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綱領性文件，首次提出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其中一項核心要求就是全面貫徹證據裁判原則。
證據裁判原則是法治國家的基本司法原則，是訴訟進步與司法文明的重要標誌。其基本要義，一是認定案件事實，必須以證據為根據；二是沒有證據，不得認定案件事實，這是嚴格公正司法的重要基礎和必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剛剛核准死刑的被告人趙志紅案，就是嚴格貫徹證據裁判原則的公正裁判。
證據裁判是嚴格公正司法的基石。證據是證明案件事實的唯一手段，是案件的基礎，是審判的核心。刑事訴訟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其中，「以事實為根據」，就是「以證據為根據」。證據是正確處理案件的質量保障，證據基礎不紮實，案件質量難以保證，嚴格公正司法無從談起。刑事訴訟關涉公民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的限制或剝奪，要嚴格遵循法律規則和法定程序，強化證據裁判，防止主觀臆斷、「拍腦袋」斷案，從源頭上嚴把證據關和事實關，做到一切靠證據說話，夯實事實證據基礎，才能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
最高法院基於對證據的嚴格審查和依法運用，認定被告人趙志紅實施作案17起，對原判認定的其餘4起犯罪不予認定，是對證據裁判原則的嚴格貫徹。定案靠的是證據，不定也是因為證據，切實做到了靠證據說話、依證據裁判。
證據裁判要避免「口供至上」。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是證據裁判原則的核心要求，也是防範冤假錯案的關鍵所在。口供，在刑事訴訟法中被稱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是法定證據形式之一。口供獲取便捷、直接反映案情，有其獨特的證明價值和優勢。長期以來，「口供至上」「口供主義」辦案模式大行其道，甚至出現「無供不立案」「無供不定案」的現象，口供成了刑事證據中的「無冕之王」。同時，口供存在反覆性、易變性的問題，證據運用存在巨大風險。被告人非自願、虛假供述，是以往冤錯案件發生的重要原因。
正因為此，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對案件的判處要重證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貫徹證據裁判原則，要建構以客觀性證據為核心的審查判斷證據的方法和模式，堅決糾正「口供至上」「口供主義」種種做法，對口供審慎採證。
趙志紅案中，最高法院不予認定的4起犯罪事實，均系趙志紅主動供述，但指向其作案的證據僅有供述，且部分情節供述前後不一、供證不相印證，裁判沒有先入為主，而是嚴格遵循法律、堅守證據裁判，值得肯定。
證據裁判要堅持法定證明標準。認定事實的證據，必須達到法律規定的證明標準。證明標準是檢驗案件質量的試金石，它既是衡量控方是否適當履行舉證責任的尺度，也是檢驗法官認定案件事實是否達到法律要求的標準。刑事證明是相對的，沒有證據不能認定案件事實，有了證據也不一定就能認定有罪，如若證據不足，就應當不予認定。
證明標準是防範冤假錯案的法律底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是唯一的證明標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以任何理由降低標準，被告人認罪的案件也不例外。必須貫徹證據裁判原則，辦案機關要依法全面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依照法定程序認定和採信證據，堅守法定證明標準。不能因為被告人認罪，就降低證明標準，對疑案降格認定處理。
公平正義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線。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法院依法糾正了聶樹斌、呼格吉勒圖等一批重大冤錯案件，讓公平正義最終得以實現，有力維護了法治尊嚴。作為「呼格案」的「疑似真兇」，趙志紅案的審理一直備受關注。如果說，對「呼格案」的改判，彰顯了人民法院堅持證據裁判、疑罪從無原則的責任擔當，那麼，對趙志紅案的最終裁決，展現了人民法院落實證據裁判、堅守法律底線的司法定力，都是嚴格公正司法的生動實踐，是推動法治進步的堅實步伐。
來源：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
作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樊崇義
編輯：冼小堤