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我國佛經翻譯史上最重要的兩位譯經大師,鳩摩羅什和玄奘都具備極高的雙語能力和佛學素養,但兩者所採用的翻譯方法等有著極大的差別。本文主要從翻譯開展方法、以及對佛典原文、可讀性的處理等具體方法這幾個方面對兩位大師進行了對比研究。
關鍵詞：鳩摩羅什344；玄奘602年；翻譯方法比較研究
1. 引言
談及佛經的翻譯，我們就不得不先提及鳩摩羅什和玄奘兩位大師，他們兩位都具備極高的雙語能力和佛學素養,在我國佛經翻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關於鳩摩羅什在翻譯上的造詣，《維摩詰經序》中是這樣評價的:「其文約而詣，其旨婉而彰」，他的譯文既實現了表征上的可讀性，又傳遞了佛經的教化內容，做到了二者的結合與統一。而玄奘法師對於佛教在中國的成形，可謂功勳卓著，影響深遠，他也因此得到了「三藏」的美譽，著名漢學家阿瑟·韋利則稱其是「真正的，劃時代的『三藏』。梁啟超在《翻譯文學與佛典》中也曾提及玄奘的佛經翻譯時說:「若玄奘者，則意譯直譯，圓滿調和，斯道之極軌也。」這兩位都是譯經大師，玄奘被認為是「新譯」的傑出代表，而鳩摩羅什則是「舊譯」當中的佼佼者，顯然，一「舊」一「新」，表明二人在佛經翻譯中有相異之處，當然，也還是可以找到二人的共同之處，本文就將對兩者翻譯方法中的相同和不同之處進行分析比較。
2. 翻譯的開展方法
鳩摩羅什和玄奘開展佛經翻譯的方法都是利用譯場作為翻譯場所，除了由他們在譯場中擔任翻譯活動的主體之外，還有大批的高僧大德協助其進行翻譯，這也保證了他們佛典譯品的數量和質量。鳩摩羅什的長安譯場，據《高僧傳》卷二《晉長安鳩摩羅什傳》記載，共有八百之眾，實際上則遠不止於此。鳩摩羅什自稱「弟子三千」，他的弟子僧肇在《梵網經序》也證實了這一說法。因此，翻譯的規模自不必說，目前現存的經卷就有三十九部，另外，質量顯然也得到了保證。這些僧眾當中可謂人才濟濟，他們當中有很多人都是雜家，不僅懂得佛學，其他中國傳統學問也有所涉獵，也這是這些高僧與羅什一起字斟句酌，探討佛典本旨，探尋語言的最佳表達方式。這樣規模的，這樣人才濟濟的、高手如雲的翻譯主體採取這樣的方式，想必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證譯文的質量。
玄奘
而玄奘在譯文數量和質量方面甚至是鳩摩羅什也無法比擬的，他的翻譯可以說達到了佛經翻譯史的頂峰，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譯場。據《續高僧傳》的記載，玄奘譯場的翻譯主體也是一個龐大的僧團，且各有分工。這些佛教精英，分工詳細，各司其職，保證佛經翻譯的質量: 主譯人在翻譯的過程中，旁邊有證義，以對照主譯人的譯文與原文，如有出入，可與譯主共同商定，另外還有證文，在譯主朗誦梵文時，注意是否與原文存在出入，其後，還有人負責中文的潤色，甚至還有人專門負責最後對譯文進行反覆誦讀，確保所譯佛經朗朗上口。
然而，其中還是存在一些不同。鳩摩羅什的譯經主要是將譯經與講經相結合。作為譯主，鳩摩羅什通曉經典內容，所以既是翻譯主持者，又擔任了經典的講解者和討論的主持人，參與者不僅可以聽講，還能提出質疑並參與討論。這種翻譯形式使得羅什譯著的經典中對於許多佛理的研究多融入了他自己的思想，而不再是對於原著完全呈現。此外，由於其在譯經初期對漢語不夠嫻熟 ，所以在譯經過程中還是會受到門人的協助，而這些參與譯經的僧人熟知中國傳統儒道文化，通過他們的筆受與潤色，不免會加入個人對佛經先入為主的見解，這些都影響著羅什的譯作。
鳩摩羅什
玄奘作為中國本土人，諳熟佛教教義且精通梵漢兩種文字，因此他不需要像鳩摩羅什那樣依賴中國助手才能譯得比較暢達。玄奘所主持的譯場，與鳩摩羅什時期的譯場相比，廢除了既譯經又講經的形式，使「譯場」成了名副其實的專事翻譯的場所。此外，在組織方面也更為健全，單是翻譯的職司多達十一種，譯經組織分工明確，譯經節奏更加緊湊，譯經效率更加高效，譯文就更加完善了。
3. 具體的翻譯方法
3.1 對佛典原文的處理方法
佛典原文與漢文的一大差異就是：漢語在表達上一般簡單明了，而原典經文則注重華麗的辭藻和反覆吟唱，已經說過的事情,在說另一件事情的時候卻又被重複，而且不乏卷帙浩繁的作品，洋洋洒洒幾十萬言。在對待原典的這一個問題上,鳩摩羅什的觀點是：「既覽群經，義多紕繆，皆由先譯失旨，不與梵文相應」，所以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刪繁就簡。羅什主張意譯，用簡潔的語言來傳達經文內容，並適當簡化譯文以符合中國人的習慣，使得其與舊本相較而言，簡潔流暢。在譯《大智度論》時,羅什甚至大刀闊斧,「三分除二」之後,僅得一百卷。而玄奘卻是小心謹慎地對待這一問題，不願刪略梵本，主張直譯，忠實原本，將梵本中反覆吟唱的部分逐一翻譯，不惜使文本顯得繁冗。比如對《大般若經》的翻譯, 該經梵本一共有二十萬頌，可謂卷帙浩繁，玄奘卻是嚴格按照原本的數量來翻譯，譯了六百卷，沒有刪略。又如，同為《金剛經》譯本，羅什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5178 字，而玄奘本《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則有8208 字，同一部經典卻有近三千餘字的差別。除此之外，鳩摩羅什翻譯出來的《心經》、《維摩詰經》、《阿彌陀經》等經書，每一本都比玄奘的相應譯本要短。鳩摩羅什自己也說過他一生當中翻譯的經論中只有《十誦律》沒有經過刪減，其它的都是經過刪減了的。總結來說，鳩摩羅什的翻譯風格就是刪減壓縮，而玄奘則比較忠實於原文，沒有對經文做出太多的刪減。
直譯意譯作為方法來說本身沒有對錯之分，重點在於應用於什麼樣的文本，什麼樣的句子甚至什麼樣的詞，對於佛經這樣經典重要的作品，一旦被大篇幅的意譯就失去了本身許多的意味了。就像論語若被大量改寫成白話再意譯並大量刪減，其實就不是翻譯，而是在創作了。而對於譯者來講這兩者之間的平衡必須做好，主要是翻譯，在一定程度上進行再創作，而這些再創作也應該是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切換的，比如新聞類翻譯，有的時候就要考慮到本國國家的一些立場來改變措辭，而商務翻譯中則要求儘可能的絕對精確。
3.2 可讀性的處理方法
鳩摩羅什和玄奘在翻譯中都把很多精力放在譯文的可讀性上。鳩摩羅什生於龜茲國(今新疆庫車一帶)，9歲時隨其母去往天竺拜師學法，3年後返回龜茲，因此，印度和龜茲兩種文化的薰陶對鳩摩羅什的譯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印度文藝傳統崇尚音律，佛學典籍也不例外，所以梵語佛經讀起來餘音繞樑，韻味十足。此外，的出生地古龜茲國也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他們在音樂領域的較發達，對漢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是在這種重視音律的環境潛移默化、耳濡目染地影響了鳩摩羅什，使得他在佛經翻譯中極其重視譯文的可讀性，竭力確保譯文朗朗上口，富有音樂感。梁啟超在《飲冰室合集·專集》中評論鳩摩羅什翻譯文體對中國文學發展之影響時說道: 「即宋元明以降，雜劇傳奇彈詞等長篇歌曲，亦間接汲佛本行贊等書之流焉。」注重譯文音樂感的審美意識，不僅來源於鳩摩羅什的個人經歷，同時他也是為了更好地傳播佛學理論，因為，朗朗上口的佛經有利於修行者識記與修持，同時，富於樂感的偈頌也是佛教儀式上的必需品。
與鳩摩羅什相似，玄奘同樣注重譯文的可讀性，在玄奘指導的譯場中，有若干分工，而其中有一道分工叫做「梵唄」，這一分工的職責就是負責將譯文一唱三誦，翻來覆去，至朗朗上口為止。另外，玄奘本人由於梵、漢雙語俱臻化境，所以在翻譯梵文原本時，能夠在儘量無損原文意義的情況下，將原文轉化成他所擅長的六朝文體，這一點可以從他譯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有所發現，例如其中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每一句間鉤鎖連環，邏輯分明，這種緊密嚴謹的六朝文風，讀起來，自然是節奏感強，富有音樂感。這樣一來，自然也是利於僧眾的誦讀與修持。
4. 總結
鳩摩羅什和玄奘雖然身處不同的時期，但他們分別將印度的中觀學派和唯識學派的思想傳播到中國，為後世中國佛教學派和各宗派的奠立與發展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他們所譯的經典，對佛教文獻的中國化添磚加瓦。他們弘揚大乘佛教，有計劃、系統地翻譯大乘典籍，奠定了漢文大藏經的體系結構，為中國佛教史與中國哲學的發展做出貢獻。他們不斷總結前人及自己的譯經經驗，形成的譯經方法及理論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對我國譯經事業的發展和當今翻譯實踐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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