甲的窘狀，至於精準度這些更是無從談起。西夏在弓箭的配備和使用上則一度趕超西北地區的宋軍。史料記載，西夏正規軍團練使以上每人裝備弓一張、箭五百，刺史以下每人也能擁有箭三百支。在實際作戰中，宋軍十分忌憚西夏步弓手，稱其「挽強注射，鋒不可當」。

另外，由於宋軍長期偏重弓弩手訓練，導致宋軍槍牌使用比重極低，底層士兵不敢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進行硬碰硬的野戰，多選擇退到堡壘死守。結果，熟悉地形的西夏人趁機切斷了通向堡壘的水源，又截斷了宋軍退路，堡壘里的宋軍只能繳械投降。此後王安石變法，設立軍器監加強對武器製造的核驗，才部分扭轉了頹勢。

北宋覆亡後，南宋延續了神臂弓和床子弩等武器的使用，在局部戰場取得上風，如金將完顏宗弼（即金兀朮）在陝南富平擊敗了西北宋軍主力後長驅直入，試圖占領四川，結果在和尚原被吳玠指揮的宋軍弓弩手居高臨下反制，史載戰場上「勁弓強弩，分番迭射……連發不絕，繁如雨注」。金軍雖然攻勢兇猛，也未能衝破層層箭雨。此後金軍試圖繞過這一要隘，又被宋軍弓弩手打回，引得完顏宗弼感慨：「見宋軍器，大妙者不過神臂弓，次者重斧，外無所畏。」

南宋靠弓弩穩住了四川的戰局，間接保住了半壁江山。在這之後不到百年，蒙古人又靠騎射馳騁歐亞大陸。蒙古人對弓箭的使用和匈奴人近似，都對騎射有極高的要求。不同的是，蒙古人在裝備弓箭上多了些講究。蒙古騎手一般裝備兩把弓，各配箭矢三十支。兩把弓所用的箭矢不同，前者重量偏輕，但箭頭細，用於遠程射擊，另一張弓所用箭矢的箭頭較寬大，箭身偏短，用於距離較近時射出。蒙古騎手在進攻時會從敵方兩翼包抄過去，一邊迂迴一邊射箭，等到箭矢用盡或對方陣腳崩潰，自己再揮刀闖入。

《寒原獵騎圖》（局部）。作者/（元）佚名，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不過，千萬不要以為蒙古人憑此便能征服歐亞大陸。在征伐四方的過程中，蒙古軍事集團不斷汲取周邊文明的長處，尤其是在軍事領域。忽必烈伐宋時領會到了神臂弓的優勢，命令宋降將王青主持批量生產列裝。金人對火藥和投石機的使用、宋人的戰船製造等都被忽必烈吸收並在內部推廣。然而，元代立國後，為了維護蒙古傳統軍事貴族的利益，統治者繼續突出騎射的作用，而對他們如何學習敵人優勢的過往隻字不提了。

弓箭的高光時刻與退場

明清時期，火藥的大量運用使火銃與火炮開始挑戰甚至取代弓箭在古代戰場中的地位。明軍在朝鮮和遼東戰場大量使用火銃手和由葡萄牙傳入的火炮，收效很大。與此同時，西歐世界對弓箭的使用也達到巔峰，繼而衰落下去。英法百年戰爭期間，英國的弓箭手會使用一種五英尺長（約1.8米左右）的紫衫木弓，這種長弓每分鐘能連發10-12枚長1碼、射程200碼的箭矢。法國的封建主裝備厚甲，試圖以集團衝鋒的方式打垮英國弓箭手，結果反被射得人仰馬翻，後隊被前隊牽絆，攪合成一片。英法百年戰爭中規模較大的幾次會戰，如普瓦提埃、克萊西和阿金庫爾會戰，均以英國弓箭手集群行動大獲全勝告終。法國騎兵則因難以衝破英國箭雨，逐漸被時代淘汰。此後法國人吸取教訓，轉而發展炮兵部隊，才實現了對英國弓箭手的有力壓制，並以此收復了北部失地。在這之後，連英國人自己都拋棄了弓箭，使其變成鄉紳貴族內部一種純粹的體育活動。人類歷史已進入熱兵器爭雄的「火藥時代」。

明清易代戰爭中，後金或清代習慣強調自己在騎射方面的優勢，如薩爾滸之戰中女真人便以弓箭僥倖擊敗了裝備火銃的明軍，不過，這一次明軍的失敗主要是由於兵力分散，又遇下雨多霧的惡劣天氣，影響了火器的發揮，並非火器不如弓箭。

明代紅夷型火炮。來源/中國人民軍事革命博物館

在努爾哈赤進攻寧遠的戰役中，後金軍便被明軍的「紅夷」大炮狠狠上了一課。此後皇太極即位，積極引進明軍火炮技術，並有意識收編降人，組建了漢軍八旗，命其為步騎兵進攻時提供火力掩護。在大凌河戰役和最關鍵的松錦之戰中，清軍（皇太極此時已改國號金為清）都利用火炮實現了對明軍的火力壓制，連明將祖大壽都感到不可思議，繼而喪失守城信心。

清鐵鏃弩弓箭。來源/故宮博物院

清軍在熱兵器使用上嘗到了好處，在入關以及維護國家統一的戰爭中均大量使用火炮，並取得不俗成績。但是和元代統治者用心相似，康熙及其之後清代皇帝很少談火炮與火銃對其立國的巨大作用，而仍選擇弘揚「國語騎射傳統」。如雍正帝稱「本朝開國以來，騎射精熟，歷代罕有倫比」。乾隆帝稱「我國家世敦淳樸，所重在國書騎射，凡我子孫，自當恪守」。面對英國使節馬戛爾尼向其展示連珠槍、榴彈炮和軍艦模型等新式武器，乾隆帝嗤之以鼻，不屑一顧。嘉慶帝也稱「我滿洲根本，騎射為先」。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乾隆皇帝射獵圖》軸，作者/郎世寧等，來源/故宮博物院

清代君主這麼做，未必是真的把弓箭當作戰場上的決勝武器，而是希圖以此來抵制漢化，以免喪失其文化特性。除此之外，也能防止火器技術被漢人熟知，從而威脅其統治。但從實際效果看，清代皇帝對弓箭文化的刻意堅守不但未能讓其命數維持千秋萬代，反而錯過了在槍炮使用上取得革命性飛躍的歷史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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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作者李文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