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史｜|賀愛軍：晚清至「五四」的譯者形象變遷及其緣由探源

本文轉自：語言學通訊

賀愛軍

晚清至「五四」的譯者形象變遷及

其緣由探源

摘 要: 本文梳理了晚清至「五四」之間譯者的形象並探究了譯者形象形成及其轉變的社會與文化緣由。筆者認為譯者在中國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中成為他者文化的代言人，譯者形象既是一種具體的符號形式，也是一種社會心理表征。它折射出想像主體所處的歷史語境以及主體文化對異質他者文化的想像和態度。譯者的形象建構與其說是對譯者實際情況的客觀反映，不如說是對中國特定歷史語境的隱喻性表達。晚清至「五四」之間，在中國社會歷史語境和社會風尚的雙重變奏中，譯者由「假洋鬼子」的負面形象轉變為「盜火者」的正面形象。

關鍵詞: 譯者形象；通事；假洋鬼子；盜火者；社會歷史語境

文章來源：原載《外國語》2015年第3期，第83-89頁。本文略有修改。

作者簡介：賀愛軍，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翻譯家與翻譯史、比較文學。獲韓素音國際翻譯大賽、省市科研成果獎4項，發表學術論文40餘篇，出版專著、譯著、教材20餘部，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省級項目3項，目前正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翻譯地理學的理論構建及實踐研究。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2CYY004）、浙江省哲社規劃課題（11JCWY02YB）、浙江省高等學校中青年學科帶頭人學術項目（pd2013084）以及「外國語言文化」浙江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JDW1214）成果。

文章內容

隨著翻譯學科的快速發展，近年來譯者研究持續升溫。國內外學者或從譯者個案入手[3；28]，挖掘史料，梳理紛爭，總結譯者的翻譯經驗和翻譯思想，探尋譯者的譯路足跡和理路脈絡，或從譯者群體切入[1；5；10；20；33]，探究他們形成的翻譯傳統，營造的翻譯風氣，以及地域文化與譯者群體形成之間的關係等。

以上研究可以歸結為譯者的內部研究，即線性考證譯者生平，爬梳譯者的翻譯技巧和翻譯思想。這些研究為後人借鑑譯者的翻譯技能，參悟譯者的翻譯思想提供了豐厚的史料。然而，這些研究所缺乏的是譯者的外部闡釋，即從橫向、縱向兩個維度，探賾影響譯者抉擇的社會條件和歷史語境，探究譯者形象演變的社會土壤和文化風尚。本文將譯者置於晚清至「五四」這一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從時間維度和他者視角梳理譯者的形象變遷，探究形象變遷背後的社會文化緣由。

01 晚清時期的譯者形象

及其形成緣由

1.1 「漢奸之尤」：晚清譯者的主體鏡像

晚清時期，社會對譯者的稱謂沿襲了明朝舊制，依舊稱其為通事。通事「譯者之稱，……皆立此傳語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謂之通事」[40: 94]。這一時期的通事專指廣州貿易制度下受行商管理、充當中外貿易之間的語言溝通人士。這一群體主要由三類人構成：第一類為曾經去過東南亞等地經商的華人。他們在與外國人交往的過程中習得了膚淺的外語口語表達能力。第二類為跟隨西方人到達海外生活數年以後歸國的華人、華僑。他們具備一定的口語表達能力和閱讀能力。第三類為長期生活在廣州、香港、澳門等沿海地區的部分中國人。他們在中外頻繁的商貿和外事活動中獲得了一些以聽說為主的外文知識與語言表達技巧。這一通事群體，成分複雜、水平不夠、品德低下、能力不足，大部分人僅具備粗淺的外語口語表達能力，不具備閱讀和書寫能力。

這三類譯者的社會形象如何？時人如何看待他們？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之中。在敵我尖銳對立與衝突的鴉片戰爭時期，凡是學會外國話、為外國人服務的中國人一律被冠以「漢奸」之名。譯者口操外國話，日夕與外國人為伍，屬於典型的「漢奸」。「漢奸」這一負義詞承載了晚清社會各個階層對譯者的形象定位。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道光皇帝對通事鮑鵬的態度清晰地折射出當權者眼中的譯者形象。大臣怡良在給道光的奏章中這樣描述鮑鵬：

臣聞夷人到粵必用漢人為買辦。而其買辦者實為漢奸之尤。教猱升木皆其所為。前此鄧廷楨任內奏明驅逐之奸夷顛地，有買辦鮑聰，系買辦中最為可惡之人。因查辦嚴緊，逃往山東，轉至直隸，改名鮑鵬。隨同琦善前赴廣東，托以心腹，與義律往來議事，情殊詭秘。琦善所稱夷言先戰後商之說，難保非即系此等漢奸有所窺伺而教之使然也。臣謂鮑鵬不誅，夷務必多反覆。[16: 62]

鮑鵬任琦善的通事，在當朝大臣眼裡，他投敵賣國，罪大惡極，實為「漢奸之尤」。道光皇帝看到奏章後，龍顏大怒，先後兩次發出上諭，指示將鮑鵬押解北京，「交刑部，派睿親王、莊親王、惠親王、定郡王、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尚書、會同刑部審訊」[34: 98]。鮑鵬是否充當漢奸出賣國家利益，從其後的判刑可知事實並非如此。

皇帝如此，朝廷大臣自不待言。李鴻章（1823~1901）曾這樣評價上海的通事：上海的第一類通事（指的是「廣東、寧波商伙子弟」）「佻達游閒，別無轉移執事之路者，輒以通事為逋逃藪」；第二類通事（指在英、法等國所設立的義學讀書的「本地貧苦童穉」）則是「市兒村豎，來歷難知，無不染涅習氣，亦無不傳習彼教」。這些譯者在語言能力方面，「僅通洋語者十之八九，兼識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識洋字，亦不過貨名價目，與俚淺文理，不特於彼中兵刑食貨，張馳治忽之大懵焉無知，即遇有交涉事宜，詞氣輕重緩急往往失其本指」；在專業操守方面，「通事假手期間，勾結洋兵為分肥之計。誅求之無厭，排斥之無理，欺我聾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釀成大釁」；在品行方面，「此兩種人，皆資性蠢愚，心術卑鄙，貨利聲色之外不知其他」[14: 139-141]。由此可見，在朝廷大員看來，譯者不僅出身卑微，成分複雜，而且在語言能力、專業操守、道德品行方面一無是處，純粹是社會的渣滓，漢奸的原型。

究其實，鴉片戰爭期間，社會對通事的「漢奸」形象定位俯拾皆是。如：「至夷人內有能通語言者，名為通事，未必不是漢奸」[25: 429]；「附近省城多諳曉夷語之人，若聽夷人任意雇用，難免勾串作奸」[11: 124]；「蓋夷人與漢民言語不通，未能周知內地情事，而漢奸乃得以傳遞消息，播弄是非，以遂其肥己之計。臣聞漢民之居澳門者，半通夷語，最易藏奸」[26: 75]；「甚有奸民之貿易廣東者，習學番語，即在澳門交接夷人，勾引來閩」[8: 141]；「凡土人曉習夷語，夷人買賣從中為之說合者……實系漢奸」[21: 629]；「臣聞英夷前到天津，遣有兩通事上岸與琦善傳話，一系紹興口音，一系本京口音，其為漢奸無疑」[11: 126]。

由此可見，晚清時期，社會各個階層——上至當朝皇帝和朝廷官員下至普通民眾——對於譯者的形象定位體現出超乎尋常的一致性：譯者即「逆者」，翻譯即「漢奸」。

1.2 譯者「漢奸」形象的成因探究

譯者的「漢奸」形象如何生成？到底哪些因素參與塑造了這一形象？語言暴力背後隱藏著哪些時代信息？所有這些問題，只有深入到當時的社會、歷史語境之中方能獲得合理的解釋。

貝克[1: 213]認為「一般而言，評價譯者是否誠實可靠、是否赤膽忠心，甚至有無語言能力，就不僅需要再現並強化當時戰爭中的主導敘事，而且需要再現並強化整個社會的主導敘事。」她[1：198]認為戰爭前以及戰爭中的公共敘事（public narrative）幾乎限制了譯者所有的交往形式，包括譯者與僱主之間、與國人之間、與媒體之間、與政府機構之間以及與社會的其他成員之間的交往形式。只有將譯者置放在這一公共敘事之中，探究影響他們行為的諸種因素，包括語言行為的因素，才能對譯者進行全面的解讀。對晚清譯者形象的探究同樣離不開當時的戰爭歷史語境。晚清以來，戰爭頻仍，整個社會劃分為敵我兩大陣營，而當時廣州貿易制度規定朝廷和地方官吏不得直接與「洋夷」溝通，一切交往需通過通事進行。於是，晚清通事一直充當著外國人與當地政府之間的中間人，不僅進行語言上的溝通，而且還協同處理中外政府之間的交往事宜。然而近代以來，晚清政府在與外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每每吃虧，交涉的過程中也常常失敗。久而久之，統治者開始對通事產生焦慮、懷疑甚至排斥。而隨著《南京條約》等近代一批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廣東貿易制度下對通事的管理辦法和程序也隨之土崩瓦解，朝廷對通事的焦慮感愈益加劇。這種焦慮感在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語境下轉化為「對譯者的懷疑以至敵視，最終構建出譯者特殊的負面政治和文化位置」[34：2]。在歷經一系列歷史事件的淘煉之後，譯者最終被劃歸為「敵方」陣營。身份一旦劃定，他們就毫無疑問一律成為「鬼子」的幫凶，我方的「漢奸」，「漢奸」的譯者形象從而確立。可見，譯者的「漢奸」形象是在中外激烈衝突的戰爭歷史語境之中,晚清政府的外交慘敗與譯者的負面行為之間相互構建的結果。

02 鴉片戰爭後的譯者形象

及其緣由

2.1 「假洋鬼子」：新一批譯者的群體形象

鴉片戰爭中的譯者來源複雜，素質不高，能力不夠，晚清政府對其極為不滿。為了培養合格的翻譯人才，清政府在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江南製造局等近代西學機構中設置了翻譯機構。在這些翻譯機構中湧現出了近代中國新的一批譯者群體。其次，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官派留學、自費留學活動開始啟動。大批青年學子被派出國外，學習西方的軍政、船政、製造等專業，語言上的便利使得部分留學生能夠從事翻譯活動，從而也成為新一批譯者群體的組成部分。其三，鴉片戰爭後在外國傳教士設立的眾多出版機構以及各式教會學校中同樣湧現出一批譯者，他們同樣成為近代中國新一批譯者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五口通商以後，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成立了許多出版機構，如墨海書館、美華書館、益智書會等，這些出版機構「雇用及訓練本土讀書人為合譯者，由教士負責雙語工作，華人負責潤色譯文」[13: 159]。外國傳教士翻譯的目的在於方便傳教，但在客觀上為近代中國培養了一批翻譯人才。1860年以後，隨著通商口岸的增加，教會學校在香港、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競相設立。據熊月之[27: 228]統計，1860年以前，在中國設立的確切可考的教會學校僅有38所，而到1877年基督教在中國各地設立的教會學校就達462所，招收學生85,222人，戊戌變法以後，基督教和天主教加強了在華教育事業，教會學校數量和在校學生數量大幅增長。到1912年，中國教會學校在校學生人數為20萬左右。這批學生獲得了良好的教育，外語表達與寫作能力都很優秀，成為近代中國新一批譯者群體的重要來源。

那麼，這批譯者的社會形象如何？鴉片戰爭之後，隨著外國人的「鬼子」形象地流行，「假洋鬼子」的譯者形象也逐步流傳開來。在中西方激烈衝突的戰爭語境之中，整個社會劃分為敵我兩大陣營。因此，在晚清朝廷官員以及眾多民眾看來，只要是外國人，不論來自何方，做了什麼，統統都是「鬼子」。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為華北災民募得巨款，放賑救災，當地災民望著這位高鼻藍眼的外國人，感激地連聲稱他為「鬼子大人」。這一尷尬的稱呼準確地反映出涇渭分明的敵我陣線。既然一切外國人是「鬼子」，那麼選擇西學，與洋人為伍的中國人無異於將靈魂賣給了「鬼子」，成為敵方代言人，屬於十足的「假洋鬼子」。「假洋鬼子」這一標籤是當時大多數國人眼中的譯者形象。晚清人士稱呼洋人為「番鬼」，稱呼那些經常為「番鬼」服務的譯者為「假洋鬼子」。他們「早歲出洋，腹少儒書，沾染洋習」，他們謁見留學生監督，「立而不跪」，他們「適異忘本」「外洋之長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澆風早經習染」[35: 284-286]。

這種形象定位可從郭嵩燾（1818~1891）擬任駐外使節的歷史事件中略窺一斑。1875年清廷決定派郭嵩燾出使英國，消息一出，親戚朋友都勸他放棄出國，有人贈聯諷諫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見容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39:23]。贈聯首先褒揚他作為「純粹」中國人的成功，認為他出類拔萃，人中豪傑，而他的出國行為卻為國人所不容，為洋人服務，無異於替「鬼」辦事。於是，一群參加鄉試的學生，決定教訓一下這個「數典忘宗的假洋鬼子」，「搗毀郭嵩燾的家和他主持修復的上林寺」[24：114]。而當他被撤職回國賦閒，坐小火輪迴到家鄉，小火輪被鄉民視為「淫技奇巧，不祥之物」而燒掉，鄉民還到處張貼字報聲討他，搗毀他的住宅。郭嵩燾任駐外使節，與譯者為洋人服務，性質相同。從普通民眾對駐外使節的反映中不難推測出譯者在普通民眾眼中的「假洋鬼子」形象。

當時，在廣大民眾看來，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步科舉之途方為正路。放棄科舉，步入西學堂實為不得已的選擇。嚴復對此感同身受，他從小因家貧輟學，斷絕了科舉之路，轉到福州船政學堂讀書。他為自己「當年誤習旁行書，舉世相視如髦蠻」[29: 361]而深表遺憾，並將自己官場的失意歸結為「不由科舉出身，（當日仕進，最重科舉）。故所言每不見聽。欲博一第入都，以與當軸周旋」[30: 1547]。魯迅對此亦有同感，「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17：415-416]。辜鴻銘何嘗不是如此，他說「儘管我從歐洲回來三年多，我還不曾進入和不知道中國的思想和觀念世界，依然使自己保留一個假洋鬼子樣」[9：132]。

可見，鴉片戰爭以後直至「五四」運動之前，譯者形象始終與「假洋鬼子」緊密聯繫在一起，「假洋鬼子」成了譯者的代用詞。這種在某一歷史階段被反覆使用並具有「多語境性」的單一形態的具像，在比較文學形象學中被稱為「套話」（stereotype）。那麼「假洋鬼子」的譯者形象緣何而生成？它經歷了怎樣的社會化過程，成為指稱譯者的套話？

2.2 「假洋鬼子」譯者形象的成因

比較文學形象學創始人巴柔認為「一切形象都源於對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關係的自覺意識之中，即使這種意識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為對兩種類型文化現實間的差距所做的文學的或非文學的，且能說明符指關係的表述」[6：155]。巴柔所說的「一切形象」當然包括「假洋鬼子」的譯者形象。在鴉片戰爭之後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假洋鬼子」作為鬼子的「幫凶」，與「鬼子」一道被歸為異域他者，因此本土譯者他者化，成為他者文化的符號形式。可以說，主體文化對於譯者的形象定位實際上等同於中國傳統文化對於他者文化態度的隱喻性表達。「假洋鬼子」的譯者形象既是國人用「語言暴力」抵抗、還擊入侵者的「游擊戰」，也是社會群體對「文化他者」的集體想像。

其次，「假洋鬼子」的譯者形象與「鬼子」的外國人形象相伴而生。中國民眾並非一直稱西方人為「鬼子」，當英國傳教士郭實臘1831年隨船隊抵達山東沿海時，當地人稱他們為「西洋子」，見到他們時，「萬分歡喜」，把他們「請到家」，給他們「吃甜點喝茶」[2: 98]。「鬼子」形象是在鴉片戰爭之後流行起來，鴉片戰爭是西方人「鬼子」形象的分水嶺[4: 34]。鴉片戰爭給中國百姓帶來的無盡屈辱，列強的橫行霸道、傳教士的歪理邪說以及西方帝國主義的不斷入侵，極大地引發了中國的士紳和普通百姓對西方人的憤怒和不滿，「番鬼」「鬼子」由此而生。隨著英國軍隊沿著中國海岸由南至北，「番鬼」和「鬼子」的綽號也接踵而至，一直傳到北京。及至英法聯軍占領北京後毀壞宮殿、殺戮居民，百姓怎能不懷疑英國人到底是人是鬼[2: 98]？如果說「鬼子」形象表達了普通百姓對「西方人欺辱的憤怒和痛苦」，那麼「假洋鬼子」的譯者形象則是人們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下，對一撮「民族敗類」甘當洋人工具的譴責與憎恨。他們身為中國人，口操外國話，「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我們應該像對待侵略軍那樣對待這群賣國賊」（1:207）。

03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

譯者形象轉型

3.1 「奶娘」和「普羅米修斯」：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譯者形象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譯者形象發生了本質轉變，套話「假洋鬼子」的形象標籤漸行漸遠，譯者成為為新文化運動提供乳汁，帶來光明的「奶娘」和「普羅米修斯」。

譯者形象的轉變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實現的。及至「五四」時期，京師同文館翻譯館、天津水師學堂翻譯館、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等翻譯機構已經創辦30餘年，期間馬建忠、康有為、梁啟超、嚴復、林紓等人或大聲疾呼，或廣譯西書，使得西學知識體系漸入人心。「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瞿秋白積極倡導並支持翻譯活動，而文化名人胡適、魯迅、周作人等則加入到譯者隊伍中來，從事翻譯活動。他們營造的社會輿論，形成的翻譯風尚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新文化運動中的譯者形象。鄭振鐸和魯迅的譯者觀即為其例。鄭振鐸受梁啟超的影響，認為翻譯是新文學建立的根基，因此他高度評價翻譯行為與翻譯家。他[36]說：「就文學本身看，一種文學作品產生了，介紹來了，不僅是文學的花園，又開了一朵花；乃是人類的最高精神，又多了一個慰藉與交通的光明的道路了。……所以翻譯一個文學作品，就如同創造了一個文學作品一樣；它們對於人們的最高精神的作用是一樣的」，而「翻譯家的功績的偉大決不下於創作家。他是人類的最高精神與情緒的交通者……威克立夫（Wycliff）的《聖經》譯本，是『英國散文之父』（father of English prose）；路德（Luther）的《聖經》譯本也是德國一切文學的基礎。由此可知翻譯家是如何的重要了」[37]。在鄭振鐸看來，翻譯與創作同等重要，而譯者扮演了輸入異域文學的先鋒角色，其功績不亞於作者。他在《翻譯與創作》一文中進一步強調了譯者的重要性：

翻譯者在一國的文學史變化更急驟的時代，常是一個最需要的人。雖然翻譯的事業不僅僅是做什麼「媒婆」，但是翻譯者的工作的重要卻更進一步而有類於「奶娘」。……我們如果要使我們的創作豐富而有力，決不是閉了門去讀《西遊記》、《紅樓夢》以及諸家詩文集，或是一張開眼睛，看見社會的一幕，便急急的捉入紙上所能得到的；至少須於幽暗的中國文學的陋室里，開了幾扇明窗，引進戶外的日光和清氣和一切美麗的景色；這種開窗的工作便是翻譯者所努力做去的！[38]

鄭振鐸將譯者比喻為「奶娘」，意在說明譯者在引進全新的文學形式、創作手法以及在新文學建設方面的重要作用。「奶娘」雖非生身母親，卻為幼小生命提供乳汁，賦予親情，誼同母親。「奶娘」的譯者形象彰顯了譯者的作用與功能——「敞開精神文化的窗口，接納外來清新空氣和風景陽光，增加新文學前進的力度和審美多樣性的功能」[31:548]。

新文化的發動是以異質的西方文化為參照的，這就塑造了譯者作為啟新資源的引介者，新文化思潮的參與者和新文體的開創者的形象，這也使得「奶娘」的譯者形象其道不孤。魯迅塑造的「盜火者」譯者形象可謂異曲同工。魯迅認識到文學「第一要著」的功能可以改變國民的精神，於是，他棄醫從文，致力於「別求新聲於異邦」。他認為引介外國思潮、翻譯世界名著，可以打通「運輸精神的糧食的航道」，打破文化上由聾致啞的封閉局面，並且宣布「甘為泥土的作者和譯者的奮鬥，是已經到了萬不可緩的時候了，這就是竭力運輸些切實的精神的糧食，放在青年們的周圍，一面將那些聾啞的製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門裡面去」[18:295]。在魯迅看來，譯者的作用在於引進異質的文化資源，拓展中國新文學的思想力和表達力，從而去聾啞而發新聲。他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中將翻譯比喻為「盜火」行為，將譯者隱喻為「盜火者」：

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不枉費了身軀……[19:213-214]

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盜取火種，傳給人類，賦予人類以理智，一向被視為造福人類的文化英雄。魯迅以這一神話人物設喻，將之隱喻自己的翻譯行為，從而把翻譯革命文學作品比喻為竊取天火以贈人類的文化行為。「盜火者」譯者形象得以確立。

3.2譯者形象轉型的觀念與現實語境

比較文學形象學認為套話具有時間性，「都只存在於一定的歷史時期……實際上都經歷了一個產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往往與套話生產國對他者認知的變化曲線相吻，也與國與國之間在經濟、軍事、政治等關係方面的力量對比的曲線相吻」[22：13]。套話「假洋鬼子」的譯者形象轉變同樣是在國人對域外他者文化的認知轉變中實現的。

從明朝末年西洋人進入中國以來，各種西洋新知不斷湧入中國，慢慢地滲透到中國知識體系中。國人在被動遭遇他者文化時，面對一種全新的異域知識體系，表現出極度憎惡的態度。他們鄙視、排斥異域文化，認為它們是「低下和負面」的，並斥之為離經叛道的「夷學」。然而隨著清廷在軍事和外交上的連續失敗，晚清開明人士逐漸認識到「夷學」自有其獨到之處，於是他們用「西學中源」「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的主張來抵消西學帶來的衝擊和震撼，實現在「傳統中變」（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然而，隨著甲午海戰的慘敗，辛亥革命的夭折，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認識到，要想改變中國的現實，實現民族獨立，僅僅從器物和制度層面向西方學習還遠遠不夠，尚需從語言、文化根本上向西方全面學習。於是，「中體西用」等主張被證明力度不夠，效果不佳，在「傳統中變」轉變為「在傳統外變」（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全盤西化遂成為時代主旋律。在西方強勢的全球背景中，在堅船利炮的威脅下，急於保存自身文化存在的中國人放棄了文明評價上的獨立立場，也放棄了文化與價值上的傳統觀念，開始全面接受域外文化。於是，知識體系、價值觀念發生逆轉，華夷觀念顛倒。晚清朝野上下，爭相結交外國人，「時而請外人聽戲，時而請外人遊園，時而請外人宴會。內而宮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員末秩，皆莫不以敬禮外人為宗旨」[35: 53]。正是在國人對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的態度轉變之中，譯者形象也相應地發生了轉變。

此外，譯者形象的轉變也與社會風尚的改變密不可分。「五四」之後，社會風尚亦為之一變。從政府官員到民間百姓形成了一股學習外語熱潮，譯者逐漸成為時人眼中的體面人士，「當時之鮮衣華服、乘輿策馬者，無不從洋務中來；其在官場，則翻譯焉、隨員焉」[12: 248]。梁啟超[15: 74]同樣描述了當時譯者的社會地位，「顧吾聞數月以來，京師及各省都會，其翻譯通事之人，聲（身）價驟增，勢力極盛，於是都人士咸歆而慕之，昔之想往科第者，今皆改而從事於此途焉」。譯者群體社會地位的提高無疑是其形象改變的前提和基礎。

正是在社會文化語境和社會風尚的雙重變奏中，妖魔化的譯者形象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從「假洋鬼子」變成了「洋大人」「奶娘」「盜火者」，實現了由「鬼」變「人」，由「賣國求榮」的「漢奸」，文化他者的「假洋鬼子」上升為引介西方思想文化的「奶娘」和「盜火者」。

04

結語

從晚清至「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間，譯者形象實現了由「漢奸」到「假洋鬼子」再到「盜火者」「普羅米修斯」的逆轉。這種逆轉折射出譯者群體所處的社會歷史語境。「漢奸」的譯者形象是在敵我激烈衝突的歷史語境中，晚清政府的外交慘敗與譯者負面行為之間相互建構的結果。鴉片戰爭後形成的「假洋鬼子」的譯者形象則既是國人用「語言暴力」抵抗、還擊入侵者的「游擊戰」，也是社會群體對「文化他者」的集體想像。「假洋鬼子」譯者形象在「五四」前後的社會文化語境和社會風尚的雙重變奏中實現了逆轉，譯者成為提供精神食糧，帶來光明的「普羅米修斯」。總之，譯者形象作為一種社會建構物，既是一種具體的符號形式，也是一種社會心理表征，彰顯出想像主體所處的歷史語境和主體文化對異質他者文化的集體想像與態度。

0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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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 在中國歷史上，譯者的稱謂形式多樣，有寄、象（胥）、狄鞮、譯、唐帕、蒲義、舌人、通字、通事、譯官令、譯字生、九譯令、譯言官、譯語人、譯史、翻譯、口譯、翻譯家、翻譯官等。

. 刑部最終並沒有判定鮑鵬是漢奸，出買了國家利益，唯一能夠確立的罪狀是「私充夷人買辦，圖賺銀錢，並代人買過煙土煙膏，並無另有不法別案」。

. 據王爾敏(2005:156-179)考察「假洋鬼子」一詞初現於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專指美國人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在上海招募的中國兵員。此後，該詞詞義逐漸擴大，用來代稱所有為外國人服務的中國人。

. 「番鬼」是晚清時期廣州人對僑居廣州外國人的貶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