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儒法兩大思想派系相繼湧現，雖同志同歸一宗，都追求結束紛亂、統一安定，但在諸多觀念上存在巨大分歧。儒家主張人性本善，法家則認為人性好利；儒家奉行分封制度，法家主張郡縣制；前者重道德教化，後者推行行政賞罰。人性觀念的衝突反映在現代西方政府管理理論中，儒家觀點與「社會人」假設契合，法家觀點與「經濟人」假設相符。儒家側重德治，通過道德教化以穩定國家局勢，法家則以法治為主，主張通過法律的懲罰來規範人的行為。
在制度改革觀點上，儒家相對保守，主張模仿前朝政治模型，保持穩定，但這種模仿在變化不斷的社會面前難以適應，缺乏創新。相對而言，法家更積極，主張不受古制約束，勇於面對新問題，提倡制度創新和發展，注重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促進變革和發展。
儒家強調「仁政」、「德政」，主張君主與官員以德治國，以道德教化導向人民，旨在化解政府與民眾矛盾，確保社會穩定，追求太平盛世。其治國思想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忠君報國，倡導言傳身教，樹立道德楷模，通過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確保國家長治久安。
相比之下，法家以「法治」為主導，注重製定法律規範，通過法律約束惡行，但在實踐中也暗示著一些例外。在其推行「法治」過程中，政府需取得強大的皇權支持，通過運用權術或謀術來獲得實權。儘管古代法治初步包含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雛形，但實際上，君主、權貴、地方政府往往能夠凌駕於法律之上，免於約束。
在人才選拔方面，儒家看重品行和道德，通過科舉選拔以德行和文學造詣為標準的官員，重視忠孝禮義的培養。法家則更注重實用性，推崇技術官僚型官員，以其專業技能和能力為選拔標準，不拘泥於傳統文學取士制度。
張九齡和李林甫代表了儒法兩家思想在管理中的衝突。張九齡以儒家思想為準則，以忠孝為首要標準，倡導遵循宗法制度，堅持忠孝道義，對待案件、人才選拔都秉持儒家的政治理念。而李林甫則更注重法家的法治思想，對待案件更趨向嚴格的法律邏輯，對人才選拔更著重於實用性，注重人才的技術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