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作者老樹的美篇專欄，因篇幅所限，略有刪節
轉自：思想門戶、啟蒙小刊
前段在微信上看到「學術戰狼」杜鋼建教授石破天驚的妙論，一笑置之。不料過了幾天卻看見他的嚴正聲明，聲稱他那些主張「始終是學術界小圈子內的討論話題」，指責他人篡改或是捏造了他的學術觀點。
原來，這竟然還是學術！這倒引起了我的興趣（請博雅君子原諒我的逐臭之癖），特意在網上搜了一下，找到了他發表在《大同思想網》上的兩篇「學術論文」《英人英語源於大湘西》和《大衛王是西周西伯武王，祖先源於大湘西地區》，以及一段採訪視頻，腦洞大開之餘，忍不住要給杜教授開點初中邏輯課與常識課。
一、捕風捉影不是證據
邏輯學的第一條規律，就是充足理由律，按萊布尼茨的表述是：
「任何一件事如果是真實的﹐或實在的﹐任何一個陳述如果是真的﹐就必須有一個為什麼這樣而不那樣的充足理由﹐雖然這些理由常常總是不能為我們所知道的。」
這就是世上一切法學院的開設依據，也是法庭判決的依據。杜先生身為法學家，總不至於連這都不知道吧？所謂考古，與破案也差不多，您要證明「西學東源」，就必須拿出一系列證據來，證明為什麼西方文明不是原生的，而是從中國傳過去的；要證明「英漢同源」，那就得實實在在地拿出證據來，證明兩者在語言發生上的同源性。
杜教授是怎麼做的呢？他的所謂「證明」，就是從中國古籍中高選擇地挑出個別字句來，根據其現代發音，認定那就是古代西方的某人或某地。最典型的就是他關於英國人是炎黃子孫的「證明」，他引經據典，洋洋洒洒地寫了一大篇，核心證據就是這個「英」字：
「英國和英人的名字源於英山。」「英山的地名來源至少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英國人遷徙到各地，將英地名帶到各地。」
除此之外，對英國人是怎麼從大湘西遷移過去的，中外史籍對此大遷徙有何記載，他絕口不提。一言以蔽之，把那個「英」字抽掉，他的「證明」就什麼都剩不下來了。
好教杜教授得知，漢語是單音節語言（monosylabic languange），特點是一音多字。而「英國」是清朝用出來的譯名，並不是英國人自稱。當初先輩們用「英」字而不用「應、鷹、瑩、營、硬、贏、迎、嬰、櫻……」，完全是個偶然決定。如果他們用的是「應」、「贏」、「營」或「穎」，杜教授是不是就得改稱：「英國人是從『應縣』、『贏縣』、『營口』或『潁上縣』或『臨潁縣』搬過去的」？您這種「推理」方式，能有什麼確定性？與「丹麥」是「紅色的麥子」何異？
為什麼古人專門用這個「英」字？據美國漢學家馬士說，那是中國人為了討好洋鬼子，特地使用諛詞——英國是「英雄之國」，美國是「美麗的國家」，而德國則是「有德的國家」。這屁話或許在某些例子上成立，但絕不適用於「英國」。這個翻譯從乾隆時代就開始用了，那陣天朝根本用不著討好洋鬼子。從那時起，直到林則徐，官方文書上用的都是「口英咭唎」，也就是「英吉利」三個字旁加 「口」的部首，表示那是譯音。杜教授若是稍微懂點中國歷史，應該去找含有「口英」（字型檔中無此字，只好分開寫，下面加橫線）的地名才對。
不僅如此，杜教授還以為古代漢語裡「英」的發音與今天的一樣，都念ying，卻不知道至少在春秋時代的楚國（也就是杜教授所謂「大湘西」吧），「英」字讀「央」，有屈原的《離騷》為證：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信姱以練要兮，
長顑頷亦何傷！
直到西晉仍如此，如潘岳的《皇女誄》：
猗猗春蘭，柔條含英。
落英凋矣，從風飄颺。
妙妙弱媛，窈窕淑良。
孰是人斯，而離斯殃。
兩例的「英」字都念「央」，與「傷」和「颺、良、殃」押韻。
實際上，世界上並沒有「英國」這個地方。在古羅馬時代，那地方叫「不列塔尼亞」（Britannia），乃是羅馬帝國的一個省。那時的居民是所謂的凱爾特人。杜教授要去中文古籍里找它的起源，最好在「凱」或「不」里去找。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從波羅的海的Anglia半島上來了一群日耳曼蠻子，征服了那地方，由此產生了「英格蘭」的新地名。按古英語，它原來是Englaland，意為 Land of Angles（盎格魯人的土地），與「英」字八萬杆子打不著。
這笑話還算不了什麼。最絕的還是杜教授「證明」猶太人的大衛王其實就是周武王，因為周武王名叫姬發：「大衛王的名字為Pa-djuat-kha-en-nuit。在大衛王的名字中，第一個名字是蜀名Pa，也就是一般史家所知周武王的名字 『發』。」
然後這Pa就變成「法老」了：「大衛王即周武王的蜀名名字為Pa即發，可能源於大湘西地區古代諸多民族特別是白族對國王或酋長的稱呼即法老。Pa的埃及語發音原型是per-aa。古代大湘西地區法老一詞的發音在《聖經》中為Pharao。Pharao也是埃及國王的普遍稱呼。法老一詞表明埃及和以色列王室即西周王室沒有忘記其祖先源於大湘西地區。如今在大湘西地區的一些民族特別是白族中，長老領袖或酋長依然可以稱為法老。」
凡對西方文明史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這大衛王乃是公元前10世紀以色列王國的國王，其王國在今日之以色列、阿曼一帶，首都是耶路撒冷，他怎麼又變成埃及法老了？摩西不是早在公元前12世紀就帶著猶太人逃出埃及了嗎？
古以色列王國
這其實是國外某個名叫Ralph Ellis的妄人弄出來的烏龍，而杜鋼建不過是拾人牙慧而已。這妄人宣稱，猶太人的大衛王，其實就是古埃及的第21王朝的法老Psusennes II，其埃及文名稱是Pa-djuat-kha-en-nuit。
很明顯，杜教授就是從這兒抄來的。可惜他連抄書都沒本事。Ellis已經解釋了，Pa-djuat-kha-en-nuit的意思是「城市之星」，那個Pa跟「法老」（Pharouh）一點關係都沒有。
Ellis還說，大衛他爹也是法老，名叫Harsiese。老樹無知，不知道這名字該怎麼跟周文王姬昌拉上關係。杜教授不提此茬，不知是何原因。
而且，古埃及不止一個人叫這名字，但當過法老的只有Harsiese A。可惜他是第23王朝的法老，於公元前880–860年間在任，比「大衛王法老」晚了百多年。而且，他兒子也不是Psusennes II。第21王朝確實有個法老Psusennes II，於公元前967-943年在位，倒與大衛王的任期（前1010-970）相近。可惜，他爹是法老Siamun，不是Harsiese。更不用說，他比周武王（？-前1043年）小了將近100歲。，
由此可見，這「Ralph Ellis猜想」與埃及的史實相牴牾，難以成立，杜教授將其拉扯到周武王身上就更是錯上加錯。他只知道埋頭抄洋書，卻連起碼的驗證辨偽的能力都沒有，作為一個法學教授實難思議。但他若是真懂治學的基本功，又怎會如蠅逐臭，專挑謬論抄，還把那謬論進一步放大，以致穿越了近百年？莫非他骨子裡崇洋媚外，以為凡是鬼子放出來的屁都如蘭如麝？不至於吧？
若要堅持杜教授的說法，那我們只能說，周武王是法老Amenemnisu，因為兩者在位時間比較接近（周武王於前1046-1043在位，共3年；Amenemnisu於前1051–1047在位，共4年）。而且，他兒子Psusennes I的在位日期（前1047–1001）也與周武王的兒子周成王部分重合（前1043-1021）。所以，硬要說周武王是古埃及法老，那就只能賴到Amenemnisu頭上去。
可惜啊，「埃及周成王」的墳墓早就給打開了，裡面的寶貝全都陳列在開羅的博物館裡：
金面具
銀棺材
金項鍊
我這就納悶了：「狐死首丘，葉落歸根」從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為何周成王死後要埋到萬里之外的埃及去？莫非那兒是他的故鄉不成？又是誰把他運過去的？見於哪本中國古籍？還望杜教授有以教我。
不僅此也。舉世聞名的娃娃法老圖坦卡蒙於公元前1334–1325年在位，恰與商朝第17位君主祖丁的任期相重合。既然推翻了商朝的周武王是埃及法老，當然商朝的君主也只能是古埃及法老了，否則周武王萬里迢迢從埃及打到中國的河南來，路也未免太遠了些。那麼，祖丁是不是就是圖坦卡蒙？如果不是，杜教授是不是得承認，埃及法老與商朝君主一點關係都沒有？如果是，為什麼商朝君主要埋到埃及去呢？是不是他們「狐死首丘，落葉歸根」，要千方百計死在故鄉埃及？杜教授是不是想證明，連商朝都是從埃及搬來的？
圖坦卡蒙的金面具
金內棺
圖坦卡蒙木乃伊的X線攝影
我知道，杜教授要說，上述史實都是西方敵對勢力偽造的，目的是要摧毀中國人的文化自信。這可能性當然不能完全排除，不過好像比朝窗外隨便放一槍，就能打中林中松鼠的眼睛的機率還要低。我倒不是說，鬼子捨不得動用大量真金白銀偽造證據，而是說，光那木乃伊好像就是無法偽造的。連我這完全徹底的外行都知道，隨便搞個放射性碳14測試，就能測定那木乃伊的年齡。杜教授有如在「學術界小圈子里」玩弄中文文字遊戲，不如去向開羅博物館申請獨立測定裡面收藏的木乃伊的真實年代，如何？
而且，杜教授作為法學權威，想必知道詭辯是怎麼回事。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故意違反邏輯學中的同一律。既然西方文明都是偽造的，那記述西方文明的所有文字都是假話，包括「大衛王是埃及法老」在內，豈還能用來證明「西學東源」？！莫非杜教授用偽證來證明被告無辜已成職業習慣，以致泛濫到他的「考古學」上來了？
所以，杜教授的治學方式，非但絲毫不像法學家，而且還讓我處處想起WG專案組，完全可以說是新式文字獄，專門在同音字上狠下功夫，牽強附會、強詞奪理、指鹿為馬：
「到了三國時期，中原政權繼續征討皋落氏族。根據《魏書》記載，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征討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法國高盧人中許多來自皋落氏部落。法國國王路易斯家族就是來自落氏潞氏家族。法文路易斯就是落氏的轉音。落氏也稱潞氏，潞氏也作路氏，洛氏。」
所以，要證明中國人是法國人的祖宗，只需指出中國古代有個「皋落氏部落」就夠了，因為法國人是高盧人的後代！
可惜啊，這「高盧人」跟「英國人」一樣，是極不準確的近代漢語音譯。所謂「高盧人」是古羅馬人叫出來的，拉丁文寫作Galli，其發音一點都不像「皋落」，倒像「咖喱」。當然，我也不知道「皋落」在古漢語裡怎麼念，沒準有幾分像「咖喱」也未可知。
晚清大儒徐桐抵死不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其著名的證明是：
「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於此！」
徐桐的證明方式與杜教授相似，都是用中文譯音去穿鑿外國地名人名，所以，「西班牙」的意思是「西班的牙齒」，「葡萄牙」的意思則是「葡萄的牙齒」。不過，徐桐好歹比杜教授還懂點邏輯，蓋他用的是這樣一個三段論：
大前提：凡是「史所未聞，籍所未載」的事物都不存在。
小前提：史籍中從未提到過西班牙與葡萄牙。
結論：所以，這兩個國家根本不存在。
從形式上看，這演繹推理一點錯誤都沒有，比起杜教授的「推理」來，堪稱點水不漏，錯誤只在於大前提。可惜杜教授連這點水平都沒得。他的「學術論文」完全是在搞笑的諧音上堆砌大量無證命題，既未用演繹法，也未用歸納法，其口氣之武斷、決絕與果敢，連WG專案組都要甘拜下風。
毫不懂推理論證倒也沒關係，杜教授真正令人擔心的是，他的「論文」顯示了 「思維奔逸」的心理失調（flight of thought disorder），以 「音聯」為明顯特徵。
所謂「音聯（clang associations or clanging）」，是指把發音相似、常常是押韻的詞語聯在一起，儘管這些詞語本身沒有任何邏輯上的理由被歸為一類（譯自VeryWellMind網）。
魯迅說：
「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
這不是思維奔逸，是健康男性都難免的性幻想，並不限於中國人。相比之下，杜教授的「論文」《大衛王是西周西伯武王》雖然通篇也是層層飛躍的想像，但都是令人擔憂的音聯。
上引杜教授那段語錄就非常典型：
一見周武王的名字「發」，立刻想到大衛王的名字Pa-djuat-kha-en-nuit中的Pa，立刻想到「蜀名Pa」，立刻想到白族將長老稱為「法老」，立刻想到古埃及法老，立刻得出「周武王＝大衛王＝古埃及法老」以及「西周王室＝埃及王室＝以色列王室」兩個連等式，而這些詞語本身只是發音相似（？），根本沒有任何理由聯在一起。在此，不同概念之間只有突兀飛躍，沒有任何證據鏈聯結。
當然，我可能過慮了。當年顧頡剛不也曾發現「大禹是條蟲」麼？或許，這只是中國文人不會思維的悠久傳統，並非思維奔逸。不過，建議杜教授還是請教一下世界文明研究促進會副會長兼心理諮詢師翟桂鋆先生，以策萬全。
以上算是粗淺的邏輯課，下文則給杜教授惡補一點常識。
二、關於「英語源於大湘西」的笑話
杜教授在《英人英語源於大湘西》一文中只是「證明」了「英人源於大湘西」。關於「英語源於大湘西」，他只說了這麼一句話：
「在國際比較語言學界，上個世紀許多國內外學者已經發現英漢同源的問題。我早年研究比較語言學時也發現英漢有共同源頭的問題。」
原來，他還研究過比較語言學！那就來看看「國際比較語言學界」是怎麼說的吧。據英文維基百科，人類語言可以分為以下語系：
圖中的草綠色表示印歐語系，深綠色為突厥語系，赭紅色為漢藏語系，而深藍色則為蒙古語系。由圖可見，中國漢族地區、西藏、緬甸都屬於漢藏語系區，而新疆與中亞諸國屬於突厥語系區，內蒙部分地區和外蒙都是蒙古語系區，而英國、歐美大部以及印度大部都是印歐語系區。
語系分類跟生物分類相似，只是分類依據為語音、詞彙、語法的特徵和演變規律。根據這些要素的相似程度，推斷被比較的語言是否來自共同祖先。具有共同祖先的語言就歸為同一語系。通過此類比較研究，漢語與藏語被確定為同一語系，而英語、歐洲以及印度大部分語言則來自另一祖先。
即使沒有這些知識，任何人只要學過英語和漢語，又非智障，也都能根據語音、詞彙和語法的巨大差別，輕鬆看出英語與漢語根本不同源。
論音素，兩者都有對方缺乏的元音和輔音。例如漢語裡沒有th的清濁輔音，而英語裡沒有漢語的zh與z。英語雖有ch和sh，卻沒像漢語那樣，進一步分化為ch與q和sh與x。在元音里，漢語裡沒有英語閉音節的i，o，a與e。英語裡則基本沒有漢語中由兩個或三個元音組成的複韻母。沒哪個鬼子有本事念出zhuai來：第一，他們只會將zh念成類似漢語的r，第二，他們不知道怎麼拼讀uai這種三個元音組成的複韻母。反過來，漢語中沒有類似英語的br和spr這類連續輔音，我侄女小時學英語就不知道如何拼讀broom, spring。
論構詞，除了鼻韻母外，普通話中沒有以輔音結尾的音節。因此，初學者易將英語詞尾的t，d，g，k念成含有元音的「特」，「得」，「格」，「克」。就連第一代海外華人，也沒幾個能正確念出以l結尾的詞（如people，fool）。
論詞法，中文名詞沒有性數格，動詞沒有時態，全靠上下文或助詞指示，因而容易出現歧義。例如《史記·陳涉世家》記述了陳勝發跡後，當年一起扛活的窮哥們去看他的悲劇：
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伙頤！涉之為王沉沉者！」……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
誰能說出那「故人」究竟是一個還是一夥？
而且，漢語單數第三人稱代詞不分男女，在古典小說里一律寫作「他」。西學東漸後才效法西語製作了「他，她，它」。但口語無法加入這種人為區分。於是國人說英語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該用she（her）時用he（his，him），弄得鬼子以為講的是個男人，最後發現原來是個女人時才忍不住出聲糾正。
論句法，古漢語是單句語言，句子之間沒有明顯的邏輯聯繫與語法約束。例如上引「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說的是「（客）自辯數，（宮門令）乃置，不肯為通」。一個句子裡有兩個主語，而又沒有寫明，極易造成混亂。在近代引入西式標點後也造成點斷困難。如上句其實應該點為「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因為說的是兩個人做的兩件事。
英語則是複句語言，一個句子可以由分句與分詞短語組成，彼此之間有著密切的邏輯關係和語法管束。例如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中這段話：
"Having issued this mandate with as much potentiality as if she had been a recognized authority in the house ever since it had been a house, and having looked out to confront the amazed Peggotty coming along the passage with a candle at the sound of a strange voice, Miss Betsey shut the door again, and sat down as before: with her feet on the fender, the skirt of her dress tucked up, and her hands folded on one knee."
這段話是個長句子，只有一個主語，就是Miss Betsey；只有一個謂語，就是shut the door and sat down。除此之外還有許多事實上的主語及其謂語，但都出現在分詞短語或從句中，所有的事件都圍繞著主語展開，各種動作的發出者都用不同的語法形式界定。讀者一目了然，不會像上例那樣，不知道「乃置，不肯為通」的主語是誰。
現代中文經過西式改造後，添加了狀語從句和沒有明確外在形式的主語從句以及賓語從句，但仍缺乏定語從句和分詞短語，因而無法準確翻譯這個長句子，只能拆成短句：
「貝西小姐下了那命令，宛如自有這房子以來她就是公認的一家之主。聽到這陌生的聲音，吃驚的辟果提端著蠟燭，沿著走廊走來。貝西小姐朝外看看，瞪了她一眼，又關上門，像先前那樣坐下，把雙腳放在爐欄上，裙子的下擺卷了起來，雙手疊放在一隻膝蓋上。」
拙譯雖然明白曉暢，也不算失真，但失去了描寫焦點——貝西小姐再不是主角了。原來圍繞著她展開的一系列動作散開了，於是原文對貝西小姐古怪脾氣的著意烘托也就隨之消散。
漢語和英語的又一個差別是，漢語極不規範，不像英語那樣備受語法管束。有人因而說中文只有好壞之分，沒有對錯之別。
以我上面寫的句子為例：
「國人說英語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該用she（her）時用he（his，him），弄得鬼子以為講的是個男人，最後發現原來是個女人時才忍不住出聲糾正。」
習慣於英語表述的人來看這個句子，立即就能發現它是個病句。它其實有兩個主語，一個是犯錯的國人，一個是糾錯的鬼子，所以應該寫成兩個句子：
「國人說英語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該用she（her）時用he（his，him），弄得鬼子以為講的是個男人。最後鬼子發現原來是個女人時才忍不住出聲糾正。」
但這麼寫固然正確，卻不如病句順暢。這類問題是沒有定語從句與形式明確的賓語從句造成的。
漢語與英語的最本質的差別，還是前者是單音節語言，而後者是多音節語言。這不但是漢語與英語的區別，恐怕也是漢語與大多數外國語的區別。
音節是元音和輔音組成的發聲單位。中文的「字」由一個聲母與韻母組成，只是一個音節。每個字都有含義。據此，字的定義是：「既是構詞單元、本身又具有獨立意義的單音節詞。」
英語的構詞單元是希臘文或拉丁文的前後綴或詞根。這些構詞成分不像中文的字，不能作為詞獨立使用。除少量單音節詞外，大部分英語詞彙是多音節詞。多音節詞中少有同音詞。即使是單音節詞，因為輔音數量和位置的多樣化，也不容易產生同音詞（例如sheep 和sheet只有一個字母不同，仍非同音）。只有極少數單音節詞是同音詞，必須靠書寫來區分（例如right和write）。
因為英語中同音詞很少，所以可以用字母這種聲符來表達。而漢語是單音節語言，具有海量的同音異義字。這些同音字只可能靠不同的視覺符號——漢字來區分。漢語的這個特點，決定了漢字必然出現，而且不可能被拼音代替。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近世進士儘是近視」。如果不靠視覺，光靠聽覺，誰都沒法明白這話是什麼意思。更著名的例子是語言學家趙元任寫的《施氏食獅史》，全文連標題110字，全部由同一音節shi組成。如果不讀文字，只聽聲音，哪怕是天才也聽不懂。
總之，拼音文字如同樂譜，掌握了音素與發音規則就能朗讀。而漢字是以形表意的有聲視覺符號。但有聲並非字的根本屬性，所以漢字可以被日本人、越南人、韓國人使用，儘管他們的發音與漢語截然不同。在這點上，漢字與阿拉伯數字並無不同：全世界都使用同一套阿拉伯數字，雖然發音千差萬別，但意思完全相同。
無知者無畏，勇敢分子們主張「英漢語同源」，正是因為不知道上述本質差別。據翟桂鋆先生介紹：
「英籍華裔學者諸玄識教授，在大英博物館已研究西方文明起源於中國十多年。18世紀50年代以前的古英語表達功能非常混亂，現在已沒有人能認識了。現代英語是1755年英國的一個叫「詹森」的漢學家對照《康熙字典》一個字一個字按每個字的字義與含義及讀音編篡了《詹森英語詞典》，現代意義上的英語就這樣誕生了。並且，《康熙字典》有多少字，《詹森英語詞典》就有多少字。諸教授的研究是從『根』上找到英語起源了。」
任何一個讀懂了上文的人都不會鬧出這種笑話。英語只有詞，哪有什麼字（即可以組詞的單音節詞）？而康熙字典里只有字，沒有多音節詞，兩者之間怎麼可能有一一對應關係？請問：《康熙字典》里有西學東漸後從日文里引入的大量多音節詞（絕對，相對，主觀，客觀，抽象，具體，假設，肯定，否定，哲學，數學，物理學，化學，經濟學……）嗎？這些詞都是歐洲人用希臘文或拉丁文的詞根或前後綴造出來的，早在歐洲16世紀就被大量使用了。1755年編的英語詞典里絕不會沒有這些詞，正如西學東漸前中國辭書中絕不會有它們一般。
其實諸教授完全說反了，現代中文的大多數多音節詞，都是日本人根據西語中已有的詞彙，使用「以字造詞」的方式造出來的。如今最常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等等，全都是近代留日生倒回來的山寨貨。
最絕的還是「漢學家對照《康熙字典》一個字一個字按每個字的字義與含義及讀音編篡了《詹森英語詞典》」。這隻說明諸教授非但沒看過《康熙字典》，就連本舊字典都沒翻過。
餘生也早，上小學時，用的是商務印書館20年代出的《學生字典》。它是按老式部首編排的，沒有「氵，灬，忄，扌」，只有「水，火，心，手」。於是檢索本身就成了一門艱深學問，而多個部首組成的字則成了攻關難題。例如「旮旯」，到底是該查「日部」，還是「九部」？漢語拼音於1958年制定後，才出現了按西方模式編排的《新華字典》。但那並不符合中文特點：它將同音字排在一起，不知讀音就沒法查。即使使用改進了的現代部首，檢索仍然是中文字典的短板。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鍘」字應該去「釒部」還是「刂部」里查。
這與英語詞典能是一回事嗎？兩國人查詞典的目的與方式恰好相反。英國人見到生詞都能拼讀，查詞典是查它的意思，檢索十分容易。而中國人見到生字一般都知道含義，查字典查的是讀音，檢索相當困難。這世上大概也就只有學貫中西的諸教授不知道這常識，才會發明出「按照《康熙字典》編寫英文詞典」的驚天笑談。
最後來看翟桂鋆先生提供的另一笑話：
英語真的起源於我們古華夏。……國內最早進行這方面系統研究的是造字之祖倉頡故里的李國防老師，他經20多年研究，發現英語在「表意」與「含義」層面甚至發音與漢語都是一樣或近似的。例如：
黃色：是秋天葉落的顏色，英語發音幾乎就是「葉落（露）」。
商鋪：英語發音已基本就是漢語「商鋪」的發音。
心臟、腦袋：這是人體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英語發音就直取漢語其意：核的……只是稍有變音而已。
如果只有一兩個英語單詞是這樣，那是「偶然」，若成百上千個英語單詞都是如此，這就是有著必然的內在規律。……所以可以說，英語就像是我們國家一個地方的「方言」一樣。
請教兩位先生，
「Yellow」（黃色）為何不是「夜樓」，「夜裸」，「野螺」，「野騾」，「野蘿」……等等呢？你們憑什麼認定它就是「葉落」？緬因州的落葉都是紅的，是不是那兒的人管red（紅色）叫「yellow」？
「Shop」（商店）為何不是「燒破」，「少拍」，「苕婆」（「大湘西」罵13點女人的土話），「稍破」，「傻婆」，「殺怕」……等等，必須是你們指定的「商鋪」呢？
至於「Heart」，請允許我指出：首先，心不是腦袋，把腦的功能派給心，是中醫的誤識，英國人並沒把兩者混起來。其次，heart也不是「核」的意思。heart是心臟，可以引申為愛情或其他情愫，但與「核」沒什麼相干。核要麼是core,要麼是nucleus，要麼是centre，但不能是heart。所以，建議將heart翻譯為「嚇他」（讀如「赫他」，恫嚇念「動赫」）。一嚇，心不就怦怦跳起來了嗎？
就算兩位說的都對，那你們又憑什麼認定，不是漢語起源於英國，而是英語起源於中國呢？
三、伊甸園在大湘西？
在「梨視頻」推送的錄音談話中，杜教授介紹了他寫的書的主旨：《聖經》中亞當與夏娃居住的伊甸園就在大湘西，四大人種（白人、黑人、黃人以及棕種人）原來都住在那兒，後來從那兒走向世界各地，把華夏文明帶到了各大洲。因此，大湘西就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採訪者質疑道：現代分子人類學家（她誤當成了達爾文）認為人類起源於非洲。杜教授答道：那說的是人類的起源，而他說的是文明的起源，兩者不是一回事。
僅此一端，就足以昭示杜教授的學術道德：剛剛才說聖經的創世紀就發生在大湘西，四大人種都是從那兒走出去的，馬上又矢口抵賴，說他說的是文明的起源，不是人類的起源。但他說的就是所有的人種都起源於大湘西。而且，《英人英語源於大湘西》的一個小標題就是《現代人起源於中國大西南——人類誕生的「伊甸園」》。
杜教授鬧的笑話絕不僅此。不過若想讓他那文科差生看懂此文，還得臨時抱佛腳，給他現場惡補點科學常識。
所謂人種，又稱種族（race），與生物學的「物種」（species）不是一回事。生物學物種間有生殖隔離。不同種的動物不能繁殖，要麼不能產生後代（如斑馬與馬交配後不會生子），要麼生出來的子一代沒有生育能力（例如馬和驢交配生出來的騾子）。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是單一物種。無論哪個種族都屬於「人類」這個種（Homo sapiens，又譯為「智人」或「現代人」）。
既然是同種動物，為什麼不同種族的人的膚色、發色、睛色不一樣？那是地理隔離造成的。如果人類一直呆在大湘西，就在那伊甸園裡傳種接代，那今天也就不會有什麼白人黑人黃人之分了。哪怕原來有明顯差別，也會在那調色碟里混成一個色。拉丁美洲的梅斯蒂索人就是白人與印第安人「調色」調出來的。
這就叫「混血」，或曰「基因交流」。杜教授再無知，總該聽說過混血兒吧？
但問題是原始人只會漁獵與採集，養不了多少人口，於是當人口超出了資源承載上限後，就只能當盲流，從大湘西走出去。一旦走散後就產生了地理隔離，部落間的基因交流也就中斷了——畢竟，原始人不可能如國內那位女詩人那樣，打飛的「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
被地理障礙隔開的族群不斷發生基因突變，由此出現了各種遺傳性狀，適合環境的性狀存留下來，不適合的就被淘汰了。這就叫「自然選擇」。通過自然選擇，在寒冷的歐洲活下來的人長著容易被陽光穿透的白皮膚，以及能夠加熱冷空氣的鷹鉤鼻，而生活在炎熱的非洲人則長著不易被日光穿透的黑皮膚，以及利於散熱的扁鼻子。不同的種族就是這麼出現的。
必須指出，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據兩個研究團隊在2014年與2018年的報道，歐洲人與亞洲人基因分離（genetic divergence）發生在40,000-41,000年前（參考文獻略）。換言之，白人和黃人的外貌區別是從那陣開始出現的。
如今杜教授告訴我們，所有的種族都是從大湘西走出去的。那麼請問，那是何時發生的？
杜教授的偉大發現來源於文字記錄。而中國的文字記錄頂多也就3000多年的歷史，再加上文字發明前的口述史，充其量也就是5000年。這就是說，人類離開大湘西，再早也只可能是5000年前的事。那麼請問，出發時，大湘西的四個人種已經發生基因分離否？換個杜教授能理解的方式問：他們是一種膚色發色睛色，還是四種？
如果是一種顏色，那就是說，四個人種遺傳性狀的分離是在過去5000年內發生的（在《英人英語源於大湘西》一文中，杜教授甚至認為高盧人是三國時代被驅趕到法國去的，也就是不到兩千年前的事），這是不是也太快了些啊？敢情杜教授認為，更換膚色發色睛色，就跟換衣服換化妝一樣簡單？那麥可·傑克遜為何還要請整容醫生在自己頭上臉上身上划上百多刀呢？
如果出發時大湘西的土著已經發生了種族分化，由白人黑人黃人棕人組成。那麼，促使這種分化發生的環境壓力是什麼？莫非大湘西具有類似五大洲四大洋的自然地理氣候環境，使得決定種族遺傳性狀的基因突變能被選擇出來？就算是這樣吧，那生活在大湘西的四大人種並未被大洋荒漠隔離，為何不會因混血而使外表趨同，就像中南美洲的白人與印第安人那樣？
杜教授好像根本沒有考慮過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本是任何一個智力正常的人都必然要想到的。竊以為，這個事實本身，而不是他那些荒謬絕倫的驚人主張，才真正令人瞠目結舌。
同樣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在今天這個DNA時代，居然還會有這種勇敢分子，指望從故紙堆中找到發生在史前的人類誕生和遷移活動的記錄，甚至以其「研究成果」「顛覆」了科學界的發現而倍感自豪！難道杜教授真的相信，發生在幾萬年前的事，竟然會被5000年前的人記錄下來？要麼，原來漢字是與人類同時誕生的？
我不禁又想冒昧建議杜教授去作心理諮詢，看看這妄想症（Delusional disorder）是怎麼發生的。當然我也知道，這苦口婆心的建議很可能引起他的誤會。我能為他做的事，還是儘可能幫助他獲得一點人類常識。
好教杜教授得知，像「人類起源」「文明起源」這種遠古發生的事，不是文科學人可以探索的。那原因再簡單不過——無論是人類的出現，還是文明的發生，都不可能被人類記錄下來。因此，這些事件只能靠自然科學去探索，絕無可能從古書里找到記錄，沒文人的什麼事。
過往二十年間，關於人類的起源與遷徙的科研論文堪稱汗牛充棟，學界已經形成了明確的共識。遺傳學上的第一個男人亞當以及第一個女人夏娃已經找到了。不幸的是，他倆生活在135.000年前的非洲（https://www.livescience.com/38613-genetic-adam-and-eve-uncovered.html）。
這是怎麼發現的？全靠分子遺傳學分析。人類的基因裝在23對染色體里。其中一對是性染色體，男性是X染色體與Y染色體配對，女性則是X與X配對。這就意味著女性的X染色體一個來自於父親，一個來自於母親。而男人的Y染色體只可能來自於父親。這種「傳子不傳女」的遺傳就叫父系遺傳。全世界所有男人的Y染色體，都是從第一個男人亞當那兒來的。
當然，杜教授的Y染色體，與13.5萬年前的亞當的Y染色體並不一樣。在漫長的傳遞過程中，裡面的DNA發生了無數次突變。在分子人類學家眼中，此類突變成了進化樹上的親緣標記。根據這些標記，可以判斷不同地區的族群是在何時發生基因分離的。據此，可以確定歐洲人、亞洲人、美洲人、澳洲人何時從非洲走出來，進而繪出遷徙的大致路線。
請原諒我不能細說，否則杜教授更要被打進悶葫蘆里去了。這麼說吧，您的Y染色體上的某些突變，在漢族地區相當普遍，但是英國首相詹森的Y染色體上卻沒有。反過來，他的某些突變在你的Y染色體上又沒有，但在歐洲相當普遍。你倆都有的突變就比較古老，發生在歐洲人與亞洲人分道揚鑣之前。最古老的突變各洲都有，但在其他洲發生的較晚的突變卻無法在非洲找到。因此，非洲才是真正的伊甸園，是人類的發源地。
下面就是科學家們根據父系遺傳研究繪製的遠古人類遷徙圖：
那麼，第一個女人夏娃又是如何找到的？也是靠類似的手段。人體細胞漿里有個提供能量的發電廠，叫作線粒體。它有一套獨立於細胞核的DNA，能像細胞核里染色體內的DNA一樣自我複製。
人類無論男女，其線粒體DNA都是母親傳下來的。這是因為胚胎受精時，父親提供的精細胞瘦得皮包骨，基本沒有細胞漿，自然也就沒有線粒體。而母親提供的卵細胞則自帶飯票，豐滿的身軀內有著充足的細胞漿。所以，受精卵的線粒體是卵細胞原有的。通過分析線粒體DNA的突變，可以追溯到最初的女人夏娃那兒去。
上圖是根據線粒體DNA分析作出的人類遷徙路線圖，與根據Y染色體分析繪出的路線相吻合。通過兩種不同的途徑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可見這結論相當可靠。
當然我也知道，杜教授可能會認為這是「西方中心論」者搞的偽科學，目的是摧毀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是我實在想不通，這說的是人類發源於非洲，又沒說歐洲，而19世紀西方種族主義者的主張是，白人是高等人種，黑人是低等人種，黃人則介乎兩者之間。如果這是西方敵對勢力搞的鬼，那怎麼又會把非洲當成伊甸園所在呢？更何況大批中國科學家參與了這方面的工作，莫非那些人都是漢奸？
四、敬請杜教授珍惜羽毛，更珍惜中國文化
湖南大學法學院如是介紹杜教授：
「杜鋼建，男，江蘇徐州人。碩士研究生學歷。當代中國著名政治學家、理論家、法學家。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副主任、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浙江工商大學『西湖學者』，汕頭大學法學院院長、首席教授。2010年8月至2015年6月任湖南大學法學院院長。
杜鋼建教授是學術界的一顆新星。是中共十六大報告的起草人之一，200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直接參與設計者，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主張將儒學的道德理想轉化為政治法律理論，在會通兼容東西文化的基礎上轉換成弘揚自由、人權、民主、憲政精神的學說，為未來中國的政治法律改革提供系統明確的指導原則。主要研究領域為人權、法律制度、依法行政等。」
不幸的是，杜教授在網上發表的幾篇文章和談話，暴露了這位法學家連「立論需要證據」都不懂，連起碼的思維能力都沒有，唯一擅長的就是「主題先行」：先根據「重建文化自信」的任務，確定了「對西方中心論具有顛覆性」的主題，再發揮病態聯想，在互不相干的概念之間狂野飛躍，捕風捉影，指鹿為馬，把重重堆砌的無證判詞當成論證，再將那「證明了的主題」推出來。（此處有所刪節）
不僅如此，這位大陸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還暴露了他不但英文沒學好，中文也一塌糊塗。就連個短短的聲明都有本事寫得病句百出。謂予不信，請看下引該聲明的第一段。括號內的文字是我的批改。為避免段落過長不便閱讀，將其拆解為多個段落：
「英人英語源於中國」熱議的聲明
（病句。應該是「關於『英人英語源於中國』引發的熱議的聲明」，否則成了一個名叫「『英人英語源於中國』熱議」的人或部門發表的聲明）
親愛的網友（應為「網友們」），最近幾天大家甚是狂歡（病句。狂歡是名詞，不是形容詞。這麼用，成了「是」這個判斷動詞的賓語了，如同「大家是新儒家」一般。應改為「大家處於狂歡之中」）。
如果某些朋友第一次聽到我講「英人英語源於中國」的觀點（冗贅，「的觀點」應刪去），覺得顛覆了自己的觀念，不吐不快，你想罵就儘管罵（病句，主語「某些朋友」不能用「你」指代，而且，「如果」之後應有順承關係連詞「那麼」或「那」。應改為「那麼請儘管罵」）。
雖然罵人可以讓人痛快，但還是適可而止，不要傷了身子（「適可而止」與前面的「儘管罵」相矛盾）。如果你覺得可笑，那也請你放聲大笑，最好不要笑死人了（病句，「笑死人了」只能出自嘲笑者之口。應改為「但最好不要笑死」）
對於純粹是誤解了我而謾罵嘲笑我的朋友（修辭太爛。應改為「對於出於誤解而謾罵嘲笑我的朋友」），我都能夠原諒（「都」字多餘）。至於我，為了探尋歷史的真相，早就做好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準備（矯情自戀。美國至今有人聲稱大地是平的，為此備受嘲笑。那也是「為了探尋歷史真相而不惜犧牲」？）。
如果我的思考，能引發更多人的思考，思考人類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冗贅與缺失。應改為「如果我的思考能促使更多人思考人類起源和文明起源的問題」），我承受再多的謾罵、嘲笑，也在所不辭（少了連詞「那」或「那麼」）。但在罵完、笑完之後（主語缺失，應為「但在你罵完、笑完之後」），我還是想說幾句，澄清一些學術觀點，以免謬種流傳，引發更多不必要的謬誤和混亂（冗贅，難道還有「有必要的謬誤」？）。
（此處有所刪節）
當然，由於歷史原因，杜教授不幸少年失學，改開後學了一年多的英語（1978年春至1979年夏），就去攻讀法學碩士了。中英文底子差還真不是他的錯。不過，正如俗話所說：「沒有金剛鑽，就別攬瓷器活。」以如此貧弱的智識儲備，去完成如此宏大的使命，那就只能騰笑天下，讓吃瓜群眾以為中華文化是半文盲們的逋逃藪，砸了中華文化的招牌。
這也罷了。如果杜教授只是在他那個「學術界小圈子」里閉門自吹，倒也無傷大雅。但萬一外國漢學家們看到他那些匪夷所思的宏論，將其翻譯成外語傳到網上，那還了得？整個中國學界恐怕都要陪著丟臉了。
《聊齋·仙人島》中，自命「中原才子」的王勉流落到仙人島上，與仙女芳雲成親，因才拙而備受其嘲笑。一日，王勉積習發作，哼哼唧唧地吟哦。芳雲實在聽不下去，對他說：「妾有良言，不知肯嘉納否？」問：「何言？」曰：「從此不作詩，亦藏拙之一道也。」 王大慚，遂絕筆。
杜教授既然為了復興中華文化而做好了犧牲自己的準備，那依區區愚見，您對此能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嘉納芳雲仙姑的忠言，守愚藏拙，停止惡搞，如此則足下清譽幸甚！中華文化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