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經濟觀察報書評
作者 | 張耐冬
三年前，因獲得雨果獎而在國內廣為人知的《北京摺疊》引發了一系列爭論，焦點在於郝景芳筆下那個不在同一時間和空間內共存的、藉助大地反轉而實現空間摺疊的社會是否會以非奇幻的形式降臨。這種焦慮充滿了對失去發展機會的恐懼——若被某種社會身份或經濟水平鎖死，就被封閉於自己所在的場域，從生存資料、生活趣味到人生價值都無法與其他群體共享，就像封閉在一個平行時空中，永世不得翻身。但這種恐懼並不是所謂「第三空間」居民的情緒，到更像是略帶杞人憂天味道的中產式躁鬱。
類似的中產式躁鬱還有很多，好事者也總在製造並引爆此類話題，比如近兩年總在春節前出現的死亡威脅，「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或「一個寒門出身的狀元之死」。它們因情景描寫與情緒渲染過於逼真而引發恐慌性想像，讓讀者感同身受而人人自危，唯恐可怕的結局轟然而至，就像馬伯庸在《長安十二時辰》（以下簡稱《長安》）里反覆渲染的、即將到來的「闕勒霍多」。
隨著由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在網絡熱播，「闕勒霍多」也成為兇險而帶有懸念的年中熱詞。在小說中，「闕勒霍多」是情節得以層層推進的基點，其作用就像《引爆摩天樓》里令江戶川柯南提心弔膽的、不知下一顆在哪裡的定時炸彈。同樣有趣的是，借鑑美劇《24小時》基本設定的《長安》正如《名偵探柯南》一般，講述的是現代感十足的偵探傳奇，雖然作者將故事背景置於近一千三百年前的唐代都城長安。
《長安》因「闕勒霍多」的存在而富有懸念，同樣因為如此，推理解謎不可避免地成為敘事主線。作者與讀者都不由自主地根據開篇交代的基本信息，跟隨主角在蛛絲馬跡中爬梳線索，順著長安地圖在這個人口密集的國際大都市中尋找案件的幕後主使，並在不斷解決其布下的一個個小障礙後，破解「闕勒霍多」的真面目，還上元節的長安以祥和安寧。根據《24小時》的設定，《長安》必須在一天之內解除隱患、懲辦兇手，如此則很難在保證情節連貫與緊湊的同時刻畫人物性格中的明暗掩映，更難讓這些人物的形象在十二個時辰內發生符合邏輯與人性的變化。寫法與主題設定，似乎從一開始就決定了這部小說中的人物是功能性的，其性格與形象是單面的而非立體的。如果只有李泌這一個睿智而有志于澄清宇內的命定主角，它至多是一個以情節取勝的柯南式故事，而曾有「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帥」經歷又作為死囚被捲入這場與「闕勒霍多」之戰的張小敬作為真正的男主角出現後，它便真的成了一個主角與配角同樣形象蒼白、性格單調的救世故事。在同名電視劇問世之後，作家李靜睿重讀小說文本，在微博上發出的簡短評論恰如其分：「看起來緊張得要死豐富得要命卻空空蕩蕩的書，沒有人，也沒有什麼真正讓人信服的情感，有很多知識，但知識太重了，壓得故事喘不過氣。」
非常有趣的是，與小說相比，電視劇中的人物，似乎有了屬於他們每個人的性格與形象，這種突破原作、為功能性人物注入靈魂的嘗試獲得了部分受眾的認可。但毛尖老師評價由《長安》改編的熱播劇集時說過一段尖銳又引人深思的話：
「不同的社會等級在劇中的等級差異，只留在劇本的人設層面，剃頭匠女兒的妝容和話語比頂層子弟更斯文，地下社會的統治者非常奧賽羅，最低價妓女有著最高級志趣，將軍的女兒倒混混似的，往好里說這是長安的抖音狀態，但誰都看得出來這是一部因為終點曖昧引發視角混亂剪輯混亂價值觀混亂的劇。」
原作中的人物缺乏靈魂，使主角在關鍵時刻做出的選擇缺乏說服力；改編作品給了人物靈魂，卻讓劇情的發展失去準頭，同樣令他們在生死關頭的抉擇顯得不合情理。「終點曖昧」雖然是毛尖對電視劇的評價，也同樣可以用來觀察原作：為什麼要救長安？為什麼一個死囚要救長安？當昔日戰友因為官府的不公、朝廷的腐敗而選擇謀害皇帝與朝臣時，這個和戰友有同樣遭遇的死囚為什麼堅持他之前的選擇？
書中的張小敬有一句自我剖白：「我做了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帥，所為不過兩個字：平安。我孤身一人，只希望這座朝夕與共的城市能夠平安，希望在這城裡的每一個人，都能繼續過著他們幸福而平凡的生活。」這或許可以回答「為什麼要救長安」，但不能作為「為什麼一個死囚要救長安」的充分必要條件，更無法回答在得知有關「闕勒霍多」的陰謀由與他有類似遭遇的戰友策劃時為何仍毫不動搖。
一座城有時可以使老故事中的俠客成為現代意義上的英雄，就如襄陽城之於大俠郭靖。若沒了襄陽守城，一再被金蛋砸中的郭靖與歷代傳奇故事中面目模糊的幸運兒並無二致，而有了襄陽城，有了堅守孤城的舉動、為守城甚至想刺殺有兄弟之盟的拖雷，脫離了一般意義上的恩義與恩仇的、「為國為民」的郭靖才進化為具有現代家國情懷的英雄。拯救長安的張小敬或許也有可能成為郭靖那種類型的英雄，不過，或許是因為他只有十二個時辰，又不能以降低懸念比例的方式多關注他的內心，上面的幾個「為什麼」未被回答，死囚不良帥終究沒能成為現代英雄。
張小敬有一句魔咒般的斷言：「在長安城，如果你不變成和它一樣的怪物，就會被它吞噬。」在他眼裡，馴駱駝的外鄉人、夜裡吹笛的太常樂工、夢想成名而勤學苦練的舞姬、盂蘭盆節賣紙船的盲婆婆，都隨時可能被長安怪獸吞噬。
「我在長安城當了九年不良帥，每天打交道的，都是這樣的百姓，每天聽到看到的，都是這樣的生活。對達官貴人們來說，這些根本微不足道，這些事更是習以為常，但對我來說，這才是鮮活的、沒有被怪物所吞噬的長安城。在他們身邊，我才會感覺自己活著。」
作為怪獸的長安是個很難一言蔽之的存在，它是這座城市的人格化形象，陰謀與權力、貪婪與腐敗都是它的局部，而居住在城中的平民與貧民，恰恰是這些兇險因素的受害者與對立者。來自隴右的崔器戰死前說「我到京城來，本以為能建功立業，可我不該來。長安把我變成一個我曾經最鄙視的懦夫」，同樣是作為怪獸長安的受害者，對為怪獸所迷而失去自我的懺悔。
張小敬和崔器都沒有說怪獸長安究竟是什麼，作者馬伯庸在一句旁白中倒是給出了提示：「長安大城就好似一頭狂暴的巨獸，註定要吞噬掉離它最近的守護者。想拯救它的人，必然要承受來自城市的誤解和犧牲。」張小敬守護的，是怪獸長安的受害者與對立者，那麼另一邊就應該是城中的權貴及其投靠者，如果借用《北京摺疊》的說法，就是第一空間。
與郝景芳構想的摺疊世界不同，長安沒有給每個空間的人劃定活動區域與時間，不同階層的人共享同一個生活場域，出身與財富的差異使掌握權力與暴力者自然而然地成為公共空間的主宰者。他們可以隨意踐踏平民與貧民的權益，闖入這些屬於第二空間與第三空間人士的生活，剝奪他們原有的快樂與安寧。長安不摺疊，第二空間與第三空間居民隨時會在權力或暴力的介入下跌落，成為這座城市的棄民，或是像聞無忌一般與人為善卻朝不保夕，或是像張小敬一樣守護百姓卻身陷囹圄，當然，也可以像元載那樣攀龍附鳳，爬到第一空間的邊緣。
所以，長安的平民與貧民需要守護者，為的是讓自己不跌落為棄民，但守護者張小敬被判死刑。他守護秩序，卻被無視秩序者嚴懲，正如遵守秩序的聞無忌被破壞秩序的熊火幫和熊火幫身後的封大倫與永王欺壓。張小敬和聞無忌反映出長安市民的惶惑，他們需要公平，需要秩序，唯恐公平不被重視、秩序無法維持。而一旦公平無法實現、秩序只能用來作繭自縛，準備用「闕勒霍多」毀滅召喚怪獸長安的蕭規就會登場。
在我看來，這才是《長安》的真相。透過張小敬、聞無忌和蕭規，可以看到投射在歷史故事中的中產者的焦慮。他們將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的目標寄托在守護者張小敬身上，同時擔心自己的奉公守法也無法擺脫聞無忌式受害者的命運；他們將秩序難以維持時訴說冤屈、反抗不公的衝動交給蕭規，幻想對製造不公、縱容不法者進行報復。而且，聞無忌留下了家傳的制香之法和象徵著生命延續的女兒，張小敬從死囚牢中被釋放，還遇見了令他傾心的侍女檀棋，蕭規雖然是負面情緒和極端行為的肉身代表，而他的死亡則宣告了秩序的回歸、安全的復歸。
聞無忌、張小敬和蕭規的關係也極具隱喻意味。秩序守護者反覆尋找並與之鬥爭的「闕勒霍多」製造者是與自己出生入死、出於同源的軍中手足，就像最激進、最具破壞力的行動往往來自最不願看到動盪與改變的中產階級自身。更具諷刺性的是，聞無忌、張小敬和蕭規都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即便是最為偏激的蕭規，為重建秩序而針對權力擁有者的暴力出擊，也是形式大於內容。
也許上面這段解說顯得匪夷所思，那我們不妨用另一種闡釋思路：為什麼這個故事選在天寶三載？
二十世紀開始，中國作家與影視工作者創造了很多敘事模式，卻每每藉助豐厚的歷史資源，而他們所選擇的歷史背景，只是為了映襯某個當下情境。故事中的某個歷史時代，與現實中的某個時段構成高度互文關係。侯孝賢的《刺客聶隱娘》就是一個例子，通過對原傳奇故事中人物關係的重構，侯孝賢在講述刺殺案所蘊涵的「長安與河北之間」時，建立了錯綜複雜的兩岸關係敘事。他之所以選擇聶隱娘的故事，就是因為彼時長安與河北尚算得上互有進退，而非一方完全壓倒另一方——但這顯然只是他對現實的假想。而《長安》選擇了大唐全盛之時作為背景，雖然是常見的對盛世的想像式懷念，但用意並不在描繪「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波瀾壯闊，而是將目光對準了長安的街巷坊里，將反恐故事置於長安城的第二空間與第三空間。「闕勒霍多」的製造者是被長安第一空間奪去生存機會的蚍蜉，而第一空間之外的長安居民，不但最可能成為「闕勒霍多」的受害者，也隨時可能被第一空間所驅趕的怪獸長安吞噬。他們如何自保？
似乎沒有答案，雖然來自第三空間的張小敬和來自第一空間的李泌聯手挫敗了蕭規，但故事卻並未真正結束。因為早已有人黃雀在後，將蕭規苦心經營的「闕勒霍多」作為權力鬥爭的工具。蕭規失敗了，還有別的機會，對此，李泌覺得再正常不過，而作為長安守護者的張小敬，則僅是報之以一聲怒吼、擊倒李泌的一拳和一滴淚水。這個無力的舉動，讓整個故事的合理性不復存在，讓救長安、救萬民的英雄敘事被魔幻宮斗主義敘事顛覆。然而，這段沒有合理性的傳奇，大概才是無處不在的中產式躁鬱尋找到發作突破口時的真實狀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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