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被欺凌者到欺凌者：每個孩子都是受害者

在青少年問題專家看來，校園欺凌中沒有哪個孩子是真正的「壞孩子」，甚至可以說，從欺凌者、被欺凌者到旁觀者，每一個孩子都是受害者。而改變這一切的根源不在孩子們身上，而是去改變背後的成年人。

【少年的他們：傷害從何而來】

記者 | 王梓輝

「夢到自己沒穿衣服，站在講台上」

35歲了，黎曾玲終於開始嘗試面對那段殘酷的青春。讓她邁出第一步的是她現在的工作，因為是天津市青少年事務社工管理服務中心的項目部負責人，黎曾玲過往三年都在從事青少年相關的社會服務工作，比如針對青少年開展的禁毒防艾、法制教育等宣講活動。今年年初，他們開始了一項新的服務內容——針對預防校園欺凌的小組活動。

在天津市南郊的一所小學，坐在課堂的後面，留著一頭幹練短髮的黎曾玲微笑著，課堂的氣氛在社工老師的帶領下很歡樂。這些孩子都已經上五年級了，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是「被教導的對象」，他們相互之間會嬉戲打鬧，為了小禮物特別積極地舉手回答問題，用稚氣的聲音說出校園欺凌的幾種類型和它的危害。黎曾玲看著這10位因為有「暴力傾向」而被召集來參與這項活動的孩子們，既像是看著自己的孩子，又像是在看曾經的自己。

但20年前，沒有人告訴黎曾玲什麼是校園欺凌，也沒人告訴她在遭受校園欺凌時該怎麼辦。「我現在想想，覺得自己最傻的就是，我根本不需要去承受這些的，我可以跟我爸爸媽媽說我想轉個學就好了，但是我沒有。」而「沒有」的結果是，從高中、大學到結婚之後，她經常會夢到校園裡的場景，那個場景要比一眾故作殘酷狀的校園青春電影更加殘酷：一個少女沒穿衣服，站在講台上，而下面就是她冷漠的同學。

《悲傷逆流成河》劇照

不需心理學家的專業分析，夢中呈現的意象清晰可辨，這種長期的噩夢顯然來自於成長階段被隔絕於同伴群體中的經歷。從初二開始，黎曾玲經歷了長達一年以上的被集體孤立，她後來才逐漸了解到，原來那就叫「校園欺凌」。剛開始只是一個之前和她關係還不錯女生因為一些矛盾不理她，「就像小孩子鬧絕交一樣的不跟我說話」，然後好像就在一夜之間，班級里的所有人都開始孤立她。再到後來變得不只不理她，「比如說站隊的時候，我在這站著，他們每個人都會孤立我，就在我那個位置前後空出一米來，就像你有毒氣一樣」。在青春期，剛剛開始發展出強烈自我意識的少年們甚至不在乎將這種集體孤立的行為大張旗鼓地展示出去。即使是在上課的時候，老師點黎曾玲去黑板上做板書回答問題，其他人也會發出那種很鄙夷的聲音，弄得老師也不知所措。

這種欺凌不是在肉體上施以暴力，但傷害程度更甚於肉體暴力。北京市青少年法律與心理諮詢服務中心名譽理事長宗春山從1990年開始研究青少年成長的問題，他曾在北京通州的一個小學裡給學生們做過校園欺凌的體驗，那時他找了一個孩子站在講台上，用黑布蒙住孩子的眼睛，然後找幾個欺凌者對孩子進行一些推搡之類的行為，下面傳來了同學們的笑聲，宗春山把孩子眼睛上的黑布打開，問孩子感受到了什麼。孩子說感受到大家對他的攻擊，也聽到了大家的笑聲。宗春山問哪個對他傷害大，孩子說是笑聲。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與心理諮詢服務中心名譽理事長宗春山（於楚眾 攝）

波士頓兒童醫院的社會心理學家蘿拉·博加特（Laura Bogart）和她的同事們跟蹤研究了4297名從小學五年級到高中一年級的學生，研究結果表明，在那些嘲諷和戲弄停止之後，欺凌行為的情感疤痕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且「欺凌的影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呈現出滾雪球的效應」。過了20年，黎曾玲告訴我說，那些被孤立、被鄙夷、被嘲笑的場景與聲音已被她鎖入了記憶深處，從未被遺忘。雖多年「不敢觸碰」，但那段經歷給她帶來的改變幾乎是根本性的，從那之後，她很少參加班集體的活動，變得獨來獨往，在高中和大學階段都沒有了那種關係特別好的同學，連同學會都不去參加。她自己總結說，原因不在別人，就在她自己，因為她變得不會再那麼信任友情。

糟糕的是，這種精神創傷似乎難以獲得徹底性的治癒。201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了《校園暴力與欺凌：全球現狀報告》，其中引用了一項來自英國的研究。英國國家兒童發展機構對1958年出生的7771名兒童進行了跨度達50年的跟蹤研究，他們發現其中約四分之一的孩子在7～11歲時曾遭遇過校園欺凌，當這些被欺凌過的孩子到50歲時，其獲得高等學歷、擁有配偶或伴侶、得到社會支持的比例都比未受欺凌的人低，而且他們出現不健康狀況的比例也更高。論文的主要作者、倫敦國王學院精神病學研究所博士瀧澤龍說：「我們的研究表明，欺凌的影響在近40年後仍然清晰可見。」

更有甚者，根據挪威心理學家丹·奧維斯（Dan Olweus）上世紀90年代的調查，大約有60%的中學時被鑑定為「欺凌者」的男孩，在20多歲時至少有一項刑事罪行（大約三分之一的人有三項或更多罪行），這一比率遠遠高於非欺凌者。

人人都可能欺凌，也都可能被欺凌

某種程度上說，黎曾玲的形象並不符合人們對被欺凌者的刻板印象。比如，宗春山對本刊總結了校園欺凌中受害者的特徵，他發現，那些在校園欺凌事件中受到傷害的孩子，他們的肢體語言和行為特徵都傳達出了一種信息：他/她是可以被欺負的。宗春山進一步總結，「這些孩子，他們的存在感、他們的自我價值感、他們的自我評價一定是低的，所以他們就會這樣慢慢去內化成——我就是這樣一個人。所以他們走向社會就很容易成為別人攻擊的對象」。

《三年A班》劇照

但曾經的黎曾玲是高傲且自信的。在湖北的一個縣城裡，黎曾玲的父親走在了社會變革的前列，90年代就下海到外地做起了生意，在那個還沒有「私家車」概念的時候，黎曾玲家已經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汽車。上初一的時候，黎曾玲成績也很好，她在全縣最好的中學，是班裡的數學課代表，她還記得，因為教數學的班主任身體不好，經常就要她先學會了以後在課堂上講給大家聽。

家境好、成績好、樣貌好，像是一朵剛開始綻放的玫瑰花，少女黎曾玲的身上了也長出了尖銳的刺，她不允許自己的驕傲受到侵犯，哪怕那些所謂的「侵犯」是充滿善意和好感的。她記得很清楚，有一次上晚自習，一個跟她關係很好的男同學給她遞了張紙條，就是小時候同學之間說的那種「我喜歡你」之類的話，但驕傲的少女像是被現實刺到了一下，「我就莫名覺得好像被侮辱一樣的感覺，就當著全班同學的面站起來，上著課給了人家一個耳光」。

現在講起這些過往，黎曾玲的語氣中也會有歉意，但那時的她用一層帶有鋒利尖刺的外殼緊緊保護著自己，還不懂得若想獲得同伴們的認同，至少要讓他們能夠靠近自己的道理。本來她是有好朋友的，然而有一次，她聽說一個平時跟她一起玩的女孩在背後說了她的壞話，她氣壞了，覺得這種行為「太小人了」，於是她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大聲呵斥那個女孩，說了一些很難聽的甚至像欺負人的話。但她沒想到，在這個本是她站在道德高處的場景里，周圍的同學看到和感受到的卻是一個強勢且毫不寬容的班級明星和被她罵到嘩嘩流淚的可憐普通女生，黎曾玲不僅沒有獲得同學們的支持，在一片沉默中，哭聲格外刺耳，她反而把自己塑造成了「欺凌者」的形象，也把自己推到了群體的對立面。這些事情都變成了後面的引子。

從嚴格的定義來看，黎曾玲的行為並不能被歸類於「校園欺凌」。目前國際上通常採用丹·奧維斯在1986年給出的定義，即一名學生長期並反覆地受到另外一名或多名學生的負面影響。但很多學者現在也認為，有些欺凌行為不需要重複就能帶來嚴重傷害。在多次對同學「無心的欺凌」之後，同學們的情緒在一個女生的帶領下突然爆發，黎曾玲的處境轉了一百八十度，曾經強勢跋扈的她面對集體的力量毫無還手之力，她成了那個真正被刻意欺凌的對象。

這種身份的轉變不僅僅是力量的轉移，更證明了宗春山所說的一個觀點：人人都可能欺凌他人，也都可能被欺凌。已經研究這個問題30年的宗春山說，心理學儘量不用道德來做評判，所以他不會用「惡」來形容孩子們表現出的負面行為，他更不認為那些欺凌者就是「壞孩子」；他反而強調，不管是欺凌者還是被欺凌者，問題背後的本質都是「社會適應不良」。這一點早已被學界證實，富有影響力的心理學家皮亞傑和沙利文都曾強調，正是通過同伴之間的交往，兒童和青少年才學會了以一種對稱互惠模式來處理相互關係，被同伴拒絕或忽視則會導致一些青少年產生孤獨感或敵意。

在多次探訪過少管所里違法了的孩子們後，宗春山發現，「裡面的孩子當初百分之百都是曾經的受害者，後來全變成欺負別人的人了」。轉變的原因當然很複雜，但最直接的原因是一樣的：孩子們在得不到幫助的情況下發現，原來以暴制暴才是最有效的辦法。

插圖 | 老牛

北京市海淀區彩虹之家青少年服務中心（後簡稱「彩虹之家」）專門從事預防青少年犯罪的工作，他們接觸過太多從被欺凌者變成欺凌者的例子。岳楓是彩虹之家的教育顧問，在擔任這個職務之前，她曾在北京的中學裡做了30多年的學生德育工作。她給我講了一個女孩的故事，女孩的父親在她初一開學那天去世了，母親為了掙錢養家，晚上9點多才回來，女孩從下午四五點鐘放學到晚上9點多都沒有人管，吃不吃得上飯都沒人知道。在這種環境中，女孩為了不受欺負，在社會中找到了能保護她的「大哥」，從此成了學校里的一個大魔王，她踢別人一腳，別人不敢反抗。有一天一個女同學反抗了，撣了撣身上的灰，她又踢了第二腳和第三腳，然後跟那位同學說：「你在廁所等著我，不許上課去。」那個同學就沒敢去上課，女孩回來帶了一幫人，讓那位同學趴在地上，然後每一個孩子都把腳踩上去。

當然，這個女孩後來經過他們持續三年的幫助，已經度過了當年那段時期，但岳楓說，如果在女孩初中最迷茫無助的時期，無論是家長還是學校能有人扶她一把，這條成長的路可能會走得更平和一些，不至於轉變成欺凌別人的人。黎曾玲也說：「雖然我之前做得不對，但我受到的懲罰太重了。如果有人能告訴我，我其實不需要承擔這些；如果我的父母能很簡單地給我辦一個轉學的手續，我可以從這件事情上吸取教訓，可以在新的環境里重新開始，我會改變我以前的很多的做法。但我當時甚至還怕老師和家長知道我在被欺負，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少年時的傷害往往是不可控的

幸運的是，黎曾玲恰好進入了青少年服務的工作領域，對青少年了解得越多，她對當年的往事也有了更深的體會，開始慢慢正視自己內心的孤獨和對外界的抗拒。今年7月，她第一次對外人和盤托出了自己當年的痛苦，一位多年沒有聯繫的中學男同學突然給她打了個電話，問她過得還好嗎。就像陽光下的堅冰突然裂開了第一條縫，黎曾玲覺得從這種問候中得到了一絲反饋——原來真的有同學會惦記我過得好不好。「然後我就跟他講，為什麼當初高中的時候，我其實感受得到他對我的好，但我不想跟他走近的原因。」黎曾玲一邊哽咽一邊微笑著講給我聽，「我就跟他說，雖然他不是欺凌我的其中一位同學，但仍然是知道這件事的一位同學，我特別怕這樣的事再次發生，好像這對我來說是個很不光彩的經歷，因為很有可能我今天跟大家關係都很好，但突然有人把我過往不受歡迎、性格不好這些事都翻出來，一夜之間又會崩塌。」

這通電話最終打了四五個小時，黎曾玲在過程中泣不成聲，她終於能勇敢地正視，原來自己的內心是多麼希望得到當初那些同伴群體的認可。上個月，講述校園欺凌問題的電影《少年的你》上映了，黎曾玲專門拉著老公和兒子去看了，跟著電影哭完之後，她鼓起勇氣發了一條朋友圈，裡面有這麼一句話：每一個孩子都是受害者（包括受害者、施暴者和旁觀者）。這條朋友圈後來獲得了40多個贊，有的人能理解她的用意，有的人不能，但最遺憾的是，當初帶頭孤立她的那個女生沒有點贊。

或許對外人來說很奇怪，黎曾玲現在還有當初被她扇耳光的男同學、被她罵到哭的女同學以及帶頭欺負她的女同學的聯繫方式，大家偶爾還會在朋友圈里互動。黎曾玲解釋說，因為這些人不是真的出來攻擊她、欺負她的人。相互吸引卻又相互嫉妒的好朋友、淘氣又搗亂的男同學、覺得這樣做不對卻又沒勇氣表達的大多數，似乎發生在校園中的衝突都是由這樣的群體組成。而哈佛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查爾斯.A.納爾遜三世（Charles A. Nelson III）則通過對青少年大腦發育的研究告訴我們，雖然青少年已經有了一定的情感控制能力，但是他們的前額葉皮層還沒有充分發育到能使他們控制這些情感的程度，「這就好像他們的大腦中缺少了一道阻礙情緒之河的大壩一樣」。

現在回憶起來，黎曾玲說，後面被孤立的過程中會有打架甚至朝她座位上潑水扔髒東西的事，但都不是那個最初帶頭的女生做的，「她沒有想做這些，可事情就是發展到她也不可控的範圍了」。

但黎曾玲一直不太恨那個女生，她甚至告訴我說，雖然她高中的時候特別怕別人把這件事情說出來，但她現在回頭一想，那個女生肯定比她還怕這件事情被翻出來——原來她是帶頭孤立別人的那個人。這種看似不容易理解的「大度」當然不是莫名的「聖母」心態。被孤立一年多後，初三下學期，班級里開始寫同學錄，黎曾玲雖然被孤立，但也買了自己的同學錄在班裡傳。她沒想到的是，那位帶頭孤立她的女生主動在她的同學錄上寫了滿滿一頁。具體的內容她已經記不清了，但她記得，裡面雖然沒有道歉的話，卻都是對她表示肯定的內容。「其實看到這些我就知道，她心裡肯定是有愧疚的。」黎曾玲說。從這個點爆了之後，其他的同學就都在她的同學錄上留言，畢業的時候，她的同學錄是班裡最厚的一本。

與那些發展到出現惡性傷人事件的校園欺凌相比，雖然黎曾玲的心理還是留下了深深的創傷，這個結局卻已算令人寬慰。畢竟僅這兩年，廣西北海、雲南宣威、江蘇徐州等地就先後出現了中學生因校園欺凌而跳樓自殺的情況。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於國旦告訴本刊，好多研究表明，從輕度的校園欺凌到形成犯罪行為，這個過程就是一步步出現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認為要把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里的『嚴重不良行為』納入『少年司法』範疇內的原因。」於國旦對本刊說，「成年人抽個煙打個架可能不算什麼大事，但孩子不一樣，他們如果出現這種行為，就有可能往更嚴重的方向發展，這個時候就要進行提早干預，讓他們不至於走得更遠。」

《你是誰 - 學校2015》劇照

與孩子們打了幾十年交道的岳楓也說，這種差別往往就是細節決定的。她還記得自己剛剛開始幫扶之前提到的那個欺負別人的女孩時，女孩在母親節的晚上發了一條朋友圈，說自己要「磨刀霍霍向牛羊」。女孩的媽媽特別害怕，給岳楓打電話說自己特別緊張，晚上不敢睡覺了。岳楓就問她這兩天有沒有招惹女孩，媽媽說罵了女孩幾句，岳楓一下就急了，「我跟她說，你把火壓下來，你即使再生氣也不能罵她」。女孩後來當然沒有真的做出什麼無法挽回的事，但岳楓說，這種孩子如果不及時干預，沒有人給她溫暖和支持的話，她將來極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

成人的無意識才最可怕

採訪到後面，黎曾玲總是會不時地哽咽，但始終保持著微笑。她現在是一個9歲孩子的母親，在療愈自己創傷的同時，她需要引導自己的孩子避開自己當年經歷過的一切。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這並不比抓學習成績更容易。

不好的徵兆在小學三年級就已經浮現。黎曾玲說，自己的兒子當著老師和家長的面，不敢承認一個學習不好的男孩是他最好的朋友，因為大人們肯定有意無意間表達過什麼。有一次，老師布置寫作文，作文的題目是《我的同學》，兒子寫的是一個男孩，黎曾玲一聽就知道是誰，就問兒子寫的是不是那個男孩，但兒子跟她說不是。「我就問他說你明明寫的就是他，為什麼說不是呢？但他就說不是，我後來才知道，原來這篇作文要在班上念，他其實是不好意思承認，但是他心裡知道的。」

這也是幾乎所有從事青少年問題研究者的態度：沒有哪個孩子是天生的「惡人」，讓他們出現各種問題的根源都在大人身上。

圖丨攝圖網

黎曾玲現在還無法與自己的父親與老師和解。她自己分析，自己性格中那些驕傲、強勢與固執幾乎都來自於自己的父親。也許是因為長期在外做生意打拚的緣故，黎曾玲回憶，父親從小採取的都是比較「專制」的教育方式，每次她受欺負了，父親就告訴她不能示弱，不能比別人弱勢，要反擊回去。她後來看《少年的你》，發現裡面帶頭欺凌別人的女生也有類似的家庭教育問題。「那個女生的媽媽就總說，『我們孩子跟別人不一樣』。其實這種觀念就錯了，沒有哪個孩子跟別人不一樣，其實我們都是一樣的，你是沒有特權的。」黎曾玲說，「可是從小我父親就告訴我，我跟別人不一樣，因為我比別人更優秀，我比別人更懂事，我就應該得到更多的鮮花跟掌聲，就是這樣子的。」

因為父親的強勢和專制，同樣驕傲的黎曾玲無法向他說出自己在學校的遭遇，「這件事情足以表明我不信任我的父母」。甚至到了現在，她和父親之間的關係也不算很親密。「我相信我們之間最終能和解，但這需要時間。」

老師同樣在這個過程中缺位了。老師當然不是感受不到黎曾玲的遭遇，當站隊時沒有人願意站到她旁邊、當她上台回答問題時噓聲四起……老師看到了一切，但黎曾玲沒有感受到老師的任何幫助。初一的時候，黎曾玲成績很好，還是數學課代表，但因為校園欺凌，她的成績在初二受到了巨大影響；到了初三的時候，最難的那段時間過去了，黎曾玲又努力向上趕，還是考上了重點。這時她聽到班主任老師在開家長會時跟自己的父親說了一句話，意思大概是說黎曾玲的學習曾經出現過很大問題，但是被他給扭轉過來了。「我聽到這個話的時候，我的心裡是很難受的，我覺得特別虛偽，因為你從來沒有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幫我。」

《少年的你》劇照

接觸這樣的案例越多，宗春山越覺得要從成人身上入手。前些年，他還在北京開了一個線下的諮詢中心，接待從全國各地趕來的家長和孩子。後來他發現，這種個案的模式效率太低，改變不了整個社會對這件事的認知。他還記得，前幾年有一個北京市東城區的家長帶著孩子來找他，孩子是班裡的班幹部，在學校被人打了一頓。宗春山問：「你們是找我來給他做輔導嗎？」家長說：「想請您先給做個鑑定，因為我們已經走法律程序了。」「顯然我就明白了，他的目的就是要賠償。」宗春山回憶，「但我們還是給孩子做了一個評估，發現他的確有一些應激的反應。做了兩次輔導後，我跟家長說，一定要堅持做，千萬別停下來，但他們後面就再不來了。」

結果一年以後，這位家長又找過來，說孩子其實在半年之前就已經輟學，把自己關在屋子裡面，房間門也不出，吃飯都要送進去。有一天父母急了，從窗戶外面爬進去，發現孩子在房間裡擺了一屋子的盆盆罐罐和資料，媽媽追問一下，孩子說自己在製造原子彈，「這社會太惡了，我要炸掉它」。「我說你這時再來找我，我也解決不了了，你得去精神病醫院，這已經是精神疾病了。」宗春山也很無奈，「所以家長當時並不覺得孩子需要干預，就覺得讓對方失去一些金錢就達到目的了，對孩子被欺凌了毫無意識。」

至於那些欺凌他人的父母就更意識不到問題所在了。宗春山說，自己去訪談這些欺凌者的家長，他們會說自己的孩子被欺負了沒人管，家長們就告訴孩子，別人怎麼打你的，你怎麼打回去。「所以我也跟很多被欺凌者的家長說，你們千萬別去找對方的家長，一定會碰一鼻子灰的。」

就在今年，他有一次給相關領導彙報校園欺凌的問題，領導似乎覺得有些小題大做，說自己小時候也天天打架。宗春山無奈地跟領導解釋，「校園欺凌的背後其實是力量不對等，這個力量不對等既包括身體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它根本不是男孩子間『你把我打服了』這個概念」。

岳楓現在總結，要解決出現校園欺凌問題，最好的辦法不是直接找孩子，而是從周圍的成人入手。「我儘量不接觸這孩子，我要教育你父母，告訴你父母應該怎麼做。」今年，她剛剛接手了一個在初中欺凌同學的「問題少年」，除了跟孩子接觸之外，她還花了大量的功夫在家長身上，發現原來家長「放養」的態度才是最重要的問題根源。「我就跟他媽說，實際上你的孩子是一個風箏，看似在空中飄著，你手裡一定有根線，這根線在你手裡就是兩個詞，一『緊』和一『松』，你把這兩個詞搞明白，這事就好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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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他們：傷害從何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