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立地（《新青年》編輯部）舊址內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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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6月，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在老漁陽里2號開會，決定建立黨組織，同時起草了具有黨綱、黨章性質的若干條文；8月，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上海正式成立，根據李大釗的意見，定名「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由陳獨秀擔任書記。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於2016年6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提及「上海的組織一開始就叫中國共產黨」。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五四運動」孕育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偉大精神，在多方面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立作了準備。在「南陳北李」的積極推動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於一年之後應運而生。
「這個新紀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第一卷刊名為《青年雜誌》）在滬問世；他此時寓居上海白爾路吉益里（後為太倉路119弄）21號（原建築已不存），這裡也即編輯部。以《新青年》創刊為標誌，對中國現代歷史進程具有重要影響的新文化運動開始興起。
1916年冬，陳獨秀去北京，為出版工作籌集資金。不久，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決定引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陳獨秀接受誠邀，《新青年》編輯部在1917年年初北遷；至11月，李大釗也到校，翌年年初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陳獨秀時年38歲，李大釗時年29歲，兩人早先在日本就相識，他們頻繁接觸。1918年1月，陳獨秀召集《新青年》編輯部會議，對編輯方針和編務作重大調整，從第四卷第一號開始，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分期輪流編輯。運用《新青年》這個重要陣地，陳獨秀、李大釗等為迎接「德先生」（取自英語「Democracy」譯音）和「賽先生」（取自英語「Science」譯音）的到來，「狠打了幾次硬仗」（魯迅語）。
1919年4月6日，陳獨秀、李大釗創辦於北京的《每周評論》在「名著」欄目登載署名「舍」（成舍我）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無產者與共產黨人》關於綱領的一段。此前，李大釗在該刊發表了《新紀元》，指出：「從今以後，生產制度起一種絕大的變動，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這個新紀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我們的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我們應該趁著為一線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此後，陳獨秀在該刊發表了《綱常名教》，指出：「歐洲各國社會主義的學說，已經大大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並且成了共產黨的世界，這種風氣，恐怕馬上就要來到東方。」這可視為他們共同思考建黨問題之前奏。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法、美、日、意等國舉行「巴黎和會」；北洋政府因民眾的壓力，提出希望帝國主義放棄在華特權，要求取消「二十一條」和收回被日本所奪的原德國在山東的權利，遭拒後竟準備在和約上簽字。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在天安門集會抗議，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爆發。接著，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漢、九江、濟南、蕪湖等地工人舉行罷工或示威遊行，上海和各重要城市商界還舉行罷市，從而發展成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六三運動，運動中心移到上海。5月4日至6月上旬，陳獨秀、李大釗以《每周評論》為輿論陣地，積極支持學生的愛國鬥爭；還開闢「山東問題」專欄，揭露和剖析山東問題的交涉經過，及時總結運動的情況和經驗。李大釗輪值主編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則成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至此，在「五四運動」直接促進下，新文化運動發展到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主流的新階段。
在「五四運動」中，陳獨秀、李大釗密切關注最新進展，積極領導學生的愛國運動，還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在他們的帶動下，經「五四運動」的洗禮，一大批先進知識分子逐步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李漢俊、李達、俞秀松、陳望道等也在其列，後均成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主要成員。
1920年2月4日，陳獨秀應邀赴武漢，連續作了《中國存亡與社會改革的關係》等五次演講，湖北軍閥當局對他的言論大為驚駭，強令停止。2月7日晚，陳獨秀乘火車回到北京；京師警察廳接北洋政府密令，欲再次對他進行逮捕。李大釗獲悉後，決定親自護送陳獨秀離開北京，轉道天津，前往上海。李大釗雇了一輛帶篷騾車，沿途住宿等皆自己出面辦理，以免暴露陳獨秀的南方口音。途中兩人進行了更廣泛的溝通和交流，一起醞釀籌建黨組織，留下「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此後，他們為建黨工作保持著密切聯繫，成為黨組織的主要創始人。
「紅色使者」來到黃浦江畔
1920年2月中旬，陳獨秀返回申城，不久入住上海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新青年》編輯部也隨遷於此。他把樓上作為臥室，還安排一間書房；樓下客廳放一把皮面靠背搖椅，一塊小黑板上寫著「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旁邊的廂房，就是《新青年》編緝部。
1920年3月，李大釗等發起建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4月初，經共產國際批准、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國處派遣，維經斯基和兩位助手抵達北京，翻譯楊明齋（旅俄華僑）隨行。維經斯基是來華的第一位「紅色使者」，他的主要任務是「同中國的革命組織建立聯繫」，了解「五四運動」後中國革命運動發展情況和能否建立共產黨組織。李大釗很快與維經斯基會面，共同討論了建黨問題；還舉行座談會、演講會，邀請進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參加。
1920年4月下旬，經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一行來到上海。在老漁陽里2號，維經斯基向陳獨秀介紹了十月革命後俄國情況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狀況和經驗，還就中國革命問題交換意見，他們一致認為,中國已具備建立共產黨組織的條件。接著，由陳獨秀出面邀請陳望道、沈玄廬、李漢俊、張東蓀、邵力子、沈雁冰、陳公培、俞秀松、施存統等，在《新青年》編輯部或《星期評論》編輯部進行了多次座談。
1920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常開展學習和研究，籌劃建立黨組織的工作。那時，毛澤東由北京抵達申城，逗留兩月余，其間多次赴老漁陽里2號與陳獨秀會面，一起談論馬克思主義和湖南改造等；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記述，毛澤東在陝北接受採訪時曾對他說：「到一九二年夏，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當年，維經斯基起初下榻於上海南京路永安百貨公司內的大東旅社（今南京東路635號），後入住霞飛路716號（今地鐵13號線淮海中路站1號口西側，原建築已不存）。維經斯基開展活動時，以《上海俄文生活報》記者為公開身份。1920年8月17日，他曾致函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告知已在滬建立革命局，「由五人組成（四名中國革命者和我）」。維經斯基負責的革命局（也稱上海革命委員會），成員有陳獨秀、李漢俊、楊明齋等，下設出版處、情報鼓動處、組織處。
「上海的組織一開始就叫中國共產黨」
在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籌建期間，一些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已毅然投身到勞動界，啟發工人群眾爭取應有權益。如俞秀松於1920年3月從北京來滬，經李大釗介紹到由共產主義者主持的《星期評論》編輯部工作； 4月上旬，他又走進虹口東鴨綠路(今周家嘴路)35號半厚生鐵廠。1920年6月29日，《俞秀松日記》記述：「進厚生鐵廠二月多了，覺得現在工人底知識和思想太薄弱，非先施一種工人教育是不行的」「我進工廠的目的：（1）觀察現在上海各工廠底內容和工人底生活狀況；（2）觀察工人底心理，應該施什麼教育和交際的方法；（3）盡我底能力，於可能的範圍內，組織一個很小的工人團體」。他做工數月，在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同時，找機會同工友談話，還給工友講解《馬克思唯物史觀》。
1920年4月2日，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召開成立大會，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等出席。陳獨秀在會上作了題為「勞動者底覺悟」的演講，其中指出：「我以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 「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覺悟」「世界勞動者的覺悟，計分二步：第一步覺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覺悟是要求管理權」。他的這番慷慨陳詞，引得陣陣熱烈掌聲。
1920年6月，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在老漁陽里2號開會，決定建立黨組織，同時起草了具有黨綱、黨章性質的若干條文；8月，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上海正式成立，根據李大釗的意見，定名「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由陳獨秀擔任書記。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於2016年6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提及「上海的組織一開始就叫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立後，開展了大量工作，推動和指導了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立。
（作者系九三學社社員、浦東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