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北部地區位於帕米爾高原以南，與我國新疆西南部緊密相鄰。境內橫貫喀拉崑崙、喜馬拉雅兩大山脈，吉爾吉特河與印度河在此會合。這裡地勢高峻，到處可以望見終年積雪的峰巒和晶瑩奪目的冰川，只有深邃的峽谷可供人們交通來往。印度河上游水流湍急，兩岸陡絕，至今仍普遍使用鐵索橋渡河，人行其上，目眩心驚，這就是我國古代文獻中號稱為「懸度」的天險。
但是，在漢唐之間，當絲綢之路興旺時期，這個地區曾為中國通往中亞、西亞和南亞的一條交通要道的樞紐，政治使節、商旅僧徒，絡繹不絕，沿途留下了許多遺蹟和題記。
在喀喇崑崙公路沿線和主要河流的交匯處，發現了大量時間跨度極長，彙集著多文種題刻和宗教圖像的岩刻，證明了現代喀喇崑崙公路所經路線，從遙遠的古代起就是一條「公」路。攝影／陳業偉 @中國國家地理
自唐中葉(公元八至九世紀)以後，這條道路逐漸衰落。一千多年來，這裡成為世界上著名的「神秘」地區，長期與外界隔絕，古蹟亦被堙沒。直到本世紀六十年代，巴基斯坦人民與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協力合作，修築了長達八百多公里的國際公路，才使這個閉塞地區得以重新向外界開放。
這條喀拉崑崙公路，又名中巴公路，北起我國新疆的塔什庫爾干，越過海拔四千六百多米的紅其拉甫山口，進入巴基斯坦國境；然後沿洪扎河、吉爾吉特河和印度河岸南下，止於伊斯蘭瑪巴德。沿途所經地形之險峻，工程之艱巨，在公路建築史上是空前的。在兩國人民英勇奮鬥下，歷時十五載，始得竣工。這條公路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確可以當之無愧。
其路線與古代絲綢之路的罽賓道大致相符，在修築過程中，沿途許多地方都發現了古代行旅在岩石上所刻畫的題記，此外還發現了大量不同時代的岩畫和其他文字題刻。為此，巴基斯坦伊斯蘭瑪巴德真納大學的達尼教授(Ahmad Hasan Dani)和西德海德堡大學的耶特馬爾教授(Karl Jettmar)一道組織了一支巴基斯坦——西德聯合考古隊，從一九七九年起，對喀拉崑崙公路沿線的岩刻進行了三年多時間的考察。他們調查、整理了大量的資料，這些資料不僅對於研究巴基斯坦北部地區的歷史，而且對於研究整個中亞地區的歷史、對於研究中國古代與中亞、西亞、南亞交往的歷史，都具有極其珍貴的價值。
岩刻題記的文字種類很多，數量較大者有婆羅米文、佉盧文和粟特文等，特別使我們感興趣者是其中還有漢文和吐蕃文。
巴基斯坦為了推動世界各國學者共同研究這批寶貴的考古文物資料，於一九八三年九月下旬，在其北部地區的首府吉爾吉特召開了一次由達尼教授主持的國際學術會議，稱為「喀拉崑崙文化會議」。
應邀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亞、歐、美三洲十六個國家(包括巴基斯坦本國在內)的學者一百餘人。會議期間，全體與會者沿喀拉崑崙公路作了科學考察性的旅行，起自伊斯蘭瑪巴德，止於中巴邊境。我有幸出席了這次會議，因而得以在考察途中著重查勘了岩刻中的漢文題記。現將個人所了解的情況略作報道，並對其中最重要的一處、即具有「大魏」國號的使者題記進行初步的探討。
印度河上遊河谷岩刻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Karl Jettmar
@中國國家地理
喀拉崑崙公路沿線古代岩刻中的漢文題記，迄今僅發現四處。
第二處漢文題記位於上述地址以東不遠的契拉斯(Chilas)。契拉斯是一個山間盆地，印度河由東往西，橫貫其中。這裡的居民點分布較多。河岸兩旁均有許多岩刻群，南岸尤多。按考古工作者的編號，其東端剛剛進入契拉斯盆地的峽口南岸岩刻群被稱為「契拉斯一號」。喀拉崑崙公路從這裡穿過，路北面向河灘，路南依傍高崖，兩邊都有大量岩刻。漢文題記刻在路南山坡較高處的一塊岩石上。這一處題記僅兩行，直書，似共計五字，其中兩字模糊，不可辨。右行三字為「張如」，左行二字為 「高」。應系兩位旅行者留下的姓名，別無其他內容。字體正方，筆勢在楷、隸之間，就書法推測，其時代最晚不至隋唐。
第三處題記位於契拉斯盆地印度河北岸，地名塔勒潘(Thalpan)。該處岩刻群與南岸之契拉斯岩刻群隔河相對。漢文題記在「塔勒潘四號」，僅兩字。其側旁為窣堵波圖形。因此處不在我們的考察路線上，故未經目睹，不得其詳。
第四處題記，也就是最北的一處，為本文所要著重討論的內容。這一處題記位於距離中國邊境不遠的洪扎河畔。洪扎河發源於中巴邊境的冰川，向西再向南流至一個名為哈勒德伊基什(Haldeikish)的地方，復向西折流，穿過一個峽谷，便進入舊日號稱洪扎王國的一個土邦的中心地區(洪扎王宮所在地今稱為巴勒提特)。在哈勒德伊基什附近，洪扎河南岸石崖高聳，為過去洪扎王家行獵時舉行祭典的場所，故名「洪扎靈岩」(Sacred Rock of Hun-za)。這裡的岩刻數以千計，內容至為豐富，其時代大約上起公元前一世紀，下至公元後十五世紀。題記中有大量貴霜帝國時期的佉盧文銘詞和笈多帝國時期的婆羅米文銘詞，還有不少粟特文題記(個別題記中夾雜吐蕃文字)。這些資料揭示了許多前所未知的歷史事實。這一處漢文題記刻在喀拉崑崙公路一段支線路北臨河的岩石上，在考石編號中屬於「洪扎靈岩二號」岩刻群。
題記所刻的岩石高約數丈。刻紋深而不寬，像是用尖銳的金屬器鑿刻的。文字直書，一行十二字，大部分字跡清晰，其詞如下：
「大魏使谷巍龍今向迷密使去」
漢文題記：
「大魏使谷巍龍今向迷密使去」
「谷」字較其他字形為扁，其上端岩面破損，也可能為「容」字，但無確證，故仍以釋「谷』』字為妥。「今」字僅存「 」，中間破損，除「今」字外，別無他字可當。「密」字下半已漫漶，上半頗清晰可辨，因「迷密」系地名，見於史籍，故可確認。「去」字據照片似不清楚，但我曾就岩刻本身捫辨，亦可確定。其餘各字均無疑問，不待贅釋。
詞義至為明了，「谷巍龍」為魏朝使臣姓名，「迷密」為其出使之目的地。這行題記是該使者路過此地時隨意刻下作為紀念的，非正規性的銘詞，故無紀年及其他內容。谷巍龍之名亦不見於任何史籍。
字體雖系楷書，筆勢略存隸意，風格古樸，結構真率。
在題記的「龍今」二字右邊有一行橫書的婆羅米文，其左端的字母壓在漢文之上。顯然，漢文的題記必定早於這行婆羅米文題記。據達尼教授的考證，這行婆羅米文題記屬於笈多帝國時代，即大致在公元四世紀後期至六世紀中葉之問。換言之，漢文題記的年代下限亦不得晚於公元六世紀中葉。
在這個年代下限以前，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可以自稱「大魏」的王朝，其一為三國時代的曹魏，其另一為南北朝時代的拓跋魏。兩代魏朝都曾派遣使者赴西域諸國，其使者都可能路經洪扎河畔。從字體上亦難以判斷這處題記究屬曹魏或拓跋魏，因為這種略帶隸書風格的楷書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時代都可能習見。但是，為我們解決這件題記的年代提供線索的是「迷密」這一地名。
按「迷密」這一西域國名的譯稱，始見於拓跋魏時期，此前任何有關西域的漢文文獻中未曾出現過。《魏書卷四下·世祖紀第四下》記載，正平元年(公元四五一年)正月，「破洛那、罽賓、迷密諸國各遣使朝獻」。又《北史卷九十七·西域傳》云：「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一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峰黑橐駝。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山。出金、玉，亦多鐵。」今本《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傳》抄入《北史》此條，文字全同，惟「去代一萬二千一百里」作「去代一萬二千六百里」。按此當從今本《魏書》，《北史》「一百里」之「一」字乃「六」字殘缺轉寫之誤，說詳下文。
「迷密」一名亦僅見於拓跋魏朝。這個國此後雖與中國有著密切的關係，但卻不再使用這一譯稱。隋代已改譯為「米國」，見《隋書卷八十三·西域傳》。《北史·西域傳》既列「迷密國」，又別出「米國」，前條抄自《魏書》原本，後條抄自《隋書》。因李延壽不諳西域地理，不知兩名實屬同一地，故未予合併，而造成重出之錯誤。玄奘《大唐西域記》又將此國名譯作「弭秣賀」，而注云：「唐言米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西戎傳》未列「米國」條，但其名見於「康國」條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下》云：「米，或曰彌末，曰弭秣賀。」似隋唐以降，人們已忘記拓跋魏時對此國曾有「迷密」的譯稱了。
因此，我認為，「迷密」一名僅用於拓跋魏朝，而洪扎河畔漢文題記中之「大魏」應即指拓跋魏無疑。
迷密國遣使者來到魏朝，亦僅見正平元年一次，別無其他交往可考，故魏朝使者谷巍龍之出使迷密，似當在正平元年前後不久。
這裡有兩種可能性。其一，魏朝先遣谷巍龍使迷密，因而迷密即遣使者隨谷巍龍獻一峰駱駝於魏。這種情況是常見的。果爾則谷巍龍出使迷密當在正平元年以前，至少要早一兩年，因為往返途程即需一年左右，而迷密使者到達代都的時間是正平元年(公元四五一年)正月，然則谷巍龍赴迷密的時間不得晚於太平真君十年(公元四四九年)。按《魏書·世祖紀》，太平真君五年(公元四四四年)三月，「遣使者四輩使西域」。從此年至十年，未見另遣使西域的記載，故谷巍龍很可能即屬太平真君五年所遣使者四輩之列。自太平真君五年至正平元年，其間不過六年多時間。以代都至迷密道路之遙遠，當時交通條件之艱難，使者來往途中均需多處停留休整，則兩國通使之一往一返，按六年時間計，亦不為長。
另一種可能，即迷密使者先來，隨後魏朝遣谷巍龍送其使者歸國，這種情況也是常見的。按古代制度，一般情況下，外國使者不得在京都停留過久。如果谷巍龍系護送迷密使者歸國，其時間當在正平元年以後一兩年內，似應不晚於文成帝興安二年(公元四五三年)。
如上所述，無論屬於何種情況，我們將谷巍龍出使迷密的時間定在公元四四四至四五三年之間，大致是不會錯的。這段時間正屬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燾統治時期的晚年。當時北魏新平涼州，大破吐谷渾，又征服了鄯善、焉耆、龜茲等地，聲威大振。絲綢之路亦由此暢通，故中亞、南亞各國均與魏朝通使頻繁，迷密僅其一例。洪扎河畔魏朝使者谷巍龍的題記為當時中外關係的歷史留下了寶貴的記錄。
古代絲綢之路
此後，北魏與西域一直保持著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關係，至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這種關係更日益發展。有如《洛陽伽蘭記》所云：「自蔥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大家所熟知的宋雲、惠生之出使西域，啟程於神龜元年(公元五一八年)，上距谷巍龍之出使迷密，已有七十多年了。
值得我們特別探討的是谷巍龍所經行的路線問題。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需要簡單地說明一下迷密國的地理位置。
如前所述，迷密國即隋唐時代的米國。米國屬昭武九姓國之一，與中國有著密切的關係。該國胡人來中國者以「米」為姓，著稱於史籍者頗不乏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學者對於這個國的位置是相當清楚的。其地在康國(即今蘇聯境內之撒馬爾罕)的東南不遠。按「迷密」在古阿拉伯文獻中稱為Maymurgh。玄奘譯作「弭秣賀」似較準確，譯為「迷密」或「彌末」則略去其字尾之輔音，亦無不妥；至譯作「米」則系僅取其第一音節的省稱，並為了適合漢姓之故。
據古代阿拉伯地理學家的描敘，Maymurgh是撒馬爾罕城南一個地區的名稱，這個地區土地肥沃，林木茂密，村落棋布。《隋書·西域傳》云：「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新唐書·西域傳》「米國」條下亦云：「北百里距康，其君治缽息德城。」以上兩書均謂米國與康國相距一百里。
按《北史·西域傳》稱：「悉萬斤國，都悉萬斤城，在迷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悉萬斤國即康國，如前文所引，同傳載迷密去代一萬二千一百里，然則迷密與悉萬斤相距六百二十里。這個距離與《隋書》《新唐書》之說相差太大。但今本《魏書·西域傳》抄錄《北史》者，於悉萬斤國條與《北史》里數相符，而於迷密國條則作「去代一萬二千六百里」，是兩國相距僅一百二十里，與《隋書》《新唐書》之說相近。
由此可知，《北史》「一百里」之「一」字乃「六」字之誤。那密水即今澤拉夫善河(Zaraf-shan)。北魏時迷密國之都城迷密城當在今撒馬爾罕以東澤拉夫善河南岸，其國土則環繞撒馬爾罕之東南。唐代米國之都城稱缽息德城，似即迷密城。
關於缽息德城的位置，以前有兩說。一說以為在今Guma-a-Bazar，一說以為在今Maghin(或作Moughian)。但據馬小鶴同志最新考證，認為缽息德城應即著名的噴赤干(Pendjkent)遺址。其證據充分，立說堅實，可為定論。
米國屬昭武九姓國之一
谷巍龍從北魏的代都(今山西大同)出發，前往迷密(噴赤干)，而途中經過洪扎河畔刻題記之處，其所取之路線顯然不經過今新疆之莎車與塔爾庫爾干。如果遵循通常所認為的絲綢之路南道，西至莎車，復向西南折至塔什庫爾干，則必然直接往西，由克克吐魯克進入瓦罕走廊，再沿噴赤河去往迷密。這樣就不會由塔什庫爾干往南，繞道到洪扎河流域。根據谷巍龍的題記，我們推測，其所取的路線很可能是從新疆的皮山開始分道向西南，溯塔斯洪河而上，經吐孜拉克達阪，轉向西，至阿喀孜達阪，再沿今天的公路線，溯哈拉斯坦河，直至麻扎。由麻扎順葉爾羌河向西北，經阿拉薩勒，轉向西南，越過中巴邊境，至星峽爾，再沿星峽爾河往西，即至「洪扎靈岩」。這一段路程應即漢代通往罽賓、烏弋山離的舊道。
漢代的罽賓道是南道上的一條支線，這條支線不經過莎車，而是由皮山分道的。《漢書·西域傳》「皮山國」下云：「西南至烏秅國千三百四十里，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漢書》此傳對於「當道」或「不當道」交待得極為清楚，故上引文謂「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者，即指由皮山往西南為通往罽賓、烏弋山離之道路；而同時又雲「西北通莎車」，可見與通罽賓之道路方向不同，其分岔處當然就在皮山。
同傳「罽賓國」下引杜欽敘述漢朝歷次派使者護送罽賓奉獻者所經行的路線，尤為詳明。其文云：「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強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狹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蠑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杜欽又建議：「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按《後漢書·西域傳》亦云：「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所述路線與《漢書》同。
由此可證，兩漢時代通往罽賓的南道支線是從皮山開始的，並不經過莎車。漢代的皮山國在今新疆皮山縣。據《漢書·西域傳》，當時皮山國之西為西夜國，其地當在今新疆葉城縣西南谷地間；西夜國之西為蒲犁國，在今新疆塔什庫爾干縣城附近。西夜、蒲犁皆屬漢西域都護管轄，而杜欽謂自皮山通往罽賓，取道西南方向，經過四、五個不屬漢朝管轄的山間小國，可見這條道路不經過西夜、蒲犁，而是由皮山直接轉向西南，通過今天的中巴邊境，有如前文所述。這條路線必然要經過洪扎河谷。由皮山至洪扎河谷的這段道路也就是北魏使者谷巍龍所經行的。但過了洪扎河谷以後，漢代的罽賓道是向南沿吉爾吉特河和印度河上遊河谷，其路線與今天的喀拉崑崙公路基本一致；而谷巍龍則當由洪扎河谷轉向西北，取道契特拉勒(Chitral)，越興都庫什山，再渡阿姆河，向撒馬爾罕方向，去到迷密，其後一段路線與漢代的罽賓道便不相同了。
自洪扎河谷以南，喀拉崑崙公路沿線多處發現大量的岩刻群，其內容包含了許多旅行者的題記，這正好證明了這條道路即漢代以來的罽賓道。洪扎河谷的岩刻群是巴基斯坦北部地區最北一處岩刻群，此處岩刻之密集、內容之豐富、其時間範圍之長久，足可表明當地是古代交通線上的一個大站。我認為，這個大站就是漢代的烏秅國。
據前文所引《漢書·西域傳》與《後漢書·西域傳》可知，自皮山西南往罽賓，途中之一大站即烏秅國。《漢書·西域傳》記載：皮山至烏秅千三百四十里，又皮山至姑墨(今新疆阿克蘇附近)千四百五十里，兩段距離相差不大。按此比例估測，烏秅國的位置正好相當於洪扎河谷。
國內外學者對烏秅國的位置，歷來眾說紛紜，歸納起來，大致有烏萇(Uddiyana)、色勒庫爾(Sarikol，即塔爾庫爾干縣境)、阿克塔什(Aktash)、拉達克(Ladakh)、喀非利斯坦(Kafiristan)、巴達克善地區(Badakhshan area)和興都庫什山中某處等七說。我感到，所有這些說法，無一能與《漢書》的記載相符，或僅憑字音考訂而不顧地理實況，或雜引後出的文獻而不據《漢書》本文，故差錯很大，不足取信。岑仲勉力主烏萇說而對其他各說進行了反駁，他的反駁都很有力；但他以為烏秅即烏萇，且謂東晉時之烏萇國中心在今吉爾吉特，此地即漢代之烏秅。其說似仍未允。
按《漢書·西域傳》「烏秅國」下云：「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為室。民接手飲。出小步馬，有驢無牛。其西則有懸度……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雲。」當我在巴基斯坦北部考察時，發現吉爾吉特與此傳所描寫的「烏秅國」完全不符。
吉爾吉特是一個山間盆地，四周儘是大石山，草木不生，不能居人。居民都住在河谷平地，並非「山居」。田園也分布在盆地中，並非「田石間」。盆地內有吉爾吉特河與洪扎河會合，河岸很低，故絕無「接手飲」之必要。而洪扎河中游谷地，即洪扎王國的中心地帶，情況與烏秅國十分吻合。此處北面為科拉木山脈，南面為喀拉崑崙山脈的最西段。河谷狹窄，兩岸高峻，山上多林木草場。居民盡住在坡度很高的山凹里或臨河的高崖上，正符合「山居」之說。田地都開闢在山上，又與「田石間」之說相合。由於河岸陡峻，所以古代居民可能採取接手而飲的汲水方法。
從地名的語音上推敲，「洪扎」一詞很可能即由「烏秅」演變而來。按《漢書·西域傳》『『烏秅國」下顏師古注云：「鄭氏曰：『烏秅音鷃拿。』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秅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鷃拿耳，非正音也。』」按顏說是，『『秅」字與「拿」讀音相去甚遠，無由相通；「拿」或字誤 ，亦未可知。據顏氏注音，「烏」古讀與「鴉」同，「烏秅」當讀作azha(或ada)，「烏」與「鷃」是可以相通的(焉耆亦作烏耆，即同此理)，故azha(ada)亦可讀作anzha(anda)。由anzha(anda)轉為hunza更無問題。果爾，則今天的「洪扎」一名仍保存了古代「烏秅」的音讀。岑仲勉認為鄭氏所注之音「鷃拿」應與「烏秅」連讀為「烏秅鷃拿」，即「烏萇」(或譯作「烏仗那」)之原文Uddiyana的音譯。其立說甚巧，但在版本上無任何根據，恐未必然。
綜上所述，我們從《漢書·西域傳》所記載的烏秅國的位置、距離、自然地理景觀、居民生活狀況以及從「烏秅」一詞的讀音來推斷，這個山間小國應即在今天的洪扎河中游谷地，也就是北魏使者谷巍龍經過時刻下題記之所在。
當然，在谷巍龍出使迷密的年代，中亞地區的政治局面已與漢代大不相同。皮山國早在公元二世紀中已為于闐國所兼并。谷巍龍雖然仍走皮山的舊道，但此時應稱由於闐西南行。北魏時往中亞、南亞的旅行者大多取道于闐。宋雲經過於闐東捍𡡉城南大寺時曾見到此寺『『懸彩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想見魏朝內地人來到于闐一帶者為數甚夥。至於烏秅國在北魏時恐亦不復存在。這一帶地方當時的歷史情況尚不十分清楚，不知究屬於嚈噠人的勢力範圍或屬於其他統治者。「洪扎靈岩」的大量岩刻題記或將對此提供珍貴的材料。
文：馬雍
原載於《南亞研究》1984年第3期
附
托馬斯·霍爾曼：印度河流域的中國石刻銘文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cn/73vVyHgB9EJ7ZLmJOGm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