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國家制度的起源，容易產生一些模糊的認識：或者以為到秦始皇才建立了郡縣制。但其實秦始皇只是徹底地廢除了封建制，以越來越成熟的郡縣制來替代，秦始皇並沒有創造郡縣制；或者以為是秦始皇為中國確立了大一統的制度框架。但也有觀點認為，周代本身就是一個大一統的制度框架，只不過比較鬆散，採取了分封諸侯各守其土的封建制的形式。在吳國楨看來，甚至周文王就已經採取了某種中央集權的形式。
西周乃至堯舜時期的華夏政治體系到底是一個部落聯盟還是一個國家？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它與這樣一個問題聯繫在一起：中國國家的仁政傳統是怎麼起源的？
1、仁義和戰爭
在學習春秋戰國歷史的時候，戰爭的殘酷性和長期性令人震撼。同時，我們也會看到先秦的一些思想家——肯定是極有智慧的人——不停地向戰爭機器的領導人提出建議，希望他們能施行仁義。那麼，這種仁義和戰爭之間一定有某種契合關係。這也很好理解：對外戰爭和對內保護是一體兩面的。
如果說從堯舜開始的華夏政治體系本身就是一個一致對外的聯合體，那麼，外部壓力越大，它就越可能是一個國家。具體來說，有兩種機制使得戰爭不能排斥仁義：農耕和農戰這一套關於中國國家起源的解釋，包含了中國為什麼會這麼大，以及這種國家內在的文明性。
這一套解釋和趙汀陽在《惠此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一書中的解釋不同。趙汀陽的解釋是由外而內的「漩渦」模型：中原是一塊周邊勢力都想得到的寶地，其動機並不主要是因為物質方面或者區位因素，而是因為周邊勢力仰慕這裡的文明。由於這個文明感化的範圍越來越大，參與逐鹿中原的力量越來越多，中國也就越來越大。這裡的解釋注重從物質利益的角度出發，且是由內而外的。
2、農耕文明的時空脆弱性
程念祺在解釋中國國家的起源時，給出了一個別具一格的說法——他強調農耕文明的脆弱性。農耕文明和歐洲注重畜牧業的文明相比而言，具有時間和空間上的脆弱性。耕作活動的地點固定性、空間開放性和時序穩定性使得耕作活動需要在一個十分安全的環境中才能持續。只有在和平的環境中，才能踩住每一個時間點完成耕作程序，最後獲得收穫。
可是，敵人總是存在，為此需要形成一個有效的防禦共同體，讓外部的「蠻夷」安穩。《尚書·堯典》寫道：「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食哉惟時」，按時節生產才有食物。在堯舜禹、夏商時期曾經存在過大小萬邦相安無事的狀態，體現了這個防禦共同體的有效性。這樣的防禦共同體及其周邊關係，就是「天下」，所以，中國的政治史從一開始就有一個整體作為邏輯和歷史的起點。
一旦默契和信任被破壞，就只能採取征服的手段建立秩序，用武力征服替代相互信任，一種王道的社會秩序也就無法復生。既要防禦遠方的敵人，也不再信任附近的鄰居，必須征服他們，直到天涯海角，形成了一種基於霸道的秩序。侯外廬的看法是，西周的所謂分封本質上是一種分頭建設所占領地區的舉動，每到一地必定要修築城池，依託城池統治周圍的鄉村土著。因此，西周是一個「城市國家」。
隨著時間的遷移，人民逐漸順從，這種所占領地區可以成為內省，城鄉關係也可以改變。對於這一點，我們從漢代的封建制向單純郡縣制的演變可以看得很清楚。封國都位於外圍，這裡的人民漢化不足，統治困難，需要建立自治的地方政府，時間夠長之後，就實行削藩，建成單純郡縣制的國家。但是，農耕文明的時空脆弱性始終存在，我們可以從漢族面對游牧民族的百般無奈中理解到這種脆弱性。所以，無論多麼強大的國家都擺脫不了最初的防禦共同體的本質，它依然要自覺地保護農民，以保證農民在秋天的時候完成收穫。
3、郡縣制初衷：「農戰合一」的體制
農耕國家在征戰中，逐漸發現了最有戰鬥力的社會組織形式，也就是「農戰合一」的體制。所謂「農戰合一」的體制，是當戰爭手段發展到以步兵為主的時候，人數是決定性的，就要發展出全民皆兵的體制。至少在春秋時期齊國管仲就已經提出了這個思想，商鞅通過變法將它落實下來，由此形成了後來的郡縣制。這個很明顯的思路為什麼在別的國家就不能徹底地推行呢？因為還有和農戰競爭的國家戰略。
戰國時的尉繚子曾經在秦國做過國尉，所著《尉繚子》濃縮了他們家族幾代人深思熟慮的思想成果，其中《卷二·武議第八》這樣說：「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
意思是說：最大的國家可以重視農業和對外征戰，獲得國際地位；小一點的國家可以取守勢，實現自救自守；再小的國家只能指望養活自己。如果是那種出不足戰、入不足守的小國家，就要注重發展商業，通過商業幫助自己維持生存。但是，即使是萬乘之國，不必指望別人來救，也要注意發展類似小國的那種商業。尉繚子這段話講清楚了在極端危險的環境中，國家的生存戰略的選擇原則。大國有條件採取農戰結合的方針，同時適度地發展商業進行輔助。
這裡的猜想是，尉繚子所謂的千乘國家和百乘國家的生存策略其實是更為傳統的城邑國家模式，它延續了西周早期形成的城邑國家的生存模式：貴族依託城市統治周圍鄉村，不僅壟斷暴力，還控制商業，階級壁壘森嚴。城裡的「國人」有受教育的權利，接受軍事訓練，並應召入伍；郊野的「野人」通過井田制為國家種地，提供的是勞役，沒有受教育和從軍的權利。所謂大國農戰，也就是後來被稱為郡縣制的統治模式，依靠官吏深度介入鄉村，實行全民動員，既要組織備戰也要安排生產，百姓要服兵役。
全民動員如果意味著龐大的上層建築，那麼它是進行不下去的。寓兵於農，一定要伴隨著寓吏於民，或者說，要寓上層建築於基層社會中。我們可以從秦代流傳下來的鄉官體制和當代的人民公社體制中想見這種古老制度的大致形式。所以，郡縣制的初衷就是一種嚴密地組織人民的體制，而不是一種「皇權不下縣」的制度。這裡顯示出了兩種統治模式或者說治理模式：一種是統治者與基層人民拉開距離的城邑國家模式；一種是上層和基層有更多融合的郡縣國家模式。
4、諸侯國之爭：制度之爭和規模之爭
在這個過程中，貴族的地位和角色逐漸發生了變化。在治理上，他們的權力被官吏替代；在戰場上，步兵作戰替代了貴族擅長的戰車作戰，作為兵源的農民就變得重要了。既然貴族在內政和戰爭中的地位都下降了，且他們所參與牟利的商業經營又是妨礙農戰政策的，那就需要統治者進行改革，讓習慣於高高在上的貴族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學會組織人民。
在如何組織人民的方式上，就有一個「仁」的問題。很現實的是，冷兵器時代的步兵作戰大量消耗兵員，戰爭和生產的可持續性存在嚴重的矛盾，如果能夠實行仁政，就可以防止本國人民逃亡，且能吸引逃亡人口，所以，仁政在大國農戰的時代是一個理想和現實融合在一起的政策思路。
許倬雲統計過，春秋時期的294年間，中國的「國家」之間共打了1 211次戰役，超過110個政治體被消滅；戰國時期打了468次戰役，實現了統一。這不僅僅是諸侯國之間的實力之爭，也是制度之爭和規模之爭。制度之爭指的是比較有封建制色彩的城邑國家和農戰合一的郡縣制國家之間的競爭，結果是郡縣制國家勝出。
許倬雲在《漢代農業：中國農業經濟的起源及特性》一書中提出的問題是：這種小農經濟的文明如何徹底地替代城邑國家的可能性？同時被決定的是，城市的性質從殖民地根據地變成了郡縣制的首府所在地，既控制地方又服務地方，由此形成了中國特殊的城市傳統。
由於城邑國家也是比較小的國家，而農戰合一的郡縣制國家規模比較大，所以，誰勝誰負也是戰爭時代的國家適度規模的選擇問題，結果是大國戰勝小國。可以說，戰國時期及其結局決定了中國國家形態的走向，最終形成了重農抑商的大一統郡縣制國家。這種國家形態的基本問題是，郡縣制的運行成本遠高於封建制的運行成本，規模越大，成本就越高。作為戰爭機器，通過掠奪別人可以養活自己；一旦占領全域，無可掠奪，問題就暴露出來。
5、秦代郡縣制：軍事性國家的一種極致狀態
秦代大一統的郡縣制和戰國時期的各諸侯國的郡縣制有所不同，它可以說是軍事性國家的一種極致狀態。其中的差別可以歸納為三點：
一是，全面設郡縣，基本沒有封國，雖有封侯，但列侯食邑不治民，僅從中收取租稅，從而不僅在局部廢除了封建制，也一度在整個華夏地區徹底取消了封建制。所以，呂思勉說：「世每稱秦人廢封建，行郡縣，其說誤也。廢封建是一事，行郡縣又是一事。郡縣之制，戰國以前，早已有之，已見前。惟盡廢封建，確自秦始。故謂秦人行郡縣，不如謂秦人廢封建之為得當也。」
二是，郡縣制度更加嚴密。秦代實行了最為嚴密的戶籍控制和社會管理制度，國家對農戶實行戶籍按比制度，商鞅變法將所有居民都編入什伍組織中，實行什伍連坐。以至於商鞅自己逃亡時，都無人敢收留他。秦統一華夏之後，低估了統治邊遠地區的難度，將秦國的治理模式推行全國，結果引發了其他地區人民的不適應，相對散漫的楚地人民尤其不適應。秦國按照諸侯國的方式向全國徵發勞役，不顧農時，不惜民力；楚地處於南方，楚人尤其不堪忍受。這是楚人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的特殊原因。陳蘇鎮對秦代統一之後各地人民接受秦國體制的適應性做了細緻和精彩的分析。
三是，戰國時期，其他諸侯國的農戰改革不如秦國徹底，多少保留了城邑國家模式，以城市為中心、搞城鄉分割的成分多，以鄉村為中心、客觀上城鄉一體的成分少。侯外廬注意到：「商鞅變法，廢封建，置郡縣，實際內容卻是廢除西周以來城市和農村的關係，開始建立以農村為出發點的封建制的萌芽。」這裡說的封建制指的是秦代以後中國稱為封建社會意義上的封建制，而不是商鞅所廢的周代封建的制度。
近日，住建部發布《2022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鑑》，在統計全國城市人口的表格中，東莞市城區人口達到1082.44萬人，成功躋身超大城市。
不僅如此，從全國範圍內來看，東莞的城區人口數量僅低於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和天津。
若以城區人口和城區暫住人口之和進行排名，東莞排在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廣州、成都和天津之後，這7個城市早已晉升為超大城市。
七普數據中，東莞15-59歲人口占比為81.41%，平均年齡約34歲，比全國範圍內「最年輕」的城市深圳長1歲，排名全國第二。與此同時，東莞全市常住人口中的流動人口快速增長，達到795.22萬人，與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增長22.50%。
也就是說，東莞一直吸引著大量年輕人來工作和生活。東莞能有這麼強的人口吸引力和競爭力，與其強大的製造業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