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人的事實：根據厚生勞動省2019年的一份報告，92%的日本人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這似乎和另外一個事實相牴觸：近40%的日本勞動力是兼職或臨時工，比普通公司職員工資更少，也更容易被裁員。重點似乎是人們自我感覺良好，覺得自己是中產階級，或者說他們想要覺得自己是中產階級。
然後2020年帶著COVID-19一起到來了，Spa！雜誌提出了一個非常符合這個年度大事件的問題：中產階級是在消亡嗎？
中產階級很顯然在衰弱。雜誌的頭條標題是：「貧窮中產階級的絕望」。就拿「Kazuki Saito」來說吧(本文中所有名字均為化名)。他今年40歲，從事房地產。他在疫情前的年收入有6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8萬元)——加上獎金和其他福利——妥妥的中產。賺這些錢並不輕鬆——每個月光加班就要加80小時。他多希望現在也能和那時候一樣。但是他現在要遠成辦公，所以也沒加班費這一說了。他的年收入縮水到了4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5萬元)。他問道：「我的房貸怎麼辦？我孩子的學費怎麼辦？」
44歲的「Yuki Ota」是男裝連鎖店的一名店長。他原先600萬日元的年薪下調到了45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8萬元)。不僅如此，他永遠不知道裁員什麼時候會裁到自己頭上。業務不景氣，大批的銷售人員被裁掉，估計沒多久就要輪到他了。
失業將會是毀滅性的。他是名單身爸爸，兒子只有7歲。假如他帶著兒子住回到秋田縣的老家怎麼樣？那裡的生活成本很低，他拿到的失業保險金將將能覆蓋住開支。另一方面，他的兒子剛開始在學校交到朋友；逼著孩子和他一起換地方重新開始有點太殘忍了。他的前妻在周末時會照顧兒子。她是兼職，自己也不富裕。
他說：「我不想讓兒子覺得他老爸很窮。」
他多少找到了個解決方案：在下班後及周末時，他會兼職著幫UBER EATS騎自行車送外賣。「單身父親干這個很合適。我會在家附近送外賣，就可以時不時的照看他。周末時我會帶他一起送外賣。他就坐在我自行車後面。我們稱之為『旅行』。」
38歲的「Minan Hirakwa」熱情高漲的走進2020年。她老公從事金融行業，每年收入有7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44萬元)，未來可期——她決定是時候把上小學的女兒轉學到私立學校了。倆人經過商量達成了一致，就給女兒辦理了轉校。後來的事兒我們都知道。疫情襲來，她老公的年收入掉到了55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4.5萬元)，女兒第一年的學費是85萬日元(約合人民幣5.3萬元)。辦法似乎很簡單明了——把女兒轉回公立學校。簡單但是不太容易接受。就算自己再苦，也得讓女兒繼續上私立學校。
面前是崇山峻岭。他們開始削減開支，搬到了小舊的公寓里，租金從每個月9萬日元(約合人民幣5650元)減少到了6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760元)。新住處又擠又破，但是沒關係。他們在跳蚤市場上賣掉了自己的值錢家當——老公的高爾夫球桿，自己的名牌包包。他們覺得這樣就行了嗎？他們錯了。
Hirakawa當了8年的全職太太。她下定決心回去工作。她在家附近找到了一份食品加工廠的工作。大多數雇員都是外國「實習生」——Hirakawa覺得這是好事兒；在這裡她不用擔心會遇見女兒同學的家長。由於既沒技術也沒經驗，她經常犯錯，還不得不對越南上司劈頭蓋臉的訓斥下卑躬屈膝。她咬緊牙關。「都是為了孩子，」她不斷的對自己說，「這一切都是為了孩子。」
真的是這樣的嗎？夜班的工資更高，所以Hirakawa選擇上夜班。「最近，我每天只能陪女兒幾個小時，」她告訴Spa！說，「但疫情過去以後肯定一切都會好的吧？」
這是所有人都期待的。
本文譯自 JapanToday，由譯者 Diehard 基於創作共用協議(BY-NC)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