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言｜|李繼宏：作為一種職業的文學翻譯

本文轉自：李繼宏公眾號

昨天做客大連外國語大學勵志講壇，和到場老師同學聊了文學翻譯這個行業的現狀。下面是講稿全文。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你們好。很高興能夠來這裡和大家見面。首先介紹一下我自己吧。我叫李繼宏，2003年從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到上海《東方早報》當記者。因為機緣巧合，2004年我翻譯了一本英文小說，後來從報社辭職，改去出版社工作，陸陸續續又譯了幾本書，其中一本在座各位可能許多人看過，或者至少聽說過，那就是《追風箏的人》。2007年夏天，我離開了出版社，成為一個專職譯者；2012年以來，主要是在翻譯一套叫做「李繼宏世界名著新譯」的叢書，這套書現在已經出了八種，有《小王子》《老人與海》《動物農場》《了不起的蓋茨比》《瓦爾登湖》《月亮和六便士》《傲慢與偏見》和今年7月剛出版的《喧譁與騷動》。我想結合自己過去十二年來當專職譯者的經驗，來談談文學翻譯這個職業。如果能夠給同學們一些啟發，那將是我最大的榮幸。

從職業的角度來說，文學翻譯基本等同於圖書翻譯。現在報紙和雜誌衰落得厲害，如果翻譯詩歌、散文和短篇小說，你可能找不到發表的地方。所以我們今天主要圍繞圖書翻譯來講，而在講圖書翻譯之前，我們首先要了解一點相關法律知識。

翻譯本質上是一種創作活動，它和寫作一樣，其智慧財產權受到法律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十二條規定：「改編、翻譯、注釋、整理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其著作權由改編、翻譯、注釋、整理人享有。」翻譯一本書等於創作一部譯稿，根據這條法律，譯稿的著作權歸譯者所有。

著作權是一個大概念，《著作權法》規定了17種具體權利，包括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複製權、發行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等。前四種權利叫做人身權，它們是絕對的、和權利主體不可分離的權利。也就是說，只要翻譯工作是你完成的，你便擁有譯稿的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至於複製權、發行權、信息網絡傳播權和其他權利，則屬於財產權，你可以通過轉讓這些權利來獲得經濟收入。這時候，我們就要談到翻譯作品著作權的特殊性了。

我們知道，翻譯作品是原作品的衍生物，所以儘管翻譯作品的人身權是獨立的，但其財產權卻受到原作品著作權的制約。《著作權法》第十二條同時規定，翻譯作品「行使著作權時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你想翻譯哪一本書都可以，但是譯完以後，如果你想拿譯稿去賣錢，首先有一個前提，就是不能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那麼怎樣才能不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呢？這要從原作品的著作權保護期說起。

《著作權法》第二十條、二十一條對原創作品著作權的保護期做了規定；簡單來說，原創作品的財產權保護期「為作者終生及其死亡後五十年，截止於作者死亡後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因而從財產權的角度來說，所有原創作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處於版權保護期內的，一類是版權保護期已經結束的；第二類作品也稱為公共領域作品。如果你翻譯的原作品已經進入公共領域，就是說，原作者已經去世五十年以上，那麼你對譯稿財產權的行使是不受限制的；出版機構只要取得你的授權，即可將其製作成圖書在市場上銷售。但如果你翻譯的原作品還在版權保護期內，會怎麼樣呢？這時候出版機構取得你的授權並不夠，還需要取得原作品權利人的授權，這通常需要版權代理機構來幫忙。

總而言之，譯稿的著作權是文學翻譯得以成為一種職業的基礎。現在我們知道，譯者通過勞動得到具備智慧財產權的譯稿，那麼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將智慧財產權轉變為經濟收入，這樣才能得到勞動報酬，文學翻譯才能成為一種掙錢的職業。在目前的中國，譯稿智慧財產權的買家是出版機構，包括國有出版社和民營出版公司。但譯者和出版機構的關係不是上游供應商和中游經銷商的關係，而是有點像來料加工貿易中的承接方和委託方，因為絕大多數譯者在這個過程中是被動的，通常是出版機構選定了原作品，然後再向譯者採購譯稿。所以文學翻譯這個職業，受出版業的影響特別大；出版業不僅掌控了定價權，甚至還決定了文學翻譯行業的規模，因為這個行業能夠容納多少就業者，取決於出版機構每年需要翻譯多少圖書。下面是我國2012年到2016年引進海外圖書版權的種數，數據來源是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歷年發布的《全國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不含港澳台地區和新加坡地區。

從上表可以看到，從2012年到2016年，我國一共引進了68450種外語圖書，平均每年引進13690種。如果一個專職譯者每年翻譯兩到三本書，那麼這個市場規模可以容納約4500到約6800名譯者。但實際上，目前大多數圖書是由兼職譯者譯出來的，他們或是大學老師，或是公司職員，或是出版社編輯，甚至是學生。像我這樣的專職譯者很少，雖然沒有全面的統計數字，但根據這麼多年來了解到的情況，我估計不會超過一百個。這是怎麼回事呢？原因主要有三個。

首先是文學翻譯整體收入水平偏低。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2016年5月，德國翻譯家協會發布了一項調查報告，他們分析過664份合同之後發現，譯者平均稿酬標準是每個單詞0.07歐元，1000個單詞70歐元，大概是人民幣560元；按照每天8小時翻譯1000單詞標準，譯者所拿的酬勞不足該國每小時9.19歐元的法定最低工資標準。美國的情況也是很糟糕。那邊有個老兄叫Alex Zucker，搞捷克文學的，拿過美國文學翻譯獎，當過美國筆會翻譯協會主席。這麼一個有成就、有名望的翻譯家，曾在個人博客上透露他自己拿過最高的稿酬是一個單詞0.15美元。一本書5萬個單詞，他要做三個月，但只能拿7500美元，算下來時薪只有15.62美元，還不如碼頭工人掙得多。

和歐洲、美國比起來，我國的情況只有更糟糕。2004年，我剛開始做翻譯的時候，通行的稿酬是千字60塊。我翻譯《追風箏的人》，稿費扣完稅剩下一萬一千多人民幣，那時候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還很高，8.3左右，大約摺合1300美元，所以國外同行聽了都說不可思議。近些年翻譯稿酬有所提高，國有出版社能給到千字120元，但這仍然遠遠不夠。有些民營出版公司比較有良知，像果麥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給譯者的稿酬標準是每千字200到500元。結合當前的物價水平來看，我覺得千字300元以上標準是合理的。如果譯者能夠爭取到這個稿酬標準，以每天翻譯2500字，每月工作20天計算，年稅前收入能有18萬，那麼應該會有更多人選擇成為專職譯者。

其次是譯者的社會地位很低。普通讀者看翻譯圖書，很少有人留意譯者是誰。中國古代最著名的翻譯家是誰大家知道嗎？是玄奘。但他著名，不是因為翻譯了佛經，而是因為他是孫悟空的師傅。中國現代最著名的翻譯家是誰？可能是傅雷。但他著名也不是因為他翻譯了一些書，他譯的書沒什麼人看，現在一年大概幾萬冊的銷量；他著名的原因是一個悲劇：他在文革期間自殺了。所以中國的譯者非但掙不到錢，也沒有名氣。

歐美的情況也一樣，甚至更糟糕，因為絕大多數翻譯圖書的封面上，連譯者的名字都沒有。我有個好朋友叫Bruce，他是美國人，專門把中國圖書翻譯成英語的。說了你們可能不敢相信，今年5月份，他在微信上給我發了一本新書的封面圖，很高興地說他的名字終於出現在封面上了，這大概是他翻譯的第五本還是第六本書。現在美國筆會翻譯協會有一個翻譯合同模版，其中有一條規定譯者的名字必須出現在封面上。這個合同的草稿在該條款後面加了一句很好玩的話，「譯者姓名字號不得小於作者姓名的60%」。後來他們自己可能也覺得好笑，把這句話去掉了。這方面我國相對好一些，至少大多數翻譯圖書的封面上是有譯者名字的。我曾經譯過一本社會學類圖書，書印出來一看，發現封面上我的名字甚至比作者的還要大。當然這也不太好，其實印一樣大最好。

普通讀者意識不到譯者的價值倒也罷了，更可怕的是有些出版社的編輯也好，管理人員也好，打心眼裡覺得譯者毫不重要。浙江有個出版社的副社長曾對記者說：「一本作品再暢銷，跟譯者也是沒關係的，那是作者的啊。」但是如果一本翻譯圖書銷路欠佳，這種編輯反過來可能會怪到譯者頭上，認為是因為譯得不夠好。

報酬少、地位低導致文學翻譯職業化程度不高；職業化程度不高反過來又影響譯者提升收入和社會地位。就像前面說過的，專職譯者很少，大多數譯者要麼在大學教書，要麼在出版社當編輯，又或者是在校學生，譯書是兼職做的。這造成了兩個嚴重的後果。如果一個勞動力市場主要由兼職人員構成，薪酬水平是很難提得上去的，因為從業者對這份收入的敏感度很低，爭取提高報酬的慾望也不會高。另一個嚴重後果是，兼職者因為要耗費時間和精力在正職上，投入在文學翻譯上的精力和時間不夠，翻譯出來的東西有可能很粗糙。做出來的東西很粗糙，作為採購方的出版機構也很難願意主動提高價錢，所以這形成了一個幾乎無解的惡性循環。

文學翻譯職業化程度過低最嚴重的後果是缺乏業內評價體系。拿職業籃球來說，我們知道姚明水平很高，因為他的職業收入和在球場上的表現遠遠超過國內其他球員，所以普通觀眾不會質疑姚明的專業水準。但文學翻譯的情況不同，國內外許多傑出的譯者，比如說莫言的英文譯者葛浩文先生，還有日本文學翻譯家林少華老師，常被一些讀者甚至同行嘲諷。在我看來，有些人嘲諷林老師的出發點是很可笑的，常常是因為不喜歡他的文風，有時候是因為林老師譯文中犯了小錯。這就像籃球觀眾因為勒布朗·詹姆斯在比賽時偶爾走步就嘲諷他不會打籃球一樣荒唐。任何一個行業要得到業外的認可，首先必須具備一套客觀的業內評價體系，而這恰恰是文學翻譯行業目前所缺乏的。缺乏業內評價體系是導致專職譯者稀缺的第三個原因，因為這個行業很難吸引新來者。人家一看，即使在這個行業做到最頂尖，比如說像林少華老師那樣，還是經常受到一些荒唐的責難，那麼難免要打退堂鼓。

聽到這裡，有些同學心裡也許在嘀咕：文學翻譯這麼糟糕，你還專職做了十幾年，這不是有毛病嗎？其實也沒有那麼糟糕啦。接下來我跟大家說說以文學翻譯為業的幾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你的勞動成果會累積，你今天的付出，可能在十年後、五十年後還能帶來直接的經濟收益，甚至可能惠澤子孫。多數職業沒有這個好處。比如說當教師，你今天給學生上了一節課，那麼你得到的直接經濟收益可能是一節課的課時費。到下學期，學校不會因為你今天上的這堂課而再給你一次課時費。但是當文學翻譯不一樣，你今年譯了一本書，把它賣給出版機構，拿到一筆錢。等合同到期，你還可以再賣一次，再拿一筆錢。比如說我在2004年翻譯了第一本書，叫做《維納斯的誕生》，是一本以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為背景的小說；那本書在2005年出版，我拿的稿酬是人民幣一萬多一點點。這本書2016年出了新版，我又拿了五萬塊稿費。當然不是每一種圖書都有機會出新版，但假定一個專職譯者每年翻譯三種書，做十年就是三十種，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再版機率，帶來的額外收入也是很可觀的。

第二個好處是不用過朝九晚五的生活，你居住的地方不受你的工作限制。每天通勤其實很辛苦，尤其是在大城市，花在上下班路上的時間往往超過一個小時；然後因為我們中國人實在是太多了，地鐵啊、公交啊在尖峰時段特別擠，開私家車的話或許遇到堵車，這一個小時的體驗不會太好。但如果你是一個專職譯者，就沒有這種煩惱了，你可以把別人上班的時間用來喝茶或者晨練，別人下班的路上你也許正在自己院子裡觀鳥。總之你的生活會輕鬆自在很多。另外你也可以選擇一個各方面都符合自己喜好的地方居住。前兩年有一個話題很熱門，叫做「逃離北上廣」；但大多數人也逃不了，因為離開現在生活的大城市，意味著捨棄現在的工作，什麼都要重新開始。但專職譯者的處境會好一些，在北京做翻譯，跟在大連或者西雙版納幾乎沒有區別。Bruce，我剛才提到那位好朋友，他就特別瀟洒，他今年9月去了坦尚尼亞的首都三蘭港，之前幾年曾經居住在西雙版納、深圳、香港、土耳其安卡拉、台南和馬來西亞檳城。我自己2014年去了英國，然後回上海住了幾個月，2015年又搬去美國，這中間並不影響譯書。甚至可以一邊旅行一邊工作；我翻譯的《喧譁與騷動》有一篇很長的導讀，其中一部分是今年2月和我太太去夏威夷的時候寫的。

但做文學翻譯最大的好處，我覺得是這個職業能讓你每天都有進步。許多職業所需知識和技能的邊界較為清晰，而且更新很慢，甚至完全不用更新。從事這些職業的人普遍不會主動去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因為這是人的天性，每個人都喜歡在舒適區裡面呆著。但做文學翻譯不一樣；無論原有的知識多麼淵博，在翻譯新書的過程中，總會遇到一些需要去學習的地方，所以每翻譯一本書，都意味著知識面得到一次擴張。像我因為翻譯《瓦爾登湖》，對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植物和動物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為了翻譯《傲慢與偏見》，我看了許多關於18世紀、19世紀英國的資料，當時英國人住什麼房子、穿什麼衣服、吃什麼飯、坐什麼車、多久洗一次澡、平均結婚年齡多少歲等等，這些要不是因為翻譯了這本小說，我想自己可能一輩子也不會知道。我還翻譯過一本書叫《窮查理寶典》，是美國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副主席查理·芒格的言論彙編，主要是關於投資理財的，所以我對美國資本市場的運作原理也有一些了解。如果你們問我，為什麼做了十幾年專職譯者依然樂此不疲，我想最大的原因就在於這個職業帶來的充實感：我感覺這十幾年來每一天都沒有虛度，都有進步。

另外一個好處可能是我的錯覺，但我認為也很重要，就是這個職業對國家、社會和讀者有用。往大了說，人類社會早已進入全球化時代，各個國家之間的交流不可逆轉地向著日益頻繁和緊密的方向發展，在這個過程中要避免誤判引起的衝突和戰爭，各個國家的人民需要相互了解對方的歷史文化和價值觀念。我們知道現在美國政府挑起貿易戰，使盡各種辦法想要遏制中國的發展，這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不了解中國人的歷史文化和價值觀念。而要了解其他國家人民的歷史文化和價值觀念，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是去閱讀他們的文學作品，但不是每個人都懂外語，懂外語的人也不可能懂所有外語，所以文學翻譯是很重要的。往小了說，讀者在看書的時候，也許會得到一些靈感、啟發、歡樂、慰藉，甚至得到一些實用的信息。我常常收到讀者寫來的電子郵件，有些讀者告訴我，他們每天晚上讀我翻譯的《小王子》給孩子聽，孩子很喜歡；有些讀者告訴我，他們曾經因為某些讓自己懊惱的行為而失去了一段友誼，但始終走不出主動修復關係的一步，看了《追風箏的人》以後又找回了往日的朋友；有些讀者告訴我，我翻譯的《與神對話》讓他們不再感受到孤獨、憤怒或者其他負面情緒；甚至有讀者告訴我，他們畢業論文的主題是分析我翻譯的某一本書。這些來自讀者的反饋讓我一直相信自己的工作特別有意義。

關於文學翻譯這種職業的基礎、現狀和利弊，大概就是這些。由於時間關係，今天就講到這裡。接下來我想聽聽各位有什麼問題或者想法，我們可以來做更多的討論。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