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九邊」系明朝北部的九個軍事防禦區域。隨著後金的崛起，明遼東鎮逐漸殘破，九邊防禦體系開始瓦解，為明末農民軍的崛起創造了條件。

清朝入關後，九邊地區戰略地位發生較大變化，遼東鎮成為清朝的根本重地乃至「內地」，太原鎮也逐步回歸了內地的屬性，而其他七邊，作為傳統的直省與藩部的交接區域，由於靠近藩部地帶，成為清朝經略北部邊疆的依託，特別是原明甘肅鎮和寧夏鎮區域，在清朝統一阿拉善蒙古和漠西蒙古之前有較深的邊地屬性。關於清前期原明九邊地區的戰略地位，以往研究較少，且缺乏從總體上對九邊易主與明清易代的關係、清初原明九邊地區戰略地位差異的探討，下面筆者就給大家分析下。

一、明代九邊簡述

洪武、永樂朝時，明朝軍力強盛，河套等地為明所控制。但正統朝「土木堡事件」之後，明軍已無力再深入漠南。天順年間，蒙古勢力逐漸南下進入河套，「有阿羅出者，率屬潛入河套居之」；弘治時，蒙古軍隊「漸往來套中，出沒為寇」，明朝北邊邊防吃緊。幾乎與此同時，自洪武時起，明朝的北邊防禦體系開始形成，並經歷了多次變革。至嘉靖時，為應對邊外遼東至甘肅的防禦壓力，明朝九邊建制和長城防禦體系基本成型。由於明中期北部邊疆邊患加重，原先的「都司—衛所制」無法高效地應對邊外的威脅，故明廷不得不通過在衛所制之外設立鎮戍制以保衛北邊，並逐步形成了九鎮。

《明史》記載：「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鎮，是為九邊。」學界在論及明代九邊時也多引用此段論述，多將《明史》記載的遼東、宣府、大同、延綏（榆林）、寧夏、甘肅、薊州（薊鎮）、太原（三關）、固原九處視為明朝的九鎮或九邊。

「九邊」是地理概念，即位於明朝北部的九個軍事防禦區域；「九鎮」是軍事機構，即位於明朝北部的九個邊鎮。「九邊」和「九鎮」在很多情形下是同義詞，但由於明後期薊鎮分出昌平、真保、薊州、山海等軍鎮，故彼時的「鎮」要多於九個。《綠營兵志》統計，明萬曆、天啟朝時，全國共設遼東、薊州、昌平、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等20鎮，其中長城沿線最為密集。但由於「九邊」這一稱謂已深入人心，故明清時人多沿襲此前習慣，仍稱九邊。

明朝失去對九邊的控制是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遼東鎮的殘破，使得九邊防禦體系開始瓦解。此後，隨著漠南蒙古逐步被後金征服，後金有了借道蒙古入關劫掠明地的條件，但直到崇禎十七年（1644）崇禎帝在景山自縊而亡，清朝也只是占領了遼東鎮的大部。崇禎後期，山海關外有後金（清）步步進逼，明軍精銳被摧毀，而邊內則有李自成的乘勢而起，自西向東先後攻占了除遼東鎮以外的其他八個邊鎮，進而包圍了北京，摧毀了明朝的九邊體系，滅亡了明朝。

二、滿蒙聯合與九邊失御

清朝統一蒙古諸部的時間不一，時間跨度很大。如漠南蒙古，早在清軍入關前，便已臣服；至康熙朝時，漠北蒙古和青海蒙古相繼臣服；而漠西蒙古，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時才最終臣服。《聖武記》評價蒙古諸部：「其部類大分有四，曰漠南內蒙古，曰漠北外蒙古，曰漠西厄魯特蒙古，曰青海蒙古。四部中，漠南內蒙古接壤滿洲，臣服最先。」漠南蒙古逐步臣服後金，標誌著滿蒙聯合的開始，也意味著滿、蒙、明三方均勢局面的打破。

由於後金逐步統一漠南蒙古，此前三足鼎立的局面也日漸瓦解，明九邊不得不面臨滿蒙聯軍的侵擾，防禦壓力倍增。如天聰三年（1629）九月，後金借道蒙古進攻明朝，皇太極「遣使諭外藩歸順蒙古諸貝勒，令各率所部兵來會」，明軍原本單獨防禦後金或蒙古已十分吃力，彼時滿蒙聯合，明朝北邊防禦形勢更加嚴峻。滿蒙聯合所帶來的結果，除了明軍面對的敵人更多之外，還有後金有了進攻明朝的嚮導。如天聰三年十月，後金進攻明朝，皇太極親率大軍，「以來朝蒙古喀喇沁部落曾受賞於明，熟識路徑，用為進兵嚮導」，使得後金熟稔明朝北邊地形和防禦情形。滿蒙聯合和遼東殘破對明九邊防禦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是崇禎十五年松錦之戰明軍慘敗之後，清軍占領了原明遼東鎮大部分區域，山海關外的屏障日益殘破，山海關成為阻擋清軍的前沿。此前，清雖多次破邊劫掠明朝京畿，但無法長期占據城池，最主要原因即是山海關阻隔了清軍同遼東的聯絡，正如乾隆帝所言：「有此關控扼其中，內外氣脈不能貫注，即由他路入邊，而彼終得撓我之後。所以天聰三年太宗文皇帝親統大軍征明，進圍燕京，仍復釋之而去。聖謨深遠，未嘗不籌慮及此。」即是強調山海關對明朝危亡的重要作用。松錦之戰後，孤守寧遠的吳三桂也不得不內徙，山海關外幾無屏障。

二是明軍在薩爾滸、松山、錦州等地的先後潰敗，一方面消耗了明朝的九邊精銳軍力；另一方面，隨著洪承疇、祖大壽等人的降清，這些明朝邊將、邊軍為清朝所用，成為清朝進攻明朝的嚮導和依託，明朝面臨的敵人從滿蒙聯軍變為了滿蒙漢聯軍。

三是隨著後金對漠南蒙古的逐步統一，自崇禎二年起，後金軍隊得以避開山海關、借道蒙古，入侵明朝京畿周邊劫掠，極大地消耗了明朝的國力，同時也打亂了明朝在九邊的軍事布局。九邊東側防禦壓力的陡增，導致明朝不得不從西側邊鎮調兵支援，進而導致西部兵力空虛。如松錦之戰時，明朝援軍號稱13萬，領兵將領包括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大同總兵王朴、宣府總兵李輔明、密雲總兵唐通、薊州總兵白廣恩、山海總兵馬科、寧遠總兵吳三桂及副、參、游、守200餘員，這些將領所轄之兵多抽調自大同、宣府、薊州等地。遼東鎮以外的「八邊」不斷向京畿和遼東輸兵，造成了明朝對「八邊」地區的控制力下降。

另一方面，清軍對遼東鎮的占領和對京畿的入侵，使得明朝遼東鎮和薊鎮的建制、設官等發生了巨大變化。至崇禎十五年，明朝在山海關內外設立了兩個總督，此外，又在昌平、保定設立總督兩名。除了總督，山海關內外還有寧遠、永平等六巡撫，寧遠、山海、昌平等八個總兵，「星羅棋布，事權不一，又有監督太監握重兵牽制之」。為應對清軍入侵，明廷在京畿和山海關外設立了眾多的總督、巡撫、總兵和監督太監，薊鎮和遼東鎮格局被完全打破，眾多官員相互制約，也影響到了明軍的防禦效率。

從以上論述可知，隨著遼東鎮的殘破，明朝的九邊防禦體系開始瓦解。後金對漠南蒙古的逐步統一，打破了明末明朝、蒙古、後金三足鼎立的局面，後金得以繞道蒙古、輕鬆入關劫掠明朝的京畿和腹地，極大地消耗了明朝國力，影響了明朝對農民軍的鎮壓。

三、九邊易主與明朝滅亡

大順政權建立於陝西西安，先後占領了明朝的西三邊、固原、太原、大同、宣府和京師以北以西地區，最終滅亡了明朝。

1.大順軍攻占九邊大部與明朝滅亡

首先，九邊邊軍是農民軍的重要來源。崇禎二年，後金軍隊第一次繞過山海關侵入明朝京畿，崇禎帝不得不從各地調集「勤王」兵力，包括袁崇煥節制的遼東鎮以及九邊中最西邊的甘肅鎮皆有士兵入援京師。此後，後金又多次領兵入關劫掠內地，故明廷不得不再從九邊調兵勤王。如崇禎十五年，「時大同兵二千五百人，往守山海關，因糧餉不繼，駐於抬頭營」。在這種背景下，一是邊軍入衛京師造成邊鎮空虛，農民軍有了發展、喘息的時機。

史料記載：「先是明陝西大飢，盜賊蜂起，邊軍乏餉者應之，及燕京被兵，延綏、固原、甘肅、臨洮、寧夏五鎮總兵，皆以勤王入援，陝賊益不可制。」如在常年，農民軍在陝西將會遇到強力鎮壓，但明軍在松錦決戰的失敗，曹變蛟陣亡，洪承疇降清，農民軍的主要對手被殲滅，農民軍得以形成燎原之勢。二是九邊士兵因衣食無著和對長途奔波的厭惡，相繼投靠農民軍，「會京師戒嚴，山西巡撫耿如杞勤王兵嘩而西，延綏總兵吳自勉、甘肅巡撫梅之煥勤王兵亦潰，與群盜合」。農民軍得以迅速壯大，在相當程度上是源於九邊譁變士兵的投奔。

其次，李自成農民軍確定了先九邊、後北京的進取策略。崇禎十六年，李自成在湖北整頓了農民軍建制，謀划下一步進取方向，李自成的謀士或建議直接北上進攻北京，或主張東進切斷京師漕運，但謀士顧君恩認為：「不如先取關中，為元帥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掠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轉向京師……自成稱善。」顧君恩主張先占據陝西，並自西往東占領明朝的九邊地區，此即先攻占明朝邊鎮再進取京師的策略。此後，李自成幾乎完全採納了顧君恩的意見。崇禎十六年十月，李自成揮兵入陝，占領陝西省會，實現了顧君恩所言的第一個戰略目標，並在西安建立了大順政權。此後，大順軍相繼攻陷榆林、寧夏、固原、甘肅四鎮，自此，「賊無後顧，長驅而東矣」，而明軍只能在山西沿線被動布防。

崇禎十七年，大順軍在山西寧武關同明軍激戰，此後，寧武關失守，大順軍乘勢北上占領了大同、宣府等地。「京師聞宣、雲既陷，諸臣皆以京兵不足恃，非薊督王永吉、寧遠吳三桂、密雲唐通合力一戰不可，上然之」。尚未被大順軍占領的薊鎮、遼東鎮兵力，成為明朝抵抗農民軍的唯一希望。此後，崇禎帝命定西伯唐通和司禮太監杜之秩拒守居庸關，大順軍抵達居庸關後，「定西伯唐通、司禮太監杜之秩迎降」，京畿門戶居庸關被大順軍占領。大約同時，吳三桂據崇禎帝諭旨入關勤王，但未及到京，北京已被攻陷。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帝自縊於景山，明朝滅亡。明朝放棄了遼東鎮並將所有兵力調入關內，雖然未能拯救明朝，但後來滯留山海關、未投降大順軍的遼東鎮吳三桂部，成為了左右明末清初時局的關鍵力量。

2.清軍入關與九邊易主

崇禎十七年，明遼東總兵吳三桂聯合清軍，在山海關擊敗大順軍主力。清朝於當年遷都北京，入主中原。之後，清朝耗時十多年，基本實現了對明朝直省地區的統一。

首先，清軍占領遼東鎮、進逼山海關。崇禎十七年，大順軍自西往東向北京進軍，勢如破竹，清軍得知明朝陷入危機，也乘勢向明朝發起全面進攻。經歷松錦之戰後，明軍在遼東已無還手之力，原本在遼東駐守的吳三桂也將兵民撤回山海關內，「山海關外地方盡為我有」。順治元年（１６４４）四月，大學士范文程進言，主張攻明，「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要於入邊之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為門戶。我師往來，斯為甚便」。可見此次攻明，清軍的目標不再是劫掠和騷擾，而是意圖攻下山海關並窺伺中原。之後，多爾袞認可該議，親率滿蒙漢精銳力量進攻山海關。此時，吳三桂因家人被大順軍擄掠，同大順關係決裂，退守山海關，並決定同清軍聯合應對大順軍，此後「大敗賊眾，追殺至四十里，賊首尾不相顧，遁走燕京」，自此，包括山海關在內的整個遼東鎮已為清朝所占領，清軍進可攻、退可守。

其他八邊地區也陸續被清軍招降或占領。清軍入關後，幾乎沒遇到大的抵抗，便占領了原薊鎮地區。如順治元年四月三十日，「有薊州參將三員、都司四員、游擊一員、守備一員，計九人來降……薊州監軍道李永昌、守備楊科威來降」。此後，清軍很快進入京師。宣府鎮地近京師，為清軍所控制。明朝宣府巡撫李鑒斬殺了大順官員，清廷「以故明巡撫宣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鑒仍為原官」。五月初十日，姜瓖在大同殺死大順官員，投降清朝。原明的遼東鎮、薊鎮、宣府鎮和大同鎮均為清朝占領。八月，「故明山西偏關副將王世明、西路偏頭關副將馬世榮，各奉表歸順」，山西以北沿邊地區也歸順清朝。

此後，清軍招撫了山西應襲恭順侯吳惟華，任命其為鎮守太原等處總兵官。吳惟華向多爾袞提出進取陝西的策略：「平西王吳三桂與賊有不共戴天之讎，大學士洪承疇素為三秦將吏所服，乞專命二臣統旅西征。」同時，建議清朝調邊外蒙古兵進逼陝西三邊，將戰略目標定為攻取原明九邊地區。清軍按此策略進軍山西、陝西，農民軍兵敗如山倒，諸多將領投降清軍。清軍占領山西之後，兵分兩路進攻陝西，一路由山西、河南西進，一路由邊外蒙古地區過河套進攻陝西三邊，勢如破竹，陝西、甘肅「屬州縣攻下者四城，投降者三十八城，俱已酌委官員安撫」，李自成被迫逃離陝西。順治二年正月，「以西安大捷、三秦平定，上御武英殿受朝賀」。

自此，明朝九邊地區皆為清軍所控制，也為清軍進一步南下奠定了基礎。

四、順康時原明九邊地區戰略地位的變化

明朝設立九邊、建造長城的目的主要在於防備蒙古、女真等勢力。清軍入關後，因漠南蒙古已臣服清朝等原因，九邊地區戰略地位變化較大。總體而言，清初原明九邊地區自東向西邊地屬性、防禦壓力遞增，體現了「東西有別」。

1.邊鎮成為「根本重地」和內地：遼東鎮

遼東鎮孤懸山海關外，在明朝時邊地特徵極為明顯，但後金占領遼東之後，遼東成為後金的都城和政治經濟腹地。清朝遷都北京之後，大量滿洲人入關，遼東地區作為清朝的龍興之地和故都所在地，人口相對減少。為保護清朝的龍興之地，清朝在東北修造了柳條邊，以起到阻隔蒙古人入邊放牧等目的。柳條邊同明朝的遼東邊牆有很大的不同，明邊牆主要發揮軍事防禦作用，而清朝柳條邊主要起到內部封禁作用。《柳邊紀略》記載：「今遼東皆插柳為邊，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籬，而掘壕於其外，人呼為柳條邊，又曰條子邊。」從這段敘述可知，柳條邊材料為柳條，且高度僅有數尺，幾乎起不到防禦作用。

從防禦俄國入侵的角度看，東北地區具有一定的邊疆屬性，但清初漠南蒙古、朝鮮已臣服，山海關也為清朝所有，且俄羅斯的威脅無法深入遼東，故清初原明遼東地區的邊疆屬性相比黑龍江和吉林更為薄弱。清前期，清朝主要將遼東視為「根本重地」，而非邊陲，如乾隆帝曾言：「蓋盛京為根本重地，發祥所自，後世不可不躬親閱歷。」同時，遼東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滿洲人眼中的「內地」。《皇朝文獻通考》在談及山海關關禁時提到：「山海關外，在我朝本為內地，然內外人民往來關口，未嘗不稽其出入之數。」可見，明朝時屬於險要邊地的遼東鎮，入清後被視為內地。

2.邊鎮回歸「京畿之地」：薊鎮

明初時，明朝的控制範圍抵達漠南蒙古腹地，故薊鎮在明初為京畿之地。永樂朝之後，隨著明朝放棄關外大寧都司等地、嘉靖朝俺答汗深入京畿威脅北京，薊鎮開始具有京畿和邊鎮雙重屬性。到明後期，薊鎮作為環衛京師的邊鎮地位已發生變化，昌平鎮、真保鎮、薊州等邊鎮的設立，使得環衛京師的「鎮」已不止一個，薊鎮演變為薊州等鎮。

清朝入關前，漠南蒙古已為清朝征服。清朝入關之後，原明薊鎮長城內外皆為清朝所屬，薊鎮地區不再是邊陲，開始回歸明初時的京畿和內地地位。原本用於防禦漠南蒙古的古北口、喜峰口等薊鎮長城關口，戰略地位也相應減弱。明代時號稱京師鎖鑰、邊防地位重要的山海關，在清初成為實行封禁的關口，也逐步喪失了邊地屬性。

康熙中前期，隨著漠西蒙古的崛起及其首領噶爾丹侵占漠北蒙古，進而侵入漠南蒙古烏蘭布統，距北京僅數百里，威脅到了清朝的京畿，原明薊鎮地區特別是長城關口地帶，具備了一定的「邊防」職能。故康熙帝在擊敗噶爾丹之後曾說：「其逆謀叵測，實有逼處近塞、窺伺中原之漸。」此處的「近塞」即包括原明薊鎮長城地帶。

3.邊鎮變「直省邊地」：大同鎮、宣府鎮、榆林鎮

明朝中葉，明朝北部防線收縮至長城一帶，故長城沿線的大同、宣府兩鎮時為邊陲，顧祖禹曾評價兩鎮，「皆逼近寇境，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也」。明朝榆林鎮為陝西三邊之一，和大同鎮、宣府鎮一樣，同漠南蒙古接壤，其主要職能是防禦漠南蒙古。清初時，漠南蒙古已為清朝藩屬，大同、宣府、榆林三鎮戰略地位亦發生變化，從原先明朝的「外邊」轉變為蒙古同直省地區的交界區域。相比明朝，這三個邊鎮的邊鎮屬性大大下降，但相比太原鎮，戰略地位依然重要。

《延綏鎮志》言：「天下之勢在九邊，而秦有其三。三邊之經甲天下而榆林居其首……今天下中外一家，烽燧即寂，無警而思患，預防之道弗可弛。」這段敘述，一是強調了榆林鎮在明季時的重要地位，二是強調清朝雖然內外一統，但由於榆林接壤漠南蒙古，故地理位置重要，應當有備無患。彼時，清朝雖統一了大同、宣府、榆林三地的邊內外，但作為中原和蒙古的交界處，作為邊牆的所在處，三地依然起著區隔直省和蒙古的作用。就清朝所統治的範圍而言，這三地屬於內地或腹地，但對於中原直省地區而言，大同、宣府、榆林作為漢文化、農耕文明的北端，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是直省的邊和界。

4.邊鎮變「直省腹地」：太原鎮、固原鎮

太原鎮在清前期已喪失邊鎮屬性。明嘉靖朝，為應對屢次深入山西劫掠的蒙古軍隊，明朝設立了太原鎮，統籌偏關至寧武關長城沿線的防禦。清軍入關後，由於漠南蒙古已為清朝所統治，太原鎮防禦蒙古的職能基本喪失。太原鎮在大同鎮以南，西接陝西，東接京畿，就地理位置而言，已是清朝的腹地，太原鎮已喪失了邊鎮屬性，成為腹地，原先管轄的偏關等邊地，後亦被劃歸大同鎮管轄。固原鎮的邊地屬性也大大降低。明朝時，固原鎮為三邊總制駐紮地，相對靠近內地，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邊鎮和內地雙重屬性。清朝時，漠南蒙古威脅不再，原先設立以統領三邊統籌應對漠南蒙古的固原鎮，其戰略地位大大下降，邊鎮屬性弱化，內地屬性加深。但由於固原地處陝西三邊居中之地，且距青海蒙古不遠，故固原鎮雖然戰略地位下降，成為實質上的內地，但在清朝應對西北邊疆局勢上依然具有一定的戰略地位。

5.邊鎮還是「邊鎮」：甘肅鎮、寧夏鎮

相較於以上邊鎮，清初的甘肅鎮和寧夏鎮情況有所不同。《秦邊紀略》評價甘肅、寧夏等地：「今之疆域，率由明舊，可考而知。其地南始於階州而河州，西而西寧，折而北而莊浪，又西而涼州、甘州、肅州，東而靖虜、寧夏，及於榆林，皆邊衛也。」認為清初的甘肅、寧夏等地延續了明末態勢，有一定的邊地屬性。順治十八年，兵科給事中周明新上奏提到：「陝西幅員遼闊，邊近番彝，則部落控馭處宜周也。」這裡的陝西是包括甘肅、寧夏在內的陝甘地區。寧夏東邊接壤漠南蒙古鄂爾多斯部，隨著寧夏歸屬清朝，其東邊邊防職能逐漸退化，但寧夏西側為阿拉善蒙古出沒地。阿拉善蒙古，部分史料記載為「套夷」，其地「在河套以西，東至寧夏府邊外界，西至甘州府邊外界，南至邊牆北，至瀚海接喀爾喀界」，同原明寧夏鎮和甘肅鎮相接。「今之患不在河套而在賀蘭、打磑諸口」，即是強調阿拉善蒙古對寧夏的威脅，亦說明寧夏鎮在清初有邊地屬性。

清初的甘肅地區依然延續了明顯的邊地特徵，戰略地位甚至更加重要。在清朝完全統一青海蒙古和漠西蒙古之前，甘肅鎮始終保持著邊地特徵和邊疆屬性，成為清朝控御邊外藩部的依託。順治十三年，清朝諭厄魯特部落巴圖魯台吉、土謝圖巴圖魯戴青等人：「乃數年來，爾等頻犯內地，劫奪馬牛，拒敵官兵，率領番夷威脅搶掠，督撫按屢經奏報，即行遣官曉諭，爾終不悛。」

由此可知，彼時青海蒙古對甘肅沿邊騷擾和劫掠的頻率很高，清朝雖屢次要求青海蒙古不得侵擾甘肅沿邊，但屢禁不止，亦可見甘肅鎮在順治、康熙時期的重要戰略地位。

五、總結

站在明清鼎革的歷史時段，結合明末清初的北邊局勢，可以發現，隨著女真的崛起、後金的建立，九邊作為明朝北邊安定的基石逐漸被撬動，進而造成明朝統治根基鬆動。遼東鎮的殘破，對明朝的影響不僅限於遼東，而是影響到整個九邊地區和明朝的國運。隨著大順的崛起，明朝九邊逐步為農民軍所占領，明朝安內攘外的九邊精銳被摧毀，明朝也隨之滅亡。清朝入關後陸續攻占了九邊地區，為清朝全面南下、集中力量進攻南明奠定了基礎。因此可以說「得九邊者得天下」。

隨著清朝完成對中原地區的統一，原明九邊地區的戰略地位發生了較大變化，遼東鎮、薊鎮、宣府鎮、大同鎮、太原鎮、榆林鎮、固原鎮等地邊地屬性皆有不同程度的淡化，防禦壓力也有所減輕，但由於漠西蒙古的崛起和青海蒙古臣服清朝時間較晚，原明甘肅鎮、寧夏鎮區域的邊地屬性依然較深，防禦壓力較大，甚至隨著漠西蒙古勢力的東進，甘肅鎮的軍事戰略地位不降反升。對明末清初原明九邊地區戰略地位變化的研究，有助於進一步認識九邊地區在清初的不同地位，有助於進一步理解「直省—藩部」二元並存疆域結構下清朝統一過程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