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來說，皇家物品、藝術家名作作為收藏品，對觀眾而言更有吸引力。人們去博物館觀看展，總會有比較高的期待。但是勞弗卻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他收藏的很多看上去不太高檔、當時並不稀有的東西，反而為今人保存下了豐富的民間文化素材，讓人們可以了解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 ]
當今是提倡學習知識的時代，人們去博物館、美術館看展品，都想了解展品背後的究竟。僅僅一兩個故事很難讓人滿意，凝固動輒百年歲月、橫跨東西方文化的展品，會讓人有更強烈的求知慾。
但並不是每個學者、收藏家、考古學家都以推崇寶貝為唯一愛好。100多年前，一位名為伯特霍爾德·勞弗（又譯「勞費爾」）的德裔美國人類學家來到中國，他廣泛學習了中國多個地方的方言，了解普通中國人的生活，買下了大批當時中國人使用的東西。他還使用當時尚在萌芽階段的錄音設備，在中國錄下了民間戲曲等各種聲音。
1902年，勞弗把在北京收來的皮影寄回紐約，收件人是「美國人類學之父」弗朗茨·博厄斯，後者是這趟中國旅程的策劃者。在信中，勞弗告訴博厄斯：「（皮影戲）在中國北方將很快成為歷史，我想我在最後一刻搶救了它們。」
最近，《77街的神龕：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裡物的靈韻與人的故事》出版，作者薛茗是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工作的人類學家。在這座博物館二樓的亞洲民族學館中國展櫃里，「中國戲劇」部分展出了勞弗收來的皮影，其中包括一組《西遊記》師徒四人的皮影。
一般來說，皇家物品、藝術家名作作為收藏品，對觀眾而言更有吸引力。人們去博物館觀看展，總會有比較高的期待。但是勞弗卻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他收藏的很多看上去不太高檔、當時並不稀有的東西，反而為今人保存下了豐富的民間文化素材，讓人們可以了解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
大洋彼岸來的年輕人
19世紀末，隨著一些商人在東亞進行開發活動，美國人對東亞的興趣越來越大。人類學家博厄斯想為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搜集亞洲藏品，把東亞文化納入他的人類學研究框架。他也開始感受到，東亞的「傳統」文化正在迅速被西方文化衝擊和替代。時間緊迫，1900年，他說服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館長莫里斯·傑瑟普，建立了東亞委員會，為實施長遠的亞洲研究和收藏計劃鋪路。
博厄斯認為，「尊重」是收集中國藏品的基調之一，他希望未來西方公眾能通過來自中國的藏品，了解中國文化的複雜性，接觸中國的技術、藝術和社會特徵。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於1900年底依靠猶太富商雅各布·希夫捐贈的18000美元（今天約合60萬美元），開啟了為期3年的中國遠征計劃。
勞弗就是這個計劃的執行者。他在柏林大學讀書時就接觸東方語言，23歲在萊比錫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時，已經學過包括漢語、藏語、滿語、蒙古語在內的十種東方語言。雖然不是學人類學出身的，但勞弗早已嚮往中國，對古籍、書畫尤其感興趣。1901年8月，27歲的勞弗帶著3000美元經費，坐船獨自抵達上海。
勞弗留下的資料很多。薛茗看過他與博厄斯之間的幾百封通信，都在對收藏、研究作學術討論，從中可以看出他對收藏物品的認知與常人的設想大相逕庭。1901年8月30日的信是勞弗從上海寫給博厄斯的第一封信，其中提到，到上海之後的10天裡，他就收集了「裁縫用的剪刀、繡娘的剪刀、割煙燈燈芯兒的剪刀、修腳刀、訂書錐子等」，對紡織品、成衣和手工藝品更是挑花了眼。
當時中國古玩市場已經非常發達，蘇州的一位寇先生對勞弗說，他家的一對青銅大鼓「是漢朝的老物件」，又拿出一對銅鼓來給他看。但勞弗對贗品製造、甄別和黑市交易有所提防，經過仔細對比研究，包括一次不打招呼「突襲」寇先生家，他最終買下了這四隻銅鼓，寄回了紐約。
勞弗收下精美的蘇繡、寧波的木劍，出沒於古玩店、當鋪、文人聚會和寺院，學習賞析書畫作品、鑑定題跋和署款，尋找大學時代聽說過的藏文經碑。勞弗能夠閱讀中文古籍，學語言的能力也非常強，很快融入當時的中國社會中。
1901年12月，勞弗來到北京，待了一年。他逛廟會、訪寺院、探官窯，還去了承德。他用蠟桶留聲機為戲班子錄音，很機智地設法用兩台留聲機錄下完整的一齣戲。兩年間，勞弗用這樣的方式，在中國錄了502卷蠟筒錄音。其中399卷現存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餘下的在柏林。
2019年，民族音樂學者、「中國音網」總編魏小石組織了中央音樂學院、清華大學和印第安納大學的檔案館合作立項，把勞弗錄下的聲音數字化，並讓其「回歸中國」，出版了《百年前的中國音聲之美》（包括英漢雙語版檔案試聽網站、畫冊和CD）。在2019年4月的分享會中，魏小石等人展示了由勞弗錄音的1901年上海秦腔、灘簧戲、京劇片段，1902年北京鼓詞、單弦、民歌等。
民族音樂學家喬建中認為，「勞弗特藏」以集成方式保存了20世紀初期流傳於中國的十餘個樂種和多種方言的口頭表現形式。上海錄音記錄了當時吳語民歌等多種傳統體裁的存續狀態，讓人重溫當年上海灘精彩的民間曲藝氛圍。北京錄音大多錄製於現場表演，部分唱詞在後來存世的曲藝資料中難覓蹤影，展現了小調民歌被納入京津地區曲藝表演的早期面貌。二胡的器樂形態在當時已經有了即興表演和自娛自樂的性質。「勞弗特藏」錄下的器樂片段，遠早於對劉天華和阿炳的錄音。
在後人的幫助下，勞弗實現了他對博厄斯所說的，搶救一批中國文化的物質與非物質遺存。1902~1904年，勞弗先後到上海、漢口、西安、天津、山東，又以高強度的工作考察考古發掘現場、古玩市場等，跟農民學習打農具、種地，記錄了瓷器和玻璃製造工藝。
從勞弗身上看文化自省
薛茗說，勞弗筆頭很勤，但是很少寫日記。除了跟博厄斯不斷通信，敬業地彙報工作、討論問題，他還為每一件收來的藏品寫詳細的記錄。薛茗在書中寫到，勞弗性格堅毅，「魔鬼般敬業」，可以一邊忍受拉肚子的痛苦，一邊連續十幾個小時騎馬訪問杭州的名勝，到寺院給石碑做拓片、訪問僧人了解故事。他扛著行李蹭牛車、驢車，甚至自己推手推車、步行在內地遊走。當時，勞弗在中國也許感受到了某種緊張，覺得時不我待，他到北京的時候，帝都已經受到過八國聯軍戰火的侵襲，他還收藏過一張慈禧重返紫禁城的照片。
薛茗對勞弗的心態很感興趣。「我查檔案慢慢還原這個人，想像他當時是以什麼樣的心理狀態接近中國文化。當時的勞弗是一個投身遙遠異文化的西方人，現在的我作為一個來自中國的研究員，跟他有著相似的路徑。我們都是時間上的一個遠征者。」
薛茗認為，現在的人類學研究，比勞弗當時已經精進很多，但是國內的出版社介紹勞弗時仍把他當成一位漢學家。對漢學家這個詞，大家會有模式化的認識，尤其是勞弗那個時期，還容易和「東方主義」這樣的視角聯繫起來。「但是勞弗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於，他不想當漢學家，也不承認自己是一個漢學家。」薛茗說，「勞弗一生都在身份認同上面搏鬥，他想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遠征再辛苦，他也特別開心。現在來看，他的很多收藏是超前的，超出他所在的時代。他是一個不適合他那個時代的人。」未來薛茗想有機會再做一個「雙向對視」的研究，當年勞弗來看中國，中國也可能有一些有心人在收藏西方的東西，這就可能形成一種有趣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