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有一道家喻戶曉的「中國菜」——左宗棠雞。弔詭的是，這道菜收復新疆的左宗棠本人沒吃過，遙遠的亞細亞的中國人也沒吃過。但美國人覺得這是特正宗的中國味兒！
這種文化的「他者」想像，不僅體現在飲食文化上的錯位，在電影里也不斷上演著「我以為就是他以為」的誤會。
改編自華裔作家關凱文同名小說的電影《摘金奇緣》，8月15日上映後隨即拿下北美地區當周周末票房冠軍，如今已順利成為北美票房最高的全亞裔電影。如此「揚眉吐氣」的盛事，自然也引發國內強勢圍觀，如今該片已定檔11月30日在內地上映。
距離上一部全亞裔演員陣容的好萊塢影片《喜福會》，已經過去了25年。而在如此之長的時間裡，電影技術不斷發展，大眾對電影的消費口味持續改變，好萊塢主流電影對亞洲人的「想像」仍然只取得了「有限」的進步。
電影《喜福會》
在一個新加坡富人社群里，朱瑞秋的美國人身份和中產家庭屬性，成為本片最大的戲劇衝突。《摘金奇緣》在宣傳期間，一直把「全亞裔演員陣容」作為賣點，捆綁著各位演員在好萊塢打拚的艱辛故事，將電影推銷給有相似困擾的亞裔觀眾，同時也刺激著非亞裔觀眾的好奇心。
影片的意外走紅為北美夏季電影季的收官掀起高潮，受到影評界和觀眾的好評，被認為是體現好萊塢多元化趨勢的代表作之一。作為典型的ABC，導演朱浩偉並不是最前沿的電影人，卻用敏銳的「文化嗅覺」完成了又一次對美國主流思潮的「獻祭」。
這部電影以戲謔輕鬆的角度，描述了亞洲富豪生活，恰恰表現的還是如今歐美人士對於亞洲人的一致看法：「既有錢，又吵鬧」。在我看來，儘管亞洲美食令人垂涎三尺，婚禮場面美得令人落淚，但本質上還是一盤「左宗棠雞」。
亞洲富豪不差錢
《摘金奇緣》講述了紐約大學經濟學女教授朱瑞秋，隨男友楊力前往新加坡參加好友婚禮的經歷，不曾想到男友竟是富二代，此次出遊意外地成為「會見異國婆婆」的瘋狂之旅。
英文片名《Crazy Rich Asians》（瘋狂有錢亞洲人）恐怕很難引起中國本土觀眾的好感，但是換成《摘金奇緣》無疑是「拜金」的進階說法。儘管因金而起，但是這戀情不俗氣啊，奇緣！
影片開頭楊紫瓊飾演的楊夫人在外國酒店遭遇歧視，而又靠金錢「挽尊」的情節，雖大快人心，卻透出老套的悖論邏輯——有錢的亞洲人用錢買尊嚴，沒錢的亞洲人繼續被歧視。
當亞裔努力與貧窮劃清界限，想向全世界宣告我們「不差錢」的時候，其實就已將自己擺在了劣等的位置。《摘金奇緣》這種「麻雀變鳳凰」的故事，放在90年代的好萊塢喜劇里都會顯得格外「老土」。但經過導演的妙手回春，安上一個「黃種殼兒」，立馬贏得美國主流輿論的自吹平等的高潮。
在導演的思維里，橫亘在朱瑞秋和楊力兩人愛情之間的，是一道艱難的選擇題，如果兩人選擇了不同的答案，那麼他們便無緣美滿結局。雙方都需要在兩種截然不同且無法相融的生活方式間做出選擇。
女方的兩難在於，是順應新加坡富人家庭對於女性相夫教子的要求，成為一個把家庭利益置於個人幸福之上的好妻子？還是在紐約繼續經營自己的教書事業？
而男方則搖擺於，是服從家族意志，接下經營家族企業的使命？還是解除束縛，和女友在紐約攜手奮鬥？影片最後，朱瑞秋不僅堅持了她的個人主義，拒絕為龐大的家族犧牲獨立與自由，還成功讓未來婆婆最終妥協，為自己贏得了幸福。
艱難個屁啊！要麼結要麼不結。平心而論《摘金奇緣》這種婆媳大戰的精彩程度，放在國產家庭劇里，處在被吊打的水平。它的成功在於，劇中的亞裔從頭到腳到思維方式都和亞洲的本土親戚毫無關聯。
楊力看似是其母親和女友所爭奪的對象，實則是個無用的「道具」。他的選擇依賴於兩個女人的意志，母親的角色代表通過堅固的家庭制度而建成的親緣關係，而女友的角色則彰顯著家庭因愛而存在的原則，最終母親輸給了女友，《摘金奇緣》的故事內里依舊是美式價值觀獲得了優勝。
身份認同的困境
在《摘金奇緣》之前，上一部引起廣泛關注的華裔電影是1993年的《喜福會》。電影直觀細膩的描摹了中美語境下女性，在文化變遷中經歷的傷痛與覺醒、衝突與融合，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為俞飛鴻打電話
《喜福會》中，華裔母親各自經過傷痛和抗爭後，帶著對幸福生活的殷切期望來到美國，在她們看來，美國是一個不復專制父權的，自由而廣闊的生活空間，通過個人的努力勢必會過上渴望的生活。
但是事與願違，在這片將所有白人之外的民族都視作少數民族的國度，她們面臨著種族和性別的雙重歧視。加上難以用流暢的英語與他人溝通，且腦海中根深蒂固的中國式的處世哲學，導致她們長期游離於美國社會的邊緣地帶，過著地位並不高的生活。
為了生存，她們選擇忘記身份，並努力與這片國土上的異質文化求和，她們學會了用簡單的英語和當地人交流，但她們卻很難跨越文化的隔膜完全融入美國社會。
她們既遺失了在中國穩定的文化系統中形成的文化身份，又不能融入白人至上的美國文化從而獲得新的文化身份，因此，她們只能在文化的錯位與糾纏中搖擺生存。
她們建立了 「喜福會」，通過舉辦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聚會，來製造一種文化隔離。企圖將自身與異族文化短暫地隔絕，悉心保存著屬於自己的獨立與快樂，然而只不過是一種心靈的慰藉罷了。
在中美文化夾縫中艱難求生的華裔母親們，將全部的期冀寄託於女兒們身上。又不自覺地採用中式教育理念，對待本身就對中國文化備加排斥的女兒們，導致母女間矛盾重重、衝突頻發。
電影中，女兒輩的Rose自我定義為美國人，但這並沒有得到主流白人群體的全面接納。Rose男朋友Ted的媽媽在第一次見到她時，委婉地指出他們不可能接受一個東方人作為Ted的妻子。
「甄嬛」鄔君梅
雖然Rose仍然嫁給了Ted，似乎成功融入了美國主流社會。然而可悲的是，婚後的Rose對丈夫表現出來的完全是中國式妻子的溫順、服從和沉默。幾乎喪失了美國文化中男女平等、獨立自主的主體性意識，最終招致Ted的不滿和出軌，婚姻一度瀕臨崩潰。
Rose的悲慘遭遇表明了，東西方文化對立境遇下成長起來的華裔女兒們，對東方傳統文化的對抗，和對美國主流社會的追隨的雙重失敗。
工具化的女性華裔
《喜福會》和《摘金奇緣》的均體現了他者視角下工具化的女性華裔形象。在此類電影中，東方女子通常溫婉順從，缺乏張揚的個性，在遇見西方男子時身處逆境，而西方男子則被塑造成拯救者一類的角色，性格勇猛正直，帶她脫離苦海。
《蝴蝶君》
薩義德曾說：「西方文化中一切關於亞洲的虛假和理想化的形象，都只是歐洲和美國的殖民帝國主義的野心的證明。」而這種「虛假和理想化的形象」，都源於他們作為白人和強國的地位優越感。
這一主題在1993年的《蝴蝶君》中被較為深刻地探討，正如宋麗伶在審判中的那一段嚴厲控訴：「西方總認為自己是男性的——強大的武器，強大的工業，強大的資本——而東方是女性的——是纖弱的。我身為一個東方人，（在他們看來）我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男人。」
1992年讓·雅克·阿諾導演的《情人》講述了20世紀30年代，法國少女與中國闊少在越南西貢發生,的愛情故事。
《情人》：梁家輝
那個年代，中國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下屢戰屢敗，喪失主權，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持續下降。男主人公雖然家財萬貫，但在一貧如洗的白人女主角面前，還是感到低人一等。
《情人》中明明相愛卻難以相處的戀人，恰恰代表了中西方文化的互斥性，影片強調的是中國與西方的文化衝突，結尾通過男女主人公矛盾加劇最後天各一方，落在了悲觀的「衝突無法調和」論調上。
2005年的丹麥電影《中國先生》：中餐廳老闆拜託常客肯德，和自己簽證即將過期的妹妹玲假結婚，以使後者獲得合法居住權。
玲不會說外語且性格內向，「嫁」過去後幾乎全天候地照料肯德的飲食起居。精緻的中式餐點和刺繡繁複的生活用品，無不塑造著一個傳統又典型的東方女性形象。
2014年的英國電影《輕輕搖晃》則以家庭作為切口展現了中西文化在小視野下的交流與碰撞。電影講述了一對華裔母子從柬埔寨移民到英國，當兒子因為一場車禍意外去世後，他的室友理察向母親珍伸出了援手，可是珍並不知道自己的兒子是同性戀，而理察其實是兒子相處多年的男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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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安排暗示了中西文化衝突並不能通過簡單的對話溝通抹除，文明交流的複雜性是深層次的，比表面上的更加棘手，《輕輕搖晃》傳遞了這樣的主旨，即中西文明可以基於平等和交流層面的互相接觸，但達到相互理解還需藉助特殊的媒介（比如電影中的家庭），並且這一過程是長期又曲折的。
通過梳理這些形象，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西方電影中的華裔女性都是西方白人男性眼中的「他者」。他者的優越地位歸屬於強勢的西方話語體系，在這一體系下與具有複雜人性的真實的中國人形象相去甚遠，使得華裔角色塑造流於表面。
在電影中，西方文化承擔了注視者的角色，華人形象則以被注視者的他者身份出現。在這種注視中，作為一種社會集體想像物的華人形象，顯示出的其實就是想像者的觀念意識將啟蒙教化和拯救。
從《蝴蝶君》到《喜福會》再到《摘金奇緣》，被納入西方審判體系下的中國，華人總會以三種形象在熒幕上出現：
一是作為落後地區的人民、對西方強權逆來順受的弱者；二是因文化差異與西方當地人產生劇烈衝突矛盾的邊緣人；三是在西方男權導向下，以華裔女性為特別代表的順從的人。
絕大多數美國人不知道左宗棠
這些富有偏見性的角色以影像為載體在國際上有更強的誤導性。這種「誤導」的後果 , 不僅在於真正的華人形象被誤解 , 還在於被誤解的形象很難在現實中消解，如同一盤盤在唐人街經久不衰的「左宗棠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