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數智時代的信任「魔方」 | 社會科學報
▋中國式現代化
基於數據的數字化未來已經悄然而至，而數據智能化與智能數據化所匯聚而成的數智技術因其擬人性、交互性、自我性等技術特性促逼著對傳統信任的審視。因此，面對數智技術的高度滲透與無限親密，該如何構建高度信任的技術社會，如何理解新技術背景下的信任生成方式與表征形式，如何提升人民生命質量，成為了關乎技術與人類未來的重要問題。
原文 ：《數智時代的信任「魔方」》
作者 |上海人工智慧實驗室、上海交通大學數字化未來與價值研究中心教授 閆宏秀
圖片 |網絡
信任作為一個古老的話題，一直被津津樂道。伴隨人類社會的不斷技術化，技術成為了關於信任的認知與構建的一個變量。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安東尼·吉登斯基於脫域的視角來分析「走出家門、坐上一輛汽車」時，描述了技術、風險與信任之間的內在關聯，即接受技術意味著在信任的同時也接受了風險。面對技術的發展，恰如尼古拉斯·盧曼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表述：「人們應當期望，信任作為忍受技術在未來將帶來複雜性的一種手段，人類對其的需求將與日俱增。」因此，從技術發展的視角來看，其是一個在消除風險并力求確定性的過程，而信任作為應對風險的一種有效方式必將是人類的一個必選項。
信任成為數字化轉型的難點與痛點
可信計算、可信人工智慧、網絡安全等技術的發展進一步體現了技術與信任之間的互相轉換，並不斷拓寬著信任的邊界以及關於信任的主體反思等。近年來，可信、可控、可靠等成為了企業、政府等制定規劃、政策與規範的高頻詞彙；技術維度的安全與可控也逐漸成為了公眾理解信任、形成信任的一個重要變量。來自企業、機構、政府等關於數字信任狀況的調查報告、研究報告一方面顯示了信任在當下的重要性或曰不可或缺性。如要釋放數據潛能，就離不開數據的共享，而共享的一個前提條件是信任。如果說信任是維繫人類社會運作的一個重要元素，那麼，數字信任就是促進數字化轉型的催化劑，更是構建數字社會的基石；另一方面說明了信任問題的嚴重性，雖然詹姆斯·布里德爾（James Bridle）所撰寫的《新黑暗時代：技術與人類未來的終極》一書被視為數字時代的卡珊德拉式寓言或許有點言過其實，但其將人類對不透明代碼的信任視為新黑暗時代的特點之一，以及由這種信任所引發的諸多問題則尤為值得深思。在日常生活中，諸如如隱私泄露、AI換臉、數據濫用、算法霸權、大數據殺熟、技術黑箱、數據傲慢、數據管理的碎片式僵化等現象對現有信任體系的衝擊引發了人際信任、人對技術信任的新問題，已經成為了數字化轉型進程中的難點與痛點，並引發了關於信任的熱議。
重視技術信任的頂層邏輯及權重
數智技術作為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的融合，其對人類的深度數據化、數據的日漸智能化，以及人類智能與人工智慧二者之間的結合使得數智時代成為人類社會形態的一個重要特徵。在當下，數智技術正在以疊加的方式呈現出某種燃爆效應，從本體論與認識論的層面衝擊著信任的生成方式與表征形式。其中，本體論的層面是指數智技術所構成的數字社會成為了信任產生與存在的環境。如數字孿生、數據自然界的出現將信任置於一種前所未有的場景之中。認識論的層面是指數智技術成為了人類認識社會、認知自我與體驗生活的一條重要途徑。如人類通過量化自我的可穿戴設備和App等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運動狀態，乃至對自我及他人身份的確認，數字生活、數字彼岸、來世在線生活等的出現則正在衝擊著人類現有的生死觀念。因此，關於信任的認知與構建信任的路徑已經從認識論的意義上發生了變革。
進一步而言，需要以上述兩個層面的變化作為宏觀背景，來反思數智時代信任的生成方式與表征形式。就生成方式來看，雖然技術早已經成為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人對自身的信任的一個媒介，但相對於傳統技術而言，數智技術的智能化、湧現性、自我生成性等使得技術對人類的影響已經從外在走向內在。特別是伴隨通用大模型的發展，作為媒介的技術已經呈現出規範、導引、嵌入甚或植入到人類行為之中的趨勢。因此，在這樣的情形下，就信任作為委託者（人）與受託者（人）之間的一種關係而言，由技術生成的信任將呈現上升態勢。即使在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生成中，伴隨信任生成的數智化，基於信任是A相信B具有完成某事或某個任務能力的立場出發，當數智技術具有完成的能力時，通過技術背書信任將成為一種新常態。就表征形式來看，基於生成過程中的技術背書現象，信任的數智化是信任表征的一種新樣態。當通過技術方式實現數據來源的可信判別、身份認證的安全可靠、數據使用的可控、隱私保護等將信任予以某種呈現時，信任的技術化就已經悄然開啟，並進入到對人的信任之中。然而，雖然技術的穩健性可以有效促進數智時代的信任，但信任本身的可被技術化並非是指信任僅由技術決定。恰恰相反，數智技術特性使得人類在必須承認技術作為一個信任變量的同時，更應重視該變量的頂層邏輯及其在信任中的權重，有效釐清技術信任的界限，高度關注信任相關方的協同性。恰如2023年4月，國家網際網路信息辦公室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年）》所寫，將數字化發展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亟需提升作為數字中國發展面臨的挑戰之一。
因此，上述現象使得數智時代的信任類似「魔方」一樣，既需要單面的統一性，如以數智技術各個代理或曰各個節點之間信任的構建來確立相關方中的一方如技術模塊的信任，又需要整體的協同性，如需要通過人類對信任的認知等其餘模塊的有效即時切換來構成多面的和諧；既需要靜態的穩定性，如以某技術產品的確定性、人類信任的道德基礎等來形成信任的某種確定性，又需要諸如通過信任相關方的協商與合作等的動態調整來構成信任的系統完整性；既需要打破同一顏色的暫時穩定，如通過打破傳統的人機（技）信任範式來謀求系統性的整齊度，又需要從整體的視角即數字時代的信任宏觀規劃來指引各個模塊的變換邏輯。易言之，在數智時代，由技術的可信度、信任的技術化、多元的信任主體、人類信任等所構成的信任「魔方」既不是雜亂無章的色彩交織，也不是單一色彩的孤芳自賞，而是多元動態的整齊與和諧。
（本文由國家重點研發計劃NO.2022ZD0160103資助）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71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王立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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