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季運動會頒獎儀式
作為恢復高考制度後的受益者，中國77級、78級的大學生，在新中國歷史上絕對算得上是一個特殊的群體。
在這個特殊群體的記憶中，停止了十年的高考，湮沒了太多的有志青年的夢想，但他們是幸運的。1977年底高考制度的恢復，給他們一條通往理想的羊腸小道。最終，77級、78級的學生成了被耽擱了十年青春的那些人的突圍者。跨過高考這座「獨木橋」後，他們「老少咸集」於高等學府。有的拖兒帶女，有的尚未成年，同學之間年齡甚至相差20歲。「兩代人」式的同學，成為那個時代中國高校校園中特殊的風景。然而，就是這樣一批人日後成了中國改革、建設事業的中堅力量。
考入煙台師範專科學校
1978年的高考是在7月。從20日上午開始，連考三天，22日下午結束。這一年，也是給「老三屆」和大齡考生的最後一次機會了。從1979年開始，高考就是以應屆生為主了。這一年，在黃縣鄉城高中畢業兩年的張煒考入了煙台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
這所源於山東省第二鄉村師範學校的煙威地區唯一的高等學府，在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迎來了934名新生。春天入學的是77級，秋天入學的是78級，兩級入學時間只差半年。特殊的歷史條件，造就了這批特殊的群體，他們同一年入學，同一年畢業，又同時在同一個教室里上過課。77級、78級儼然更像是同一級的同學。
78級學生的開學典禮
1978年的秋天，張煒剛過完22歲生日。他帶著行禮，像其他同學一樣來學校報到。入校後，張煒被分到1班，學號6號。當年的78級1班，一共36人，男生占了大多數，女生僅有6人，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膠東人。
回憶起入學的時情景，張煒在《校園憶》中寫道，「進了校園，馬上看到的一是座座大屋頂紅樓，一排排雪松。筆直的路旁除了雪松就是粗大的白楊。這裡安靜，深奧，美妙，似乎潛藏孕育了一種大氣象。」「在大學校園裡，每個人都想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每個人都在心中崇拜公認的英雄：詩人、科學家、教授、學者、作家、藝術家以及諸如此類的人物。」
「功」都用在了文學上
剛剛進入煙台師範專科學校的張煒，也算是個小有名氣的文學青年了。1975年，張煒發表了長詩《訪司號員》，這在當時的同學中還不算多見。
同系的78級2班的同學馬泉照回憶文學社創辦時說，「他（蕭平）還支持我們組織了文學社。77、78、79三個年級各有一個小組，三個小組長都是在入學前發表過作品的。77級的是李曙光，79級的是矯健，我們78級的是張煒。」可見，當時發表過作品的學生是鮮見的。
雖然入學前就有作品發表，但張煒顯得很平靜，並沒有引起太多的人注意。同班同學馬海春在《張煒與<貝殼>》中寫道：
「新生入學的熱鬧過去了。學習生活平靜而有規律。跑早操，上課，晚自習，一日三餐，日復一日是。在一段時間裡，張煒並未引起太多注意。他獨自來往的時候多，默默無語，顯得有點孤僻，不大合群兒。他不擔任任何職務，因而出頭露面的場合就看不到他。他也不打排球什麼的，極少出現在操場上。學校每周放一次電影，附近一個營房裡經常放，但也常常不去，飯後，同學們大多數都回了宿舍，可他一般就徑直去了教室，我曾納悶不解，他學習怎麼這麼用功呢?」
「快上課了，我們提前幾分鐘奔向教學樓。可這時，張煒已在樓前徘徊多時。他是在自學英語。沿著圓形花壇，或是在雪松掩映下的冬青甬道上慢慢走著，一邊翻著一摞卡片，口中念念有詞，一旦意識到前面有人便立刻踅轉——所以看上去像在『』徘徊『。張煒無疑是待在教室時間最多的一個，還有閱覽室。他幾乎每晚都是在規定熄燈之後摸黑回到宿舍。周末這一天，教室里又空又靜，用功的同學少了，而張煒的座位很少空過。他坐在後排，靠後門，一推門就能看見。有時在這一天，他會整天不挪窩兒。」
「後來我才知道，張煒的『功『都用在了文學上，他不停地讀和寫。我們每人都發了一個借書證，有借閱次數的限制，但許多人的用不完。這樣，張煒就總是同時擁有好幾個，當然是借朋友們的，他如饑似渴狼吞虎咽地閱讀——我想，這樣形容並不為過；據說他把圖書館的文學名著都借讀空了。在校期間他主要是寫短篇小說，其中多篇入選後來出版的他的一本專收早期創作小說的集子中，即《他的琴》。有一次，他讓我和老徐幾個同學幫著謄抄一部長篇，我分的一章題目是『一片蘆花飛向北』。我們暗自驚佩：好傢夥，寫長篇！張煒的名聲傳開，同學們也都知道了他『愛寫小說』。其實當時沒人知道他已在文學道路上走得很遠了，從上初中就開始寫，一直寫出了二三百萬字！這是多麼驚人的巨大數字——如果排列開，會是一條多麼漫長曲折的文學之路。」
1978年，註定是要載入新中國史冊的一年。
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全會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結束了粉碎「四人幫」之後兩年中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實現了建國以來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新中國又迎來了一個新的春天。
這一年，也是煙台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史上不平凡的一年。系主任蕭平老師的《墓場與鮮花》獲得了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這在中文系引了很大的轟動，文學氛圍更加濃厚。
張煒回憶道，「當時熱愛文學的同學比現在多，中文系差不多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上課談文學談語言，下課更是如此，大家常常就新讀過的作品討論爭論起來。」
30多年後，77級的中文系畢業生於清才撰文感慨說，「每憶華章爭快讀，回首作家已成群。」
當年的《貝殼》
據時任學生會主席的於清才回憶，「我親自經歷了稚嫩的《貝殼》從誕生到壯盛的歷史，從那份刻蠟油印的小冊子裡走出了張煒、矯健、滕錦平、馬海春、冷麗華等一連串閃亮的名字，給中國文壇增添了不可或缺的光彩。」
於清才所說的《貝殼》就是當時中文系的學生辦的一份油印文學刊物。當年，在蕭平、山曼、趙曙光等在全國有一定影響的老師兼作家的影響下，文學成了當時中文系的熱門話題。文學社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
馬海春回憶說，78級文學社的發起人和組織者自然是張煒。後來，張煒在《貝殼的由來》中寫道，「我們學校中文系有兩個文學社，後來合辦了一個文學刊物，那就是《貝殼》了。」
對於《貝殼》，張煒的同班同學李世惠在《沐風飲露兩年間》中寫道，「《貝殼》是中文系77、78、79級部分同學尤以78級為主體而創辦的一份油印文學刊物，當年共出了兩期，第一期是手刻油印，第二期是打字油印的。《貝殼》的核心成員有張煒……張煒是名副其實的主編，所有的稿件都經他審閱、把關和修改，然後編好目錄……」
回望當年《貝殼》的編輯出版，馬海春在《張煒與貝殼》中寫道：
「張煒忙起來。約稿，幫人構思。稿子交到他那兒，跟人談修改意見。多方聯繫有關事宜。他走路都興沖沖的，油黑濃髮沉甸甸地掀動著、滑向前額，他不時地用手向後抄攏一下。那一陣子他顯得意氣風發，渾身帶勁。稿子齊了，全部定稿，他精心編出了目錄，連字體、字號都分清楚了。然後他就分別找到我們幾個刻版的同學，一一交代……」
當時，中國高校中文學社還相當興盛，之間也有聯繫，相互交換刊物。據張煒同級的同學冷麗華回憶，當年《貝殼》和北京大學的一個叫「未名社」的文學社交換過《未名湖》。當然，《貝殼》更多地是從同學中傳閱。
在學校發送《貝殼》時，馬泉照有過親身的經歷。他回憶說，那個時候用劣質紙印的，裝訂也不齊，弄得像個「草包」。「大家分頭髮送，我抱著一摞『破草包』跟在張煒後面，他推開宿舍門，我就一本一本地發。」
「推開第一個宿舍門的情境，我至今記憶猶新，『什麼東西?』對方接到手裡一看，『哦，不就是個蛤皮嗎?』便隨手仍在床上。羞得我無地自容。可和張煒並在意……依舊興致勃勃地分發著自己心愛的『蛤皮』……」
在當年出版的《貝殼》上，張煒除了用真名發表了小說《春生媽媽》外，還用化名姚紀寧、寧伽發表了散文《鼓手。鼓聲。心聲》（與人合寫）、小說《當我走上講台的時候》。
在李世惠看來，張煒的創作才華已展現無遺，「他拚命地閱讀，不停地寫作，已有了二三百萬字的筆耕收穫，這豐厚的積累遲早會引爆他創作的蛻變……我記得，有段時間他迷戀上巴爾扎克的作品，一本一本地看……」
正是這種對文學的熱情和執著，張煒終於收穫了自己的奮鬥果實。1980年，《山東文學》第三期正式發表了張煒的小說《達達媳婦》，這也是他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樣刊收到後，在同學們手中一個接一個地爭著傳看……」
今天看來，張煒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功，他的同學馬泉照認為，「在於他心胸寬廣——寵辱不驚。他既不會在饞言前裹足不前，也不會在榮譽前忘乎所以，就這樣一路走來，成就了今天的輝煌。」
馬泉照在《生長大樹的地方》中寫道：「文學活動時，正是同學在大師面前表現的好時機，有人就爭奇鬥豔地搶風頭了，張煒就被當場搶白過。若是一般人是受不了的，會感到下不來台，可他並不在意，也不分辯，把頭一低就過去了，繼續討論創作，就像沒聽到一樣。」
大方勤勞樂於助人
《達達媳婦》在《山東文學》發表後，讓張煒在學校里知名度更高了，但他同學面前並沒有太多的架子。
馬海春回憶，「他用稿費請了一些文學社的朋友，在就近的世回堯飯店，用飯碗喝白酒，有的都醉了。他還買了糖果帶進教室，隨便放在前排課桌上，誰路過就隨手拿一塊。我還收到了他的一份禮物，是一本嶄新的《現代漢語詞典》，在當時那可不菲，定價四元五角，後來我才想到，也一定是他用稿費買的吧「
在煙師師範專科學校的兩年，文學的光環環繞著張煒。提到他，就想到了文學社、《貝殼》，還有那些二三百萬字的手稿。但在生活中，張煒幹活做事也像搞文學那樣勤勞、認真。
有次勞動課，張煒班上的任務是清理衛生死角。雖然是打掃衛生，卻是塊難啃骨頭。於新媛，張煒的同班同學，在《大學生活真好》中寫道：
」在靠近山根的偏僻處，有一排破舊的房子……房子後面地勢很高，與後檐平行的是一條高高的地堰子。地堰與後檐牆形成一條夾道兒，這夾道不足二尺寬……貪圖方便的人就往這夾道里扔垃圾，天長日久，垃圾成堆了。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清理夾道里的垃圾……「
「工作的難點是從夾道里把垃圾挖出來。鐵杴鏟不進，钁頭刨不進，破繩子、爛布等亂七八糟的東西總是牽牽連連，很難挖……地方很狹窄，只能容下一個人……不管我們怎麼努力，進度總是快不起來……」」
平時滿琢磨文學創作的張煒，幹起來活卻不再是一幅文質彬彬的模樣。在他們小組的這個難題上，張煒並沒有感覺到難。於新媛回憶說，「張煒總是有辦法的，他提議分段挖，於是我們分段挖。」
在她的《大學生活真好》中有段描寫張煒勞動的文字，足見張煒的勤勞。文章寫道：
「張煒今天的穿著和平時一樣，一身深藍色的中山裝，乾淨整潔；一雙白色的運動鞋，潔白如新。不過，這並影響他勞動，他搶先跳進夾道兒，一會兒搶起鎬頭，一會兒揚起鐵杴。挖著，挖著，遇到了一根根粗繩子，黑糊糊，濕漉漉，髒兮兮，油膩膩，還有一部分壓在垃圾底下，大概很長，用三齒鎬也不管用了，他乾脆用手拽。這雙手和他的臉一樣，那麼白皙，與這根繩子形成巨大的反差。」
在勞動中互幫，在生活中互助。同學之間的友誼讓這個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師範專科學校的校園充滿意著溫情。
中文78級3班的實習合影
78級3班的黃德民回憶起在校時同學之間的友情常感慨：中文系同學之間不分屆別、不分班次，彼此親如一班，相互關心，互相幫助。這段友情30多年後仍讓他歷歷在目。
畢業時，他遇到了一件煩惱事：一心想回老家工作的他，被分配到了外地。儘管找了系裡的老師，但分配方案是不能改了。他晚上在教室門口遇到了張煒，張煒知道這件事後，安慰黃德民，並告訴他自己有個朋友在黃德民分到的地方做文化館館長。張煒寫了封信，告訴黃德民你到後去找他，有什麼困難叫他幫助一下。現在黃德民每每想到這件事，仍對張煒感動不已。
煙台師範專科學校是張煒文學旅程艱苦跋涉中出現的一個重要驛站，在這裡他從一名文學青年變成了青年作家。對於這所學校，用馬海春的話說」張煒對這所母校有一種特別的感念」。「他在那兒飽讀，充實，整理，做著各種準備，然後再次出發，義無反顧，一步一個腳印走向他的文學高原！」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1.柳新華主編：《難忘的一天——恢復高考35周年回眸》黃海數字出版社 2012年10月第1版
2.魯東大學老照片展(1930-1980) 魯東大學博物館
3.亓鳳珍 張期鵬編著：《張煒研究資料長編（1956-2017）》山東教育出版社 2018年9月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